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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雍正病愈后，弘历更加频繁地代父参加各种祭天、祭祖的礼仪活动，然而此前从未涉足其间的弘昼也接到了同样的使命，只是数量和内容都大大少于弘历而已，这似乎意味着，雍正仍会随时以弘昼换下弘历。
考察期继续无限延长，甚至看起来危险系数比原来还高，当事人似乎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入悬崖，弘历急忙收敛锋芒。他第一时间向皇父承认错误，“仰承圣训，深用警惕”，之后不再触碰类似《宽则得众论》的文章或观点，其表现一如雍正生病之前，除了绝对服从就是百般孝顺。
对于弟弟弘昼，弘历亦不因他和自己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而加以憎厌或排斥。弘昼自小受到雍正的溺爱，染上了王族贵胄身上的骄横通病，为人处世常常表现得我行我素，弘历与之相处，总是以礼相让，从不与之计较。
继病中“面谕遗诏大意”，隐隐约约地透露弘历被指定为皇储的信息后，雍正还曾单独将遗诏向鄂尔泰、张廷玉做了说明，并交代说“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这等于让鄂、张提前拆看了密诏，弘历可能并不知道鄂、张已成为事实上的托孤重臣，但至少明白二人都是皇父身边的宠臣，不能不优礼有加。鄂尔泰奉命经略西北，弘历作诗相赠，将其比作古时名相谢安和裴度，祝他出征后马到成功，“边烽永熄”。张廷玉奉旨返安徽桐城老家，为其父之名入贤良祠举行典礼，弘历同样作诗相赠，推崇备至，称张廷玉是朝廷须臾不可离开的重臣。
包括鄂尔泰、张廷玉在内，弘历和周围多数人的关系都很融洽。师傅们有喜庆必赠诗祝贺，返籍养病则寄诗怀念，就算是对于普通太监，他也非常谨慎，从不轻易触犯，终雍正一朝，像康熙末年那样几乎人人攻讦储君的情况再未出现。
按正常制度，弘历很早就可以奏请封王，但由于他在十三岁时便被雍正秘密立为储君，所以一直没有被封王，弘昼也因此未能得到爵位。1733年3月22日，雍正突然决定给弘历、弘昼封王，其中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弘昼被封为和硕和亲王。
和硕宝亲王的“宝”有大宝也就是玉玺的意思，日后人们将它与雍正登基时的赐胙联系起来，解读为是雍正对弘历储君地位的进一步确认。至于雍正为何会突然想起给弘历封王，据他去世后官方所公布的遗诏披露，是为了使弘历“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以便将来能够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担。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历代朝廷都把祭祀和军事视为头等大事。封王之前，弘历主要埋首于学业，“问安视膳之余，耳目心思一用之于学”，封王之后，他被允许了解和参与边疆军事。
雍正末年，对西北准噶尔用兵以及平定苗疆叛乱最为棘手，弘历都奉旨参与了进去，但为了不致引起皇父的疑忌，他只是按照谕旨办事，雍正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敢越雷池一步，和大臣们之间除办理必要事务外，亦很少来往。
至雍正晚年，两项棘手的边疆军务都没有能够得到彻底解决。前者劳师远征，几乎耗去国库帑银的一半，结果却屡吃败仗，雍正只得主动议和。后者也难见明显成效，以致与之直接相关的鄂尔泰被迫引咎辞去了伯爵、大学士。
就在雍正穷思竭虑，与诸臣商量该如何善后时，1735年10月5日，他突遭疾病袭击。起先，他并未在意，只以为是偶感不适，仍在圆明园继续办公，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也“听政如常”，但第三天晚上，其病情开始像过山车一样急剧恶化。
雍正在他头脑尚保持清醒的时候，令弘历、弘昼在病榻前侍奉，即便到他去世前，也让弘历、弘昼以其名义一同急召大臣们入园。从表面上，外界看不出他对两个皇子有任何厚此薄彼的特殊表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曾对密旨中的密储人选及内容进行过修改。
直到圆明园的密旨被找出，张廷玉当场宣读之后，雍正于十三年前埋下的那个秘密才得以完全揭开，同时也让人们证实了一点，那就是老皇帝生前从未有过更改密旨的举动，表明他在这十三年来对弘历都是满意的。
10月7日深夜，雍正的遗体被连夜送回紫禁城，安放于乾清宫。雍正生前说过，建储密旨有两份，除圆明园的一份外，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还藏有一份。移灵回宫的弘历等人进入乾清宫后，第二份密旨被取出与第一份对照，结果完全相同，弘历的名分地位问题就此再无任何争议。
看着密旨上父亲当年亲自书写的御笔，弘历百感交集，再次伏地痛哭。对这位事实上的新皇而言，曾经充满危机感的一段竞跑终于结束了，尽管前面还有更远更难的旅程在等待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