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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登基当天，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名，将“弘历”一词律改成“宏历”。乾隆不以为然，认为历代虽然都讲究避讳，但所谓避讳不过是“文字末节，无关于大义”，没必要太当回事。他指示，今后如果谁碰到要写“弘历”，都不必加以避讳，实在有臣工名字与他相同，不避讳又觉得于心不安，也不妨进行变通处理，“上一字着少写一点（弘缺末笔），下一字将中间禾书写为木（历作曆）”。
御名问题显示出新皇要按照自己的一套来行政了。就在乾隆登基前，清廷向全国颁布了雍正遗诏，其中收录了雍正五年前病中的“面谕遗诏大意”以及密旨诏书的主要内容，但有一部分却不是雍正的原话或原意，而是乾隆以父之名，自己加上去的！
皇子时代的乾隆虽然口口声声说将来要遵奉雍正教诲，继续维护严政路线，可实际上那只是为了自保所做的掩饰，如今父死子继，终于为他理想中的政治方案迎来了付诸实施的契机。另外，雍正尸骨未寒，乾隆也并不愿意伤害亡父及其所留下的亲信大臣们的感情，如果政局因此出现任何不安定的征兆更非其所愿，为此，他着实动了一番脑筋，让已经瞑目的父亲代自己发表政纲，是他当时能够想出的最佳办法。
经过精心构思和运笔，官方遗诏中的雍正摇身一变，成了宽严相济政治的倡导者，其观点为宽、严都是君主必要的施政手段，两者互相补充，交相为用。他之所以要大力推行“威严政治”，也并不是主观上非要这么做不可，而是看到一段时间里“人心浇漓，官吏营私”，为了“整饬人心风俗”，才不得不改宽政为严政。
有了这样一番铺垫后，再让雍正代言宽政也就不让人觉得突兀了。“雍正”在遗嘱中说，严政本来就是不得已的暂时办法，如今人心已知戒惧，继承者应负责把他执政期间的严政重新改为宽政。
借助于雍正遗诏，乾隆把自己的政纲定位于宽严相济政治，在讲话中提出：“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他还将父祖的政治特点及其利弊做了对比分析，指出各朝施政都是形势使然，既不是随意采取的政策，也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康熙时“与民休息”，晚年却“多有宽纵之弊”，雍正时就不得不下猛药“整顿积习”，但这又导致“多有严刻之弊”，于是到他乾隆当政，就不能不用宽仁政策来予以纠正了。
允禩案是雍正王朝最有代表性的头号大案，也是皇族内部关系紧张的源头，乾隆早在青少年时期对该案受害者的遭遇就已暗暗地深表同情。1735年11月8日，他发表讲话，将宗室内部的“亲亲睦族”上升到治国之道的高度，训斥十四叔允禵之子弘春、三伯允祉之子弘景“不孝不悌”，原因是两人看到父兄被削爵囚禁，不但不悲伤，反而看起来还很高兴。乾隆认为弘春、弘景等人“互相排挤，不知向善”，正是这些不肖之徒把皇族风气给搞坏了。
显然这是乾隆在为平反允禩案制造舆论，但由于不能损害雍正的形象，所以只能把小字辈推出来当典型。讲话结束后，他便静待有人上奏，好宣布重审允禩案，孰料十多天过去了，朝堂之上仍没有一个人提到允禩案，更别说要求对此案进行重审乃至翻案了。
说奇怪也不奇怪，允禩案由雍正亲自处理，且主犯允禩、允禟死去多年，已经是盖棺论定，即便乾隆自己，遇到雍正的责任问题也还得绕着走，更遑论他人。
见得不到响应，乾隆只得退而求其次，从受株连被消除宗籍的堂兄弟们身上寻找突破口。11月21日，他在谕旨中表示，允禩、允禟固然罪有应得，但其子孙皆为康熙血脉，若使其永失皇室尊严、待遇，一如庶民，惩罚显得过重，所以应让他们复归宗室。他谕令九卿议奏此事，并且说：“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暗示众人在讨论时可以不用顾忌先皇，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
乾隆的话固然没错，当初监禁致死允禩、允禟，以及将其子孙削除宗籍，确系“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可如果不是雍正授意乃至命令，又岂会出现这一局面？此事尽人皆知，现在乾隆说要对允禩、允禟的子孙从宽处理，这当然没问题，但究竟从宽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既使新皇满意，又让先皇的面子上过得去，则谁都心中无数。
清代皇族成员腰上都会系一条带颜色的带子，血缘近的系黄带子，称“黄带”，血缘远的系红带子，称“红带”，红带所享有的特权较黄带少，而且无法染指宗室爵位。复归宗室必然要重赐带子，九卿商量来商量去，有人说要赐黄带，但马上又有人觉得过于从宽，应赐红带，就这样“旋议旋改”，游移不定，致使讨论了一个月也未有结果。
球重新踢到乾隆脚下，乾隆解决此类问题相当果断，用一个前朝先例便一锤定音地结束了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