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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去世前，清廷实际处于两线作战，同被牵制的困境，与西北对准噶尔部用兵相比，西南的“苗疆用兵”也一点儿都不轻松。
自元明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聚居区普遍都实行土司制度，土司拥有大量世袭土地，并强迫土民为其农奴，耕田纳赋当差。到了清代，在雍正支持下，鄂尔泰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将土司予以罢撤，转由中央派流官直接进行治理。
改土归流要动的是土司的“奶酪”，土司们自然不会买账，鄂尔泰以武力为后盾，剿抚并行，这才使改土归流得以推行开来。然而由于西南局势复杂，改土归流在各地执行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在贵州台拱、上下九股、古州一带地方，改土归流实施得最晚，彼时鄂尔泰已经奉命入朝，继任官员把改土归流看得过于简单容易，除了添设流官、派驻军队以外，未做更深入的调研和部署，致使当地歼余的土司势力仍然很大，从而造成了后患。
雍正末年，看到新派的流官在征粮中作威作福，欺压苗民，土司们趁机以“出有苗王”相号召，煽动苗民围攻官兵、破坏驿站，进而向附近各州县发动进攻。在不长的时间里，叛乱便以燎原之势迅速向贵州全省蔓延，造成了“逆氛四起，奔救不遑，驿路阻塞，省城戒严”的紧张局势。
为了平息叛乱，雍正从各省调兵三万余人进剿，同时成立办理苗疆事务处，任命当时还是皇子的乾隆以及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特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直接赴苗疆指挥平叛。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前线却陷入了“以汤止沸，沸愈不止”的怪圈，中央政府因而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朝中群情汹汹，对改土归流政策进行指责的论调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连将改土归流视为自己一大功业的雍正也产生了动摇，他在与乾隆及其他王大臣商议时，叹息自己对苗疆“从前原不应料理”“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表示等叛乱平定后可以考虑“弃置”，也就是将当地的改土归流重新倒退至土司制度。
办理苗疆事务是乾隆生平第一次处理政务，尽管他除了遵旨办事，并没有多少可发挥的空间，但也已通过观察和思考拥有了自己的主见，“其中情形原委，尤所熟悉”。对于雍正所津津乐道的改土归流，他内心深处并不认为有多大必要，甚至把它看作不应当进行的坏事，问题在于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只能向前，不能后退——雍正在世时若说放弃改土归流，那是一回事，他上了台再放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试问若不硬着头皮将战争继续打下去，不就等于承认雍正弄错了吗？朝廷和父亲的颜面何存？
乾隆能做的就是走马换将，迅速撤换前方主帅，他将办事不力的抚定苗疆大臣张照从前线召回，另以湖广总督张广泗代之，此后又授张广泗为节制诸军的七省经略，并明确宣布：“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
张广泗系汉军镶红旗人，最初只是个捐纳出身的知府，后得鄂尔泰赏识和重用，成为改土归流进程的急先锋。在此过程中，他从一个知府不到一年时间就升为巡抚，继而再升总督，虽然有鄂尔泰着意推荐和提拔的因素，但张广泗自身也确实才能突出，尤其在“开辟苗疆”方面，其功绩甚至超过鄂尔泰，史书上说“新疆（苗疆）辟土，张之力居多”。乾隆用这位治苗专家来替换张照，可谓知人善任，也说明相比于雍正，他对苗疆用兵失败的症结所在看得更为清楚和透彻。
张广泗奉命赴黔后，首先经过调查，将他所了解到的前线情况，包括将帅不和、指挥失当等问题，向乾隆做了详细奏报。原来张照是鄂尔泰的政敌，他到贵州后不专心进剿，却囿于门户之见，一面上书密奏“改土归流非策”，一面策动扬威将军哈元生一同上书弹劾鄂尔泰。哈元生系由鄂尔泰一手提拔，对此不予理会，张照又转而支持副将军董芳，从中制造矛盾，挑动将领们之间的不和。
张照虽为前方主帅，但缺乏军事才能，不懂得集中全力破敌，部署上“分兵分地”，致使几万大军在数月之间往返调动，劳而无功。具体率军平叛的哈元生等人也没比张照高明出多少，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戍防地不被攻破，明明手里有一万人，肯派出去攻剿的部队不过一两千人，这一两千人“东奔西救，顾此失彼”，完全无济于事。更糟糕的是，这帮人还不懂政治策略，平叛时不分降从，一律剿杀，苗民为此奔走相告，就算是原来打算降的也不肯降了，有很多人甚至先把自己的妻女杀掉，再回过头来与官军拼个你死我活。
乾隆看完奏报后，立即降旨将张照、董芳等人革职拿问，革去哈元生所授的扬威将军，暂留贵州提督职，交张广泗差遣，并由张广泗兼任贵州巡抚，等于将该省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了他一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