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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嬉游，不知有死生之悲。”很多年以后，苏洵这样总结自己的少年时代。
苏家到了苏序这一代，家中已经颇有良田、屋宅。苏洵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上头两个哥哥，不用人催说，就十分好学。二哥苏涣，发起狠来，曾一口气将《史记》《汉书》抄了数遍。苏涣二十四岁中了进士，成为轰动一州的大事件。
苏洵呢？上树掏鸟，下河摸鱼，玩泥巴，和小伙伴互抡王八拳，抢野果子。到了年纪，被送进学堂开蒙，识了字，然后学句读、声律、对对子……然后呢，就厌烦了，日日坐冷板凳有啥意思？不如耍子去！书本一丢，两腿生风，斗鸡走狗。
他爸也不管他。有人问起来，说你家这小儿子可有点儿荒废呀？苏序淡然答道：“非忧其不学者也。”听得人家半信半疑。
苏序是一位很开明的父亲。苏洵回忆说：“吾父虽不曾读过老子的文章，一生言行，却与老子讲述的‘道’暗合。”《道德经》有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苏序就是这样一种“不教之教”、顺其自然的态度。爱读书的，他尽己所能地支持；不爱读书的，他也不勉强。
有人说，苏序是以其一贯的先见之明，知道此子将来必非池中之物。又或者，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揣测，小儿子这浪荡的个性，落在同样从小“不好读书”的老爸眼里，其实蛮亲切的吧？毕竟“最肖我”。家中两个大的已经跳龙门去了，这个小的，就让他待在父母身边，做一尾欢快的锦鲤，不也挺好吗？
十八岁，苏洵成亲，娶的是隔壁程家的女儿。程家富裕，程家的儿子也早已登科入仕。程家女儿贤惠能干，苏洵心满意足。
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是社会上越来越浓的好学风气和科举热情的影响；也许，是二哥事业蒸蒸日上的激励，是友人陆续中举后随之而来的身份地位的对比；也许，是某一次酒醒人散后，忽然袭上心头的空虚；更或许，是死神的突然袭击。
苏洵十九岁这年，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可惜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夫妻俩伤心一场，重起炉灶，第二年生了个男娃。父母妻子俱全，且上有兄姐，年轻的苏洵感到人生完满了。如此三年过后，苏母忽然过世。在为母亲守孝一年后，苏洵决定，他要重新开始读书。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于古人而言，生死，本非太惊诧的事情。古代医疗卫生条件差，就算是富贵人家，平均寿命也不长。幼儿尤其难以长成，像苏祜生九子，只有一子存活。而对女性来说，没有有效的避孕措施，为了传宗接代又不得不连续生育，这让她们的身体早早地垮掉。苏家的女性似乎又特别不幸，总是比她们的男人更早地离开人世。
若无智无识，或天生钝感之心，无常再苦，也不过茫然去扛，演出古今一部又一部《活着》
而已。但苏洵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自长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盖年二十有四矣。其后五年而丧兄希白，又一年而长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岁，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长姊之丧。悲忧惨怆之气，郁积而未散，盖年四十有九而丧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间，而骨肉之亲零落无几。
这是苏洵在妻子去世后写下的文字。过往日子里，每一位离去的亲人，都在他记忆中铭刻如新，凝聚悲忧之气，像打在生命线上的一个又一个死结。这个文风豪劲有力的男人，其实，有着细腻敏感的内心。
长女夭折、母亲去世，不能说是他改弦易辙的直接原因，但至少是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让懵懂的男孩长成了男人。他张眼四顾，重新打量这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看见了时代的风起云涌。他怅然而起，感受到了肩背上的负荷，也激荡起了内心的抱负。大丈夫立于世间，当真要如那泥人土偶一般，浑浑噩噩过一生吗？
人需要社会价值的认同。人生最大的奋斗动力，来源于自我实现的需求。苏洵重拾书本，去参加科举的初级考——发解试。然而，主角光环并没有显现，他失败了。
苏洵羞愧难当，喟叹曰：“吾今之学，犹未知学也已！”
坐在曾经最厌恶的书房里，他手不释卷，真的发愤起来。这一年，他二十七岁了。二十七岁的苏洵，不去想是否为时已晚，他将家事托付给妻子程氏，发誓要从头再来。
苏家的男人，血脉里似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气质。一种气质是：浪漫、热烈，重视情感，厌恶拘束。每一代，家族中都会出现一两个“任侠”之人，无视礼法与社会规则。“侠以武犯禁”，在崇文的年代，这股“任侠”之气日渐潜隐，而另抒之以一种豪放天真。另一种气质则是：务实、沉稳，明晓世理，为人机警。
这两种气质，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苏家男人的“情感与理智”。在祖父苏序身上，两种气质得到了对立的统一，而到了孩子们……
老大苏澹早逝。老二苏涣为人谦逊、温和，做事很有策略性。举个例子：他初入职场，虽不齿顶头上司的为人，却并不表现出来。上司对他很欣赏，亲自给朝中大员写信，举荐他。他知晓后，悄悄撤回了举荐的公文和信件。不久，上司果然犯事落马，而他并没有受到牵连。他在复杂的法律事务上展现出过人才干，以进士乙科的出身，到四十多岁时，做到了利州路提点刑狱
，事业算是比较成功了。
如果说，苏涣身上更多地体现了理智的力量，在苏洵身上，我们则看到了情感的作用。决定其人生走向的，是个人的兴趣，是蓬勃的意气，是热情的向往……
苦读一年多以后，苏洵过了发解试，去京城参加礼部会试，落第。次年再来，又落第。
进士本来就难考，俗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五十岁考上进士都不算晚，头发染一染，金榜题名日，便是返老还童时。替苏洵算算，二十五岁重拾书本，二十七岁知发愤，发愤个一两年，就能杀退万千学子，一举登科？似乎也不太现实。就算天纵奇才，这不还有个时运在吗？
但苏洵从此对科举有了抵触心理。他认为，以现在的科举制度，尽考校些“声律记问”，并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也不适合他。
宋初的进士考，主考文学，首先临场作诗、赋、论各一篇；其次为策问，考策论五道；最后是“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即原文填空和经义解释。其中，诗、赋、论的成绩占比重最大。但是呢，一来，当时流行的是“太学体”，所谓“险怪奇涩之文”
，苏洵瞧不上。二来，讲究“声律”的诗、赋都不是苏洵的强项（后来他成就大名，时人仍多认为他“不擅诗”），他最拿手的是自由挥洒的“古文”。“声律”既已不谐，经帖墨义的死记硬背，更不对老苏的胃口。
他还觉得，科举的流程，太伤士人的尊严：“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考上了吧，也算没白挨这份罪；考不上，屈辱翻倍。
可喜的是，苏轼、苏辙这对儿天才兄弟已降生人间。健壮活泼的两个男娃子（长子景先夭折），让家里充满了生气。苏洵苦读之余，也教教这两小儿。小朋友聪明，一问能十答，敲敲脑壳，脚底板都会响。教之不仅不会突发心梗，反而有无穷的乐趣。同时，苏洵秉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探访名山大川，与各地文人交游……
三十八岁，苏洵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针对特殊人才的选拔，难度比“常科”更大。两宋时期，成功通过制科的，加起来也才四十多个人，但其中并不包括苏洵。这是苏洵最后一次入考场，从此一别两宽，结束了与科举相看两厌的孽缘。
带着对父亲去世的悲伤，苏洵一把火烧毁了数百篇旧作。然后，“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七八年间，他什么都不写，身心沉浸于书本之中，对着那些光耀古今的文字，从不明所以的惶惶然，到渐有所悟的豁然，再到辗转反侧，溯洄从之，像渔人走过落英缤纷的花林，穿越幽暗的山谷，到达桃花源。于是，心里真正想说的话涌现了，而且越来越多，不可抑制，他试着拿起笔来，文章轻松地就写成了。
神功既成，苏洵试图走另一条路：布衣干谒，以才华名动公卿，突围而出。当年，春秋战国的游士们就是这么干的。伟大如李白、杜甫，也曾汲汲于此。宋朝立国以来，也开了这方面的口子：对于一些在野的遗逸之士，比如极有文学才华的书生、富于行政经验或司法才干的吏人、建言献策十分靠谱的布衣，朝廷会破格地赐以功名。比如宋太宗时期，有个叫赵昌国的人，自告奋勇说一日可作诗百篇，被赐“进士及第”；宋真宗时期，终南山隐士种放，更几度被朝廷礼聘出山。
如果说，科举是通往庙堂的敲门砖，那么，苏洵现在就是扔了砖，想要去翻窗户。
在蜀中，苏洵的名气，忽然响亮起来。
名臣张方平出守益州，见到苏洵，觉得这人甚是沉静。听他一席话，惊讶于他的博学广识。读完他的著作，不禁礼赞：“先生的文学之才，可比左丘明、司马迁；治国之能，则有似汉之贾谊。”
雅州太守雷简夫，因为他本人也是通过荐举进入仕途的，对此事就更加热心了。他说：“苏洵可以说是王佐之才，能够做帝王的老师！他身为布衣，心忧天下，为人谦逊又淳朴。我见了他，简直想要磨珍珠为粉，烩灵芝为羹，亲手拿着勺子喂他吃饭，还担心伤了他的脾胃，就要这么爱护着。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得到朝廷的重用，就是官员的失职，是国家的损失！”
张方平向朝廷举荐苏洵为郡中学官，数月未得答复。雷简夫说：“太慢了。区区一个学官，也配不上苏君，我们应该向朝中有力之人推荐他，让他速去京师，将才学展现于天下。”
朝中有力者谁人？韩琦、欧阳修也。韩琦十载为相，三朝辅佐，品性浑厚端正，是大宋的“社稷之臣”。欧阳修，“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
，时为翰林学士，对朝廷决策有重大影响力。最关键的是，他们都爱才、惜才，急于寻求人才。尤其是欧阳修，他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甚至会为了早逝的女诗人谢希孟摇笔呐喊，希望世人能知晓她的才华。正因为如此，因政见不同跟欧阳修早已绝交了的张方平，现在也放下了面子，恳请欧阳修帮衬苏洵一把。
嘉祐元年（1056年）春三月，苏洵携苏轼、苏辙离开眉山。父子三人过成都，走金牛道，出剑门，经褒斜谷，越秦岭，烟壑晦深，云山重复，秦川在望，驻马长安，春衫征尘满，最终于仲夏时节，到达了汴京。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苏氏兄弟双双考中进士，又双双闯过“制科”，成为百年难遇的科举传奇，轰动朝野。仁宗皇帝回宫后喜气盈盈，跟皇后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小苏们的前途眼看不可限量，身为父亲的老苏，却出人意料地陷入了怀才不遇的困境。
苏洵在京城，遍谒名流和权贵，成为豪门座上宾。韩琦与苏洵交谈之后，觉得即使贾谊再生也未必比得过他。欧阳修更是逢人说苏，推崇备至。论声望的提升，不能说不成功。论功名嘛……哎，真是“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时向醉中来”
。直耗到第三个年头，因妻子去世而回了老家的苏洵才等到了皇帝的诏书，不是授官，而是叫他来考试̃开什么玩笑？早知还是要考，何必当初！
苏洵称病不去，然后写了封《上仁宗皇帝书》，谈了谈自己对治国的理解，一去也无回响。两年多以后，朝廷才给他安排了职务。是啥呢？除试秘书省校书郎，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令人失望了。
解释一下：宋代官制，一个人的官职，分为“寄禄”“职事”“差遣”。寄禄官确定基本工资待遇，共有九品十八阶。苏洵的工资待遇，就是“秘书省校书郎”，从八品，系十六阶。这一官阶本来就很低了，更悲催的是，在宋代，“秘书省”这个部门里的员工，待遇是比其他部门都低的，而且在历朝历代的秘书省中，待遇也是最低的̃为什么呢？
“秘书省”这个部门，作为“国家图书馆”，曾经也是风光过的。但到了宋朝，它的职能逐渐被“馆阁”（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以及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等）取代。而随着“馆阁”地位的日益提高（备天子咨询，参与中央决策，国家高级人才储备库），秘书省就更加有名无实，甚至，被默认为昏庸无能官员的“收容所”。连里面的藏书，都被搬到秘阁去了。员工从上到下，基本上都只有寄禄，没有职事和差遣。这意味着大家只能拿基本工资，至于岗位补贴、绩效奖金、外派补助等，那是都没有的。就一个字：穷。
苏洵便哭起穷来，给韩琦写信说：“我都老了，还能耗上几年？朝廷天天说‘冗官’，难道普天下的‘冗官’，就是多了我一个吗？”
朝廷也觉得不好意思，就让他到太常礼院去编书。但编书是临时岗，工资不好开，就又给他安了个“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差遣，让他照这个岗位拿钱，苏洵也就终老于这个岗位了。
晚年苏洵在书信中，自称“将仕郎”，这是“文散官阶”的从九品。对比一下当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进士及第，初入仕途，他身上的官职品阶就是“西京留守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欧阳修也只是二甲的进士，他的起点已经是苏洵的终点了。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苏洵去世后，据说韩琦后悔莫及，哭着写诗曰：“名儒升用晚，厚愧不先予。”人都死了，才说这种话，早干吗去了？
北宋末年，学者叶梦得的《避暑录话》里，说了这么一条秘闻：
当时，韩琦在枢密使任上，头痛于军队的武备松弛、军纪松散、贪污腐化，想要整治。但宋朝军队有个特点，在崇文抑武的风气之下，军中无悍将，却尽有“骄兵”——宋代实行雇佣制征兵，由流民与罪徒组成主力兵源。他们素质低下，主要靠薪水维系对朝廷的忠诚。长期受歧视的阶级地位和军队上层的腐败，让他们总是心怀怨恨，遇到一点儿外界的刺激，就可能会发作起来：大则杀官吏，劫官库；小则抢劫良民，啸聚山林。
韩琦不敢轻举妄动。苏洵探得此事，便来建言献策，叫韩琦不如先发制人，杀一儆百，先诛而后教之。韩琦吓了一大跳，觉得这也太冒进了！又怕苏洵在外头泄露风声，心中懊恼，便去埋怨欧阳修。欧阳修觉得很不好意思，而宰相富弼也对苏洵不满，因此起用他的事，就这么搁置下来了。
如果真有此事，那苏洵的这一次支招确实不太妥当。但仅此一事，还不至于就断了他的青云路。这件事更可能是一个引子，引发了高层对苏洵的争议：这个人才，当真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吗？
此时的大宋，确实需要人才。在思想上，为挽救五代以来普遍存在的道德与伦理危机，为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它需要发展出更适应时代的主流政治学说。而立国百年，积累下的大量社会问题，如老大难的“三冗两积”（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也正需要破局。谁能在这两方面有所建树，谁就是当世伟人。
不过，这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儒家的“礼法治国”。无论你是什么开宗立派的学术宗师，什么关中张子、理学二程、朱子道学、陆氏心学等，都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你想出多少点子，要改革，要去弊图新，也只能在这个框架里折腾。
苏洵呢，把他放到这个框架中仔细一打量，就有点儿不对味儿了。
我们知道，苏洵是一个擅长自我教育，且只肯接受自我教育的人。学校的填鸭式教育，曾造成他早年的弃学。自学才让他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
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悫，故得之精。
与其说苏洵是依靠意志与毅力“苦读”，倒不如说，他是凭着热爱，以天赋般的文学敏感与创造力，自发地开拓智识世界，向智者问道，与大师交谈，故如探宝山，如蜂吮蜜，其乐无穷。
但问题也正出在这“自学成才”上。苏洵学问驳杂，于儒家经义之外，他更偏爱诸子百家杂说，尤其好兵家、纵横家。像《权书》《衡论》《几策》《六经论》等他的代表性作品中的思想，在同时代及后世的儒者看来，都不是正统的儒学，甚至可以说是“异端”。
他探讨儒学的《六经论》，被欧阳修认为神似荀子。同为先秦儒家，荀子和孔、孟不同，他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义利并重，王霸兼施。所以自韩愈以来，往往认为荀子的儒学“不纯”。欧阳修这么评价，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了。到了南宋，朱熹干脆说：“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
正统儒家，是尊崇“王道”和“仁义”的。苏洵却强调权术，说：
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圣人而无权，则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
统治者用道德伦理来约束百姓，但是，自家统御百姓的权术、驱使群臣的心机，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老天爷，就算是实话，你也别大鸣大放呀！
他还说：“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
人不能获得利益，就不会有道德。这跟正统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也是犯冲的。
重权术、行诡道、混淆义礼，这些都让王朝的精英们感到了隐约的不适：用他，会不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不用他，盛世而拒纳人才，说不过去啊！如果他不是以布衣干谒、公卿察举的方式，一鸣惊人地出现，而是通过科举晋身，在体制里慢慢地展现才能，贤才最好，歪才也罢，还不至于有这么大的争议性……思来想去，只好回到原点：先生不如来考上一考？
苏洵认为，这是对他才华的侮辱。
苏洵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是《上仁宗皇帝书》，给皇帝提出了治国建议，大体上有这么十条：
一、利之所在，天下趋之，要用功利引导民众。对于官员，不要轻易给予恩赏，要用功名激励他们。
二、取消恩荫制度，官员家孩子想做官，请自行去考。
三、取消中央对大小官员的考核，只考核最高长官，再由长官考核部下。
四、官员不论级别，都是陛下的臣子，上级应该平等地对待下级，不可驱之如奴仆。
五、开武举，招武举人，把他们当精英培养。
六、仅仅依靠朝廷法度，不足以治理天下。陛下应该信任官员，允许他们互相交往，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七、不以科举成绩决定仕途，进士一甲三人，往往十年内就做了高官，不好。除非确实有大功劳或大才能，才可委以重任。
八、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
九、赦免制度应该根据每个犯人的罪行和身份来决定，不能一到国家庆典，就例行赦免，让某些人钻空子。
十、远离宦官。
不乏真知灼见，甚至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可惜的是，并不太适合大宋的国情。
比如说吧，以“利”引导民众，这就是在动摇“礼法治国”的根本。取消恩荫制度，等于和全体官员过不去，大家辛苦做官，不就是图个封妻荫子、富贵长久吗？至于上下级关系平等，培养武学人才，叫皇帝信任臣子……也都缺乏现实的可行性。
宋朝与前代最大的不同，是建立起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以及伴生的庞大、精密、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四方之权，悉归中央。中央之权，又予以精密的分化与制衡，确保能掌握在君主之手而不旁落。从两府宰执到基层选人，官僚体系的毛细血管伸向了国家肢体的最末端。无论是“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等基本国策，还是“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又或是赵宋皇帝“异论相搅”的祖传艺能，都是为这个体制服务的。
在这个体制下，皇帝自然不可能信任臣子，上下级关系自然不能平等。武举，非特殊情况也不能开。而“冗兵、冗费、冗官”的老大难问题，难也就难在，它们是体制下必然产生的副作用。苏洵还想要提高外交使节的地位，使其专才专用，但在集权体制下，外交使节的作用，不过是传达国家意志，并不需要配备专门的人才。至于“远离宦官”，倒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可正因为如此，也相当于废话。
缺少政治实践，也缺少了一些对于时势的敏感，这使得苏洵的建言献策，没能说到皇帝与执政官员的心里去。如果将苏洵的《上仁宗皇帝书》和同时期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相比照，就更能看出差距了。
在这段时间，王安石也是京城里的热门人物。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献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获得了皇帝的青眼。他的信誉是在体制内摸爬滚打，由政绩与资历堆出来的。不仅问题提在痛点上，还有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成熟方案。从皇帝到群臣，大家都觉得：此人靠谱！朝廷屡次三番要重用他。从馆阁的清贵到各司的显要，诏书下来，王安石皆推辞不就。一直搞到“安石不出，奈苍生何？”的气氛出来，他才勉强就任。王安石其实是考察了一圈，觉得推行变法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大家却越发觉得此人品性高洁，实有古圣人之遗风。
于是，就有了一个关于《辨奸论》的千古公案。
一种说法，出自反变法派人士，说：王安石声名大盛，交口称誉。唯苏洵慧眼，知此人将来会成为害国之巨奸。故王安石母亲病故，苏洵不去吊丧，却作《辨奸论》一篇，痛斥其人。
一种说法，出自亲变法派人士，说：苏洵声名大盛，人皆追捧。王安石却对老苏态度冷淡，老苏不高兴，遂作《辨奸论》以泄愤。
最后一种说法是：苏洵其实啥都没写。这篇文章，是有人为了抹黑王安石，借已故的老苏名头伪造的。
谁先看不上谁，这种事也不必计较了。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辨奸论》的真伪。
该文最初的来源，是署名“张方平”的苏洵墓表。然后苏轼的传世文集中，也收有为此事而写给张方平的答谢书，其中说道：
《辨奸》之始作也，自轼与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谏，不论他人，独明公一见以为与我意合。公固已论之先朝，载之史册，今虽容有不知，后世决不可没。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则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计，然使斯人用区区小数以欺天下，天下莫觉莫知，恐后人必有秦无人之叹。
大意是说，我爸写了这篇文章，我和我弟都不赞成发表，觉得言辞激烈，没人会理解。只有您出于对欺世盗名者的义愤，将它公之于众，云云。
要证明《辨奸论》是伪作，就必须证明张方平的《苏洵墓表》和苏轼的《答谢书》都是假的。也就是说，有人在张方平和苏轼的文集中，各塞了一篇伪作进去̃这个可能性有，但不是很大，也难以证明。
就文章本身来说，《辨奸论》词锋锐利，挥斥方遒，文风和苏洵还是比较相像的。我们来看它的论述方式，是一个很典型的“三段论”。
大前提：不近人情者，鲜有不大奸大恶的。（比如挥刀自宫主动当宦官的竖刁，宰了儿子给主君加菜的易牙）
小前提：王安石他不近人情。（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结论：王安石大奸大恶。
首先，“不近人情者，鲜有不大奸大恶的”，这个“大前提”本身，它并不符合“三段论”一般性、普适性的原则。
贪生怕死，父母爱子女，这都是人的天性，即作者所说的“人情”。但人类的社会行为，却并非完全遵循“人情”。历史上，有竖刁、易牙这样为了权力而绝情灭欲的恶人，却也不乏为了大义慷慨赴死的志士。比如，用自己的独子代替赵氏孤儿去死的程婴，忠于故国跳海而亡的田横五百壮士，不向叛军低头而英勇就义的颜真卿，送爱子上刑场的范滂之母……他们的行为就违反了人类“贪生怕死”“父母爱子女”的天性，有悖于“人情”，但是，我们能说他们是大奸大恶之徒吗？
“不近人情”的人，是因为他们把某些人生诉求，看得比“人情”更重要。其行为是邪恶，还是高尚，取决于其诉求。而作者呢，只选择了反面事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再看小前提。“衣臣虏之衣”——王安石穿衣不讲究，曾被客人误认成佣人。“食犬彘之食”——这句话就很夸张，最多是饭菜粗劣，不至于真的与猪狗同食。至于“囚首丧面而谈诗书”——魏晋名士还流行“扪虱而谈”呢，也不能说是什么骇人听闻之事。总之，这都只是生活小节。作者说：“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这种“人情”，和竖刁、易牙那种丧失人伦的极端情况，性质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小前提”，就不能归属到“大前提”里。
大、小前提都出了问题，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这个“三段论”，乍读之下，似乎很有说服力，是因为作者运用了巧妙的辩术，比如，夸大事实（“食犬彘之食”）；再比如，偷换概念（模糊人类复杂行为之间的界限，将“粗衣陋食”“不讲卫生”与“杀子献食”“自宫求荣”等同）。
苏洵是很擅长这一类论证方式的。他在给枢密副使田况的自荐信中说道：“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是天意使然。像舜的父亲总想杀死舜，却总也不成功，这就是天意不可违。做君主的理当顺应天意，如不能任用圣贤，就是君主在逆天而行。”
大前提：不能重用上天派来的人才是逆天而行。
小前提：我是上天派来的人才。
结论：身为朝廷重臣的你不推荐我，你逆天，你失责。
又是一个带逻辑陷阱的“三段论”，以文字技巧和情感冲击，将并不那么靠谱的结论植入读者的思维。
苏洵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事情是有必然性的，世界上是有普遍真理的。这个论断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总是能够自创出一条真理，再不知不觉，把你拉进这个真理的宇宙，用他的逻辑自洽，将你征服。这不能算是理性的思辨，而更近似于诡辩和心理战。
这种文风的缺点也很明显。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便批评道：“猖狂谲躁，如健讼人强辞夺理。”
“健讼人”，即状师也，讼棍也。电影《审死官》中，周星驰扮演的宋世杰，就是干这行的。而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清代大臣、理学家张伯行则认为：“苏氏议论足以动人，熟其文，便不知不觉深入权术作用去也。”
张氏所谓的“权术作用”，寻其源流，可上溯至战国纵横家鬼谷子的“飞箝之术”：
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后毁之。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涧而箝之，其事用抵巇。
审时度势，运用话术，攻破游说对象的心理防线，引导他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行动，就像飞起来的钩子一样，钩取人心。苏洵的文学创作和政治议论，是深得纵横家之旨趣的。这令他飞快地获得朝野瞩目，同时，也让他在聚光灯下，不可避免地展现出一种微妙的不合时宜……
毕竟，时代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