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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做梦是病态欲望的纾解阀。荣格则认为，梦在一个人的人格发展中起着重要的补偿作用，它向梦者展示了无意识的材料，这些材料需要被梦者认识（和整合），以使梦者获得更平衡的自我感觉。荣格认为，这种材料往往来自梦者的个人无意识，可能包括“我们所忽视的日常情况所蕴含的意义，或未能得出的结论，或不被允许的情感，或对自己的批评” 4 。
荣格还认为，梦可能来自他所谓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这是一种全人类共有的深层无意识，包含了人类物种的累积经验。他推测，这部分古早的人格是通过遗传获得的，它以原型（archetype，普遍的模式和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跨文化一致性地在童话、神话、神圣的仪式、神秘经历和许多艺术作品中观察到它，当然也可以在人们的梦境中观察到它。荣格描述了广泛的原型主题和符号，包括诸如阴影、骗子、聪明的老人、伟大的母亲和英雄等原型。
荣格还认为，梦有预见性或“前瞻性”的功能。通过追溯梦者的过往，作为梦境产生基础的无意识过程可以向个体展示可能出现的情况和挑战、未被看到的潜力或可预想到的出现在未来的结果。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看到的，这些概念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么牵强。
因此，当弗洛伊德说梦是类似于神经症症状的“异常心理现象”，当他强调梦的欺骗性时，荣格把梦当作一个健康的、自然的过程，并强调其创造性、超越性，有时能被用来解决问题。跟弗洛伊德一样，荣格提出了研究梦境的技术方法，并确信解梦可以引出一个人对某事物的重要的深刻见解。但他也认识到解梦有时具有随意性。与弗洛伊德教条式地宣称其理论的重要性相反，荣格甚至怀疑他自己的技术是否配得上“方法”这个名称；他对这些技术的使用完全不死板。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梦理论在20世纪为其他一些鲜为人知的梦的临床概念化铺平了道路。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观点，即梦的显性内容与梦者清醒时关注的事物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而不是像他的导师所提出的那样与无意识相关；瑞士精神分析学家梅达尔·博斯（Medard Boss）发展的研究梦境的存在-现象学方法，认为梦是一种“存在于世界（being-in-the-world）”的真实体验，与任何清醒状态下的体验都一样真实；受过经典训练的精神分析学家托马斯·弗伦奇（Thomas French）和埃丽卡·弗罗姆（Erika Fromm）的焦点冲突理论，即做梦反映了自我试图解决梦者清醒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弗雷德里克·珀尔斯（Frederick Perls）基于格式塔的方法，将不同的梦境元素理解为梦者人格中被接受和不被接受两方面的投射。除此之外，在1953年发现快速眼动睡眠之后，实验性的梦境研究浪潮在20世纪下半叶产生了几十种，甚至几百种关于睡梦性质和功能的理论。
这一切让弗洛伊德声称的“梦是愿望的实现”和“梦是睡眠的守护者”的说法不复存在？不计其数的梦境研究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即这两个关于梦功能的说法几乎没有任何实证支持。此外，绝大多数睡眠和梦的科学家早已放弃了弗洛伊德式的梦境概念化，而选择了植根于现代临床和神经科学研究的更简明和可检验的模型。这并不是说现代的研究人员已经放弃了这样的概念，即梦可以具备个人意义，反映梦者当下在清醒时的关注点，援引远久的记忆，或者说研究梦境在临床上是有用的。所有这些概念都曾是，并将一直是创新研究的主题。它们只是与实际的弗洛伊德的梦境理论没有什么关系了。
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想，既然弗洛伊德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认为他关于梦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还出现了大量的其他梦理论，又没有支持弗洛伊德梦模型的实证研究，他的理论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那是因为这其中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由于弗洛伊德将《梦的解析》作为其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石，因此，要批评他的梦理论而不质疑整个精神分析学科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关于梦的假定功能的分歧总是被转移到关于其他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例如压抑的概念、人类记忆的本质、神经症症状的起源、儿童发展的模型、自由联想的临床价值、无意识的构成以及它对日常生活的假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况今天仍然存在，不熟悉这些争端的极度恶性（也有些人说是宗教狂热）的读者可以翻阅关于“弗洛伊德之战”的内容 5 。即使是粗略的搜索，也会使感兴趣的读者触及一些精彩但绝对有争议性甚至有害的文献。
尽管有这些斗争，弗洛伊德的理论在20世纪的前75年发展很好。在众多积极性很高的支持者的努力下，在大量致力于为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培训精神分析方法的机构的支持下，精神分析学派慢慢地演变成一场运动，它是如此具有号召力和广泛性，以至于它的许多信条在医学、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领域中都有所体现。这场运动也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也许受影响更大的是艺术领域。从历史和文学系，到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画作，再到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咒语》（ Spellbound ），还有无数作家的作品，弗洛伊德关于做梦和心灵的观点充斥着媒体和艺术，也充斥着妇女老少的想象。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约翰·基尔斯特伦（John Kihlstrom）所言：“弗洛伊德对现代文化的影响多于爱因斯坦或沃森和克里克，多于希特勒或列宁，多于罗斯福或肯尼迪，多于毕加索、艾略特或斯特拉文斯基，多于披头士或鲍勃·迪伦。他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 6 在梦这个主题上，弗洛伊德留给后世的东西是无与伦比的。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把围绕着弗洛伊德及其理论的谜团与他实际写的东西混为一谈了。我们中的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第一个提出梦境包含被压抑的愿望或欲望的人，或者第一个提出梦境具有象征意义的人，或者第一次提出梦境来自无意识的人，是弗洛伊德。通常归功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其实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个词本身是在弗洛伊德出生前约100年创造的。 7 甚至提出第一个有临床依据的无意识理论的殊荣也不属于弗洛伊德，而应属于法国精神病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他的著作对弗洛伊德自己的精神分析观点有很大的贡献。尽管如此，在《梦的解析》出版120年后的今天，这些观点中的大部分也仍然被人们极大地，虽不是“毫无疑问地”，与弗洛伊德关联在一起。
最后，就像所有好的营销实践一样，时机对弗洛伊德很重要。他的精神分析梦理论是在对梦的流行看法变得更加理性和世俗化的时候出现的，当时梦境被描述为无意义的夜间事件，可以用自然的身体过程来解释。但就像今天的人们一样，大部分人拒绝这种观念，仍然相信无论多么离奇，梦境肯定附带着重要的信息，而且是需要解释的信息。这个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朴素想法，正是由弗洛伊德带回人们视线里的。弗洛伊德以其娴熟而吸睛的写作风格，成功地将来自各种来源和学科的观点和发现编织成一个丰富的、引人入胜的叙述，他不仅告诉人们相信自己的梦很重要这没有错，而且还告诉他们要如何相信以及为什么相信。而且，说实话，我们所有人都可从这个理论中获得一些自恋的满足：在内心深处，我们确实是不可知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是由基本仍未明了的动机和欲望引导的，而梦可以揭示我们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