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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历在青少年时期就喜读历史，选编《乐善堂文钞》前，他写过五十余篇史论，还有许多咏史诗，然而其中没有一篇涉及当前政治，甚至对于作为近期历史的明清史也不多作议论。恰恰在《乐善堂文钞》中，出现了一篇题目为“宽则得众论”的论说，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评论古代皇帝是非功过的方式，曲折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和倾向。
弘历眼光很高，历代帝王中没几个他瞧得上的，即便赫赫有名的秦始皇、隋文帝亦如此。他为什么瞧不上这二位呢？缘于秦始皇、隋文帝“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然都非常勤政，但“亦何益哉”，等到他们一死，朝政马上就乱七八糟了。
虽然“勤政”但失之“褊急刻薄”，恰恰是雍正施政的特点。他自即位起便实施所谓“威严政治”，除先将自己的兄弟及有关的宗族、大臣抓的抓，杀的杀外，后对当初扶他上台的权臣年羹尧、隆科多大开杀戒，继而又借“科甲朋党案”，对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员进行打击，皇宫和朝中由此人人自危，到处弥漫着一股战战兢兢的恐慌气氛。
在民间，雍正的名声也很糟糕，就在雍正得病的前一年，湖南书生曾静密遣门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抨击雍正是暴君，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企图策动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立即奏报雍正，经过审理，曾静供认其反满思想受到浙江大儒吕留良的影响，但关于雍正的罪状则都来自他所听到的民间传言。
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方式非常独特，他一方面将已故的吕留良戮尸枭首，另一方面却将曾静的供词、追悔和转而颂扬他的文章汇集到一起，加上他本人处理此案的上谕，编成《大义觉迷录》，并颁布全国进行公开宣讲。
雍正的意图是要把《大义觉迷录》作为一种宣传品，借以反击排满思想，巩固其政权，然而此事客观上却起到了散布“罪状”的作用，弄得连乡间不识字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了雍正那些似有若无的劣迹。
雍正素不在乎骂名，否则就不会在大清洗中咄咄逼人，以及把别人咒骂自己的文字当成宣传武器了，为此感到尴尬难堪的恰是他的家人，包括弘历。
秦始皇、隋文帝虽是古代有名的帝王，但传统正流文化一直对他们批评不断，尤其秦始皇更被口诛笔伐，对他们进行褒贬评骘，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危险，于是弘历便在《宽则得众论》中借题发挥，拿秦始皇、隋文帝做靶子，进而对“宽大政治”大加赞扬。
何谓“宽大政治”？按照弘历在文中的表述，应该是“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他认为施政者如果能够如此，“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也就是说，严政可以做到的事，宽政同样可以做到，而且还不致人心不服，民怨沸腾。
“宽大政治”其实是康熙的政纲。童年时代与康熙的那段生活经历，被弘历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遇”，自那以后，他便将祖父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不断加以学习和仿效。随着他和父亲之间在性格、观点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这种学习和仿效也逐渐显露出了其现实意义——在明清以前的帝王中，弘历独重三人，分别是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这三人都可以说是“宽大政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宽则得众论》属于课业文章，也就是老师交代要完成的作业，弘历在写这篇文章时肯定不是要直接向皇父提意见，而只是其真实思想在无意中的流露，说明他这时候已经在思考，如果自己一旦继位，将执何种政纲了。
就在弘历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之际，雍正的病却又慢慢好了起来。因为身体和精神都已大不如前，雍正明显增强了培养储君的紧迫感，鄂尔泰等名臣都被派来陪侍皇子读书，与此同时，不知道是不是从《宽则得众论》等文章中闻出了不同的味道，他认为弘历“赋性宽缓”，处事态度过于温和，曾“屡教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