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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政是清代康、雍、乾三代君主的共同特点。乾隆每天起得很早，他起来上朝，在军机处值班的官员必须第一时间赶往上朝地点随侍，其办法是听鞭炮声：自乾隆出寝宫起，每过一道门就要放一声鞭炮，听到鞭炮声由远渐近，便知道皇帝快要到了。
当值班官员听到鞭炮声渐近时，天都还黑着，要等点着的蜡烛消耗寸许，才会迎来天明。军机处共有十余人值班，五六天轮一早班，已经觉得非常辛苦，乾隆却是天天如此。
按照上朝的朝仪，应该是大臣们都到齐了，皇帝才出来见他们，但乾隆起得实在太早，当时能够使用的多为先朝老臣，雍正生前甚至特许他们可不出席早朝，这些人因此养成了习惯，早上比年轻皇帝还起得晚，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乾隆让太监们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才得以聚齐。乾隆当然很不高兴，可碍于众臣皆为老资格的长者，不好当众发火，于是只得用引经据典、旁敲侧击的办法来进行提醒。
大臣们早朝迟到，到各衙门办公自然去得更晚。有一次，乾隆天刚亮就起身批阅送来的奏章，批完后他突然想起几天前曾让部院大臣们推荐督抚、尚书和侍郎人选，有些事情尚需当面探讨，为此便派太监通知大臣们来见。此时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但乾隆耐着性子等了好一会儿，居然一个大臣都没露面。
六部官署在紫禁城外，尚书们来晚尚可以推说走路费了时间，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地点就在紫禁城内，本应召之即来，乾隆问太监怎么回事，太监报告说大学士们当天其实根本就没来紫禁城办公。
这下乾隆可再也兜不住火了，他当场勃然大怒，命令立刻把大臣们统统找来。在后者姗姗来迟后，他非常愤怒地训斥道：“所谓每日入署办事，原来都是粉饰之辞！你们身为大臣，本应用早朝勤政的道理来对朕进谏劝导，如今却自己先偷起懒来，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大臣们被训得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从早朝开始，乾隆一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在处理政务上，不是批阅奏折，就是接见官员和与大臣们议事。这还只是平常的作息，如果有战事、河工、赈灾、祀典等重要政务插进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半夜三更接到紧急奏报，身为皇帝也要马上披衣起床进行处理，待军机大臣闻讯赶到值宿处时，乾隆往往已经看完奏报，与值班官员讨论了很久。
乾隆处理政务很精细，从中央到地方，从宫室内部到一县甚至一村、一乡，凡涉及有疑问的地方，他都务必要亲自调查、过问和决断。
乾隆元年夏天，天气酷热，满人来自关外，都特别怕热，乾隆生前甚至还患有严重的畏暑症。乾隆当然也难受，但他当时尚在孝期之内，不好搬到京外去住。六部大臣担心皇帝在这种情况下过于烦劳，于是就在奏闻时只奏闻他们认为重要的事，引见官员时也只引见他们认为重要的人，而准备将次要的人、事，留待秋后再说。
乾隆知道后很不满意，谕令大臣们说：“朕办理天下事务，寒暑有所不避，岂肯自图晏安。”他指示六部大臣不管天气有多炎热，都不要故意拖延人、事的办理，“可照常奏事引见，不必有意减少”。
乾隆的业余生活并不如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不爱饮酒，也不喜欢轻歌曼舞，生平的爱好就是写诗、游景和收集古董文玩。乾隆初年，因为刚刚即位，所有国务都需要一个加以熟悉的过程，所以他连诗都写得很少，也不经常出外巡游，和他父亲当年一样，几乎整天都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文牍奏折之中。
《心写治平图》中的乾隆肖像画创作于乾隆元年，画中的乾隆冷静而充满自信，恰为同时期其心态和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顺治、康熙即位时都尚年幼，雍正即位时则已经四十多岁，而乾隆即位时为二十五岁，正值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黄金年龄，加上自幼接受骑射锻炼，身强体健，因而尽管事务繁杂，但他依旧保持着极高的处理效率。
至乾隆元年以前，绝大多数雍正年间的政治积案就都被乾隆处理完毕，所有涉案人员，上至皇族成员，下至政府大吏、八旗将领、降革官员、士民文人，能平反的平反，能释放的都释放了。1737年，乾隆谕令将十叔允䄉、十四叔允禵予以释放，并“赐予公爵空衔，不必食俸，仍令在家居住”。
重审积案和更新政策，使得原先紧张的社会气氛得以缓解，仅以“博学鸿词”科的举办就能看出民心的变化。此科本是康熙笼络和安抚明朝遗民，以及振兴文教的一项创举，雍正曾特谕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词，表示自己要御试录用，但却未有下文。
乾隆继位后让各地加紧办理，三个月后，各省推荐上来一百多人，比康熙朝还多几十人。这一雍正生前未能办成的事由此再见重光，乾隆亲自主持考试，从各省推荐的士人中挑选了十五人，其中名列一等，被授翰林院编修的刘纶、杭世骏等后来都成了乾隆朝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