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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兜不住火了

勤政是清代康、雍、乾三代君主的共同特点。乾隆每天起得很早,他起来上朝,在军机处值班的官员必须第一时间赶往上朝地点随侍,其办法是听鞭炮声:自乾隆出寝宫起,每过一道门就要放一声鞭炮,听到鞭炮声由远渐近,便知道皇帝快要到了。

当值班官员听到鞭炮声渐近时,天都还黑着,要等点着的蜡烛消耗寸许,才会迎来天明。军机处共有十余人值班,五六天轮一早班,已经觉得非常辛苦,乾隆却是天天如此。

按照上朝的朝仪,应该是大臣们都到齐了,皇帝才出来见他们,但乾隆起得实在太早,当时能够使用的多为先朝老臣,雍正生前甚至特许他们可不出席早朝,这些人因此养成了习惯,早上比年轻皇帝还起得晚,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乾隆让太监们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才得以聚齐。乾隆当然很不高兴,可碍于众臣皆为老资格的长者,不好当众发火,于是只得用引经据典、旁敲侧击的办法来进行提醒。

大臣们早朝迟到,到各衙门办公自然去得更晚。有一次,乾隆天刚亮就起身批阅送来的奏章,批完后他突然想起几天前曾让部院大臣们推荐督抚、尚书和侍郎人选,有些事情尚需当面探讨,为此便派太监通知大臣们来见。此时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但乾隆耐着性子等了好一会儿,居然一个大臣都没露面。

六部官署在紫禁城外,尚书们来晚尚可以推说走路费了时间,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地点就在紫禁城内,本应召之即来,乾隆问太监怎么回事,太监报告说大学士们当天其实根本就没来紫禁城办公。

这下乾隆可再也兜不住火了,他当场勃然大怒,命令立刻把大臣们统统找来。在后者姗姗来迟后,他非常愤怒地训斥道:“所谓每日入署办事,原来都是粉饰之辞!你们身为大臣,本应用早朝勤政的道理来对朕进谏劝导,如今却自己先偷起懒来,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大臣们被训得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从早朝开始,乾隆一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在处理政务上,不是批阅奏折,就是接见官员和与大臣们议事。这还只是平常的作息,如果有战事、河工、赈灾、祀典等重要政务插进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半夜三更接到紧急奏报,身为皇帝也要马上披衣起床进行处理,待军机大臣闻讯赶到值宿处时,乾隆往往已经看完奏报,与值班官员讨论了很久。

乾隆处理政务很精细,从中央到地方,从宫室内部到一县甚至一村、一乡,凡涉及有疑问的地方,他都务必要亲自调查、过问和决断。

乾隆元年夏天,天气酷热,满人来自关外,都特别怕热,乾隆生前甚至还患有严重的畏暑症。乾隆当然也难受,但他当时尚在孝期之内,不好搬到京外去住。六部大臣担心皇帝在这种情况下过于烦劳,于是就在奏闻时只奏闻他们认为重要的事,引见官员时也只引见他们认为重要的人,而准备将次要的人、事,留待秋后再说。

乾隆知道后很不满意,谕令大臣们说:“朕办理天下事务,寒暑有所不避,岂肯自图晏安。”他指示六部大臣不管天气有多炎热,都不要故意拖延人、事的办理,“可照常奏事引见,不必有意减少”。

乾隆的业余生活并不如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不爱饮酒,也不喜欢轻歌曼舞,生平的爱好就是写诗、游景和收集古董文玩。乾隆初年,因为刚刚即位,所有国务都需要一个加以熟悉的过程,所以他连诗都写得很少,也不经常出外巡游,和他父亲当年一样,几乎整天都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文牍奏折之中。

《心写治平图》中的乾隆肖像画创作于乾隆元年,画中的乾隆冷静而充满自信,恰为同时期其心态和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顺治、康熙即位时都尚年幼,雍正即位时则已经四十多岁,而乾隆即位时为二十五岁,正值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黄金年龄,加上自幼接受骑射锻炼,身强体健,因而尽管事务繁杂,但他依旧保持着极高的处理效率。

至乾隆元年以前,绝大多数雍正年间的政治积案就都被乾隆处理完毕,所有涉案人员,上至皇族成员,下至政府大吏、八旗将领、降革官员、士民文人,能平反的平反,能释放的都释放了。1737年,乾隆谕令将十叔允䄉、十四叔允禵予以释放,并“赐予公爵空衔,不必食俸,仍令在家居住”。

重审积案和更新政策,使得原先紧张的社会气氛得以缓解,仅以“博学鸿词”科的举办就能看出民心的变化。此科本是康熙笼络和安抚明朝遗民,以及振兴文教的一项创举,雍正曾特谕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词,表示自己要御试录用,但却未有下文。

乾隆继位后让各地加紧办理,三个月后,各省推荐上来一百多人,比康熙朝还多几十人。这一雍正生前未能办成的事由此再见重光,乾隆亲自主持考试,从各省推荐的士人中挑选了十五人,其中名列一等,被授翰林院编修的刘纶、杭世骏等后来都成了乾隆朝名臣。 2XHMyj9cQHhbnUR3u0jInMeUymrSgMqe1pt93bev3QnE40aqByRcibW56PgyY/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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