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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从雍正手里继承的，是一份可能会使所有帝王都感到钦羡的基业，其时国内秩序稳定，财政充裕，库藏丰足。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陷于库中无钱、有上顿没下顿窘境的皇帝可是不少，乾隆根本不用像他们那样苦哈哈地过日子，基本上想用就拿得出来，遇到苗疆平乱一类的战事，掏银子时也不用皱着眉头。
康熙晚年，国库其实已经空虚，能给乾隆攒下这么丰厚的家当，还得说是雍正的功劳，但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在忙于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给老百姓增加了不少负担，民间认为雍正“刻薄寡恩”，对他缺乏好印象并非没有缘由。
乾隆在调查虚报垦田时就很清楚，虽然虚报有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这样的收入多增加一分，老百姓对政府的怨恨则必然增长十分。反之，如果把它拿掉，看似政府的收入好像有所减少，但老百姓日子好过了，社会才会更稳定，国家的富裕也才会更有保障。
在财富观上，乾隆与祖父康熙达成了一致。康熙信奉“蠲租一事乃古今第一仁政”，执政期间不断减免应收钱粮，后来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则提出“藏富于民”，他说钱本来就是用来流通的，财散民聚，与其聚之于上，不如散之于下。
由于过去官员虚报垦田，造成了许多地方百姓无地交粮、负担加重的情况，乾隆在决定停止丈地与报垦后，即派人对此进行调查，凡查明情况属实，相关钱粮一律予以豁免。
与虚报垦田相类似，雍正朝的地方督抚大员为追求政绩，常常打着“小民自愿”和兴修水利的幌子，在正常赋税之外，按田亩加派银两，称为派捐，还有人在正常的关税杂税外巧立名目，随意滥征。乾隆认为地方官这么做，表面好像节省了国帑，增加了国库收入，但实际暗中加赋于百姓，根本不可取，于是谕令“永行停止”。
乾隆“藏富于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不占百姓便宜，而且给百姓以实惠。雍正查钱粮亏空查得极严，官欠者固然要抄家赔偿，民欠者也要每年加征，直到赔完为止。这些民欠从康熙朝就开始，多数已达十年以上，到乾隆继位时，仅山东一省就欠银三百万两，民欠者要偿还非常困难。乾隆远比他祖父、父亲大度，他觉得这些民欠是否能够偿还，对现时的政府财政没有根本影响，但对每一个具体的民欠者而言，却关系一家老小的吃喝乃至生存问题，于是上台后即下恩诏，将康、雍两朝所欠粮赋全部清零，一笔勾销。
乾隆手里有钱，暂时不用考虑怎么省，只要想着怎么花，除像康熙一样经常大规模地蠲免田赋丁税外，国库中相当一部分钱都被他用于赈灾。
乾隆把赈灾视为地方大吏的第一要务，是“为督抚者第一应戒讳灾之念”，雍正朝有些官吏如田文镜拍皇上马屁，明明治下发生大的灾荒也加以隐瞒，乾隆则绝不允许。某年夏天，山西巡抚石麟在奏折中说本省当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喜人，预示又是丰收之年。乾隆一调查，山西一直干旱，刚刚才下了点儿雨，他很生气，在朱批中直截了当地痛斥石麟说：“八月初一始得雨，你说庄稼长势喜人，是想故意欺瞒朕吗？由此可见你们的所谓年成奏报，根本不足为凭！”
确证某地发生灾害后，乾隆的反应与别人都不太一样，他是宁肯地方官报灾报得严重一点，为此哪怕拿出比实际多得多的赈灾钱粮也心甘情愿。有一回，军机大臣宣示官吏罪名，有“滥赈”一语，乾隆见了很恼火，说：“此语虽小，却是不用心的误写，朕不会接受，也不忍心接受。如果赈灾的费用也要故意核减，乃至治人以罪，后世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朕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乾隆认为“滥赈”这样的词不能出现在官方的罪名上，否则会令地方官在上报灾情时心存畏忌，不敢或不肯如实报告。他也从不因某地发生灾情而怪罪于地方官，但对匿灾不报者必从重处分，有的官员不舍得多花钱粮赈灾还会遭到他的申斥，乃至被罢官降职。
山西有一年发生旱灾，巡抚阿思哈不肯动用库帑，却让当地绅衿捐银备赈。乾隆知道后，对阿思哈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和说出这样的话感到十分震惊：你让地方上的富人捐钱，他们能拿出几个钱，况且就算富人也是受灾户，怎么好再让他们捐？国家在赈灾上重者数百万两，少亦数十万两，从来不吝花钱，哪里用得着你胡说八道？
乾隆下令对阿思哈严加议处，绅衿已经捐出的银两也全部予以发还，听其自行处理，不久他又发出谕令“阿思哈不胜巡抚之任，着来京候旨”，把这个悭吝鬼的乌纱帽给摘掉了。
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乾隆朝赈务的规模和耗用银米数都大大超过前两朝，而且在赈济灾荒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和方法：碰到水涝旱灾，政府按例必定要拨出大量赈银和粮米用于赈济，灾情紧急时，地方官有权便宜行事，在不必等候部批的情况下，即可先行动用库存钱粮。
乾隆的施政大受欢迎，其本人也威望大增，连在华的朝鲜使者都知道“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宽大之政”。史书记载，在朝廷“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的诏令接连下达之后，“万民欢悦，颂声如雷”，苏州一带更流传开一首民谣，其中唱道：“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