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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华尔街最年长、任职时间最久的互联网分析师之一。我非常幸运，因为在25年的时光里，我的工作始终围绕着互联网股票进行，比如撰写研究报告，做模型，分析、讨论和解释华尔街这一最多元化、最有趣的行业。其间，我有幸跟踪了一些最具创造力的企业，比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美国在线、eBay、Expedia、Facebook（2021年更名为Meta）、谷歌、领英、奈飞、潘多拉音乐、Priceline（2018年更名为Booking）、Snap、Spotify、Twitter、优步、雅虎、Zillow等。这些经历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批在过去25年中最具领导力的企业家和CEO，比如贝佐斯、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马克·库班（Mark Cuban）、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杰弗里·博伊德（Jeff Boyd）、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蒂姆·韦斯特格伦（Tim Westergren）、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道格·雷博达（Doug Lebda）等。在我推荐的股票中，有些表现不佳，但也有很多获得了惊人的回报。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一直看好谷歌的股票，其股价从2010年初的310美元上涨至2020年底的1 750美元，涨幅高达465%；我在Facebook股票经历了50%的IPO（首次公开募股）调整后，将其评级为“买入”，并自那以后一直维持这一评级，其股价从20美元上涨至2020年底的273美元，涨幅高达1 265%；我在过去10年中一直看好奈飞股票，该股票从2011年初的25美元飙升至2020年底的541美元，涨幅高达2 000%以上；我还对亚马逊维持了15年的买入评级，并见证了这家企业的股价从2005年初的44美元上涨至2020年底的3 250美元，涨幅超过了7 300%，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具价值的企业之一。过去几年中，代号“FANG”
的这四家企业（Facebook、亚马逊、奈飞和谷歌）成为最赚钱的投资组合之一；而我也一直陪伴着这些企业不断成长。这需要很多技能，也需要不少运气。
不过，我也有过不幸的时刻。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2003年，我被摩根士丹利解雇了。我曾在那里工作了5年，并担任“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的首席助理。我也曾被一名现已臭名昭著的对冲基金经理解雇，原因是“这一年没有为企业提供足够好的对冲建议”
，尽管我在那个充满竞争的交易所里拼命工作了一年。此外，我还因违反了所在银行关于向媒体披露信息的政策而被花旗银行终止了聘用合同，这段经历对我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已在那里努力工作了7年，且建立了一个在华尔街处于领先地位的互联网研究团队。
回顾职业生涯，我是在互联网繁荣时期（1998年eBay IPO）入行的，被解雇时刚刚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期（2000—2001年，雅虎股价下跌90%），在互联网复苏时期（2004年谷歌IPO）再次被聘用，在互联网争议时期（2012年Facebook IPO）又被解雇，后来在互联网收购浪潮中被重新聘用（现在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都跻身于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之列）。
像大多数人一样，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互联网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的生活。我的大儿子诺亚患有先天性唐氏综合征，我请求使用纽约市医院的电脑，以便从亚马逊上购买和唐氏综合征有关的每一本书，并加入雅虎上的每一个唐氏综合征用户群。每年在我已故双亲的结婚纪念日那天，我都会在Facebook上重发一段我在他们葬礼上发表的悼词。出于对新服务或新产品的兴趣，也出于保持我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的需要，我也一直是一批互联网产品最早期的使用者，包括Gmail、奈飞、Facebook、Twitter、Kindle、Alexa设备、谷歌眼镜、Snapchat眼镜、亚马逊Fire手机、Stitch Fix、Oculus虚拟现实头盔、优步等。几年后，我的4个儿子又开始使用最新的互联网社交网络，比如Instagram、Snapchat和TikTok。
分析师会做很多奇怪的事情，我也不例外。比如，在不寻常之处寻找相关性。举个例子，我的大儿子诺亚出生于2000年3月12日，这一天正好是纳斯达克创出了5 048点历史新高的两天后。于是我就给诺亚起了一个小名“大熊”，但完全没料想到，自那一天起会开启一段持续多年的科技股熊市。之后，我的二儿子卡特在2001年11月20日出生。我给他起了一个小名“袋鼠”。如果你从卡特的出生那天开始看纳斯达克指数走势，你会看到很多波动，如同袋鼠的跳跃曲线。然后是出生于2003年8月5日的三儿子艾丹。他的小名是什么？——“兔子”，因为从他出生的那天开始，纳斯达克出现了多次大涨。最后是出生于2007年4月4日的四儿子马尔科姆，我叫他“猴子”。如果你从马尔科姆的出生日期看纳斯达克指数走势，你会发现，大部分走势是上扬的。现在你相信了吧，分析师真的会做许多奇怪的事情。
基于我在互联网领域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科技股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我已经成为交易大厅中的名人了。过去10年中，我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彭博电视台、福克斯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参加过的电视访谈超过500场。在这段时间里，我还接受了上千次纸媒访谈，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圣何塞水星报》《今日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等。其中，一家法国杂志的访谈直接导致我被花旗银行解雇。《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曾以我为主角，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名科技股分析师的36个小时生活》（ 36 Hours in the Life of a Tech Analyst ）的文章。总之，媒体上有很多关于我的报道，其中大部分都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好的。
时至今日，我已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了近1/4个世纪。这个数字比我的许多企业客户和同事的年龄都大，这让我感觉自己很老。可是，这段岁月又极其珍贵，它让我观察、跟踪和分析了这个新兴行业的诞生和成长。这有点像20世纪20年代的汽车分析师、50年代的航空分析师以及70年代的有线电视分析师，我们都曾在各自的时代经历了行业发展的黄金岁月。
在过去1/4个世纪中，我的工作就是对互联网股票进行买入、持有和卖出评估，并回答类似下列问题：应该买入哪只股票？什么时候买入？用什么价格买入？有什么利好因素？哪家企业的管理团队更优秀？市场空间大不大？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或者是那个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哪家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是最好的，哪家又是最糟糕的？
在从业过程中，我经历过一些永生难忘的时刻：
1．我曾和马克·库班一起惊叹地注视着Broadcast.com的股价在IPO当天就飙升了249%，创下了IPO史上最大单日涨幅。那么，库班为那些被投资者赚去的钱感到生气吗？不，他觉得这是企业的一次伟大的市场推广。
2．我曾看着贝佐斯和时任亚马逊首席财务官的乔伊·科维（Joy Covey）在1999年的投资者晚宴活动后进行摔跤的较量。虽然我不记得最后谁赢了，但当时的场面非常有趣。
3．在摩根士丹利的科技股年会中，我看到eBay市值首次超过雅虎，eBay的CEO梅格·惠特曼为此做了简短的庆祝。
4．网景（Netscape）创始人、目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科技领域风险投资人之一的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2005年的行业会议上警告我，微软绝不会允许谷歌获得成功。
5．我曾和著名投资者彼得·林奇进行数次电话交流。
2015年，彼得·林奇正好在研究线上购物交易企业Groupon，他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Groupon可以说是一只典型的“林奇股票”。当时，这家企业受到了科技股投资者的普遍排斥，其表现远远落后于业内其他企业和整个市场。但这家企业有着坚如磐石的资产负债表，而且正在努力转型。林奇向我提出了很多具体而有深度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挑战了我的认知。然后，我告诉他最好避免投资Groupon，可以投资谷歌和亚马逊。我不知道林奇如何决定是否投资于互联网行业，但我记得，我们在对话中充满了对彼此的尊重。
我曾做出大量股票推荐，有些是伟大的推荐，有些是一般的推荐，也有一些是糟糕的推荐。那些伟大的推荐有：
1．从2013年至今，我一直坚定地推荐买入奈飞股票。根据CNBC的数据，奈飞是2010—2019年表现最好的标普500成分股，股价涨幅接近4 200%。
2．2005年至今，我给亚马逊的评级始终是“买入”，亚马逊股价从2004年12月31日的44.29美元上涨到2020年底的3 257美元，涨幅高达7 254%。我甚至不用查资料就知道，亚马逊是这15年间标普500成分股中表现最好的股票（奈飞在2010年之后才被纳入标普500成分股）。
3．2008—2018年，我一直推荐买入Priceline，其股价从107美元上涨到1 738美元，涨幅逼近1 524%。
那些糟糕的推荐有：
1．2017年7月，在蓝围裙（Blue Apron）IPO后不久，我就向大家推荐了它。这是一家在线餐饮配送企业，我给出了“买入”评级和10美元的目标价，而当时的股价为6.55美元。截至2020年12月，这只股票的股价约为6.50美元。我曾经安慰自己：“马克，这个推荐不算太糟糕。”但只要再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蓝围裙在2019年年中曾做过一次1∶15的反向股票分割
，这意味着我是在98.25美元的赋权价推荐买入的，也就是说，按照我的建议购买这只股票的投资者已经损失了93%的投资份额。这是非常糟糕的。
2．2016年9月，我给了Twitter“卖出”评级，它当时的股价为18.49美元，我认为这只股票被高估了，其基本面正在恶化。在两年后的2018年12月，直到它的股价上涨了69%，我才将其上调至“持有”评级。这也是一个糟糕的推荐。
3．我最差的一次推荐发生在2004年10月。在谷歌公布首份财报之前，我对谷歌股票给出了“卖出”评级。当时，谷歌股价在IPO后上涨了50%，我认为这个涨幅过高。我错误地认为雅虎的基本面更好，并错误地尝试了赌财报，却低估了谷歌惊人的创新能力和巨大的市场机会。谷歌的财报数据非常亮眼，股价也在财报发布后的第二天上涨了15%，并在之后的一年中继续大幅上涨。
那么，我到底做过多少次股票推荐呢？由于每个季度我都有机会重新审视我的股票推荐，可以进行重新评估，然后决定是否要上调或下调评级，所以从数学的角度看，25年有100个季度，而我持续观察了30只股票，倘若每个季度每只股票都调整一次，那就是3 000次个股推荐。但这种思考方式并不正确。因为股价总是在变动，每天都有重新评估股票推荐的机会。如果这么算，一年大约有200个交易日，25年下来就有15万次股票推荐了。但我从来都不会那么想，我只是认为，我评估的任何一只股票在任何一天上涨或下跌都是我的分内之事。
简单地说，我确实做了很多股票推荐，其中很多还来自华尔街起伏最大、最丰富多元的行业。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并将其加以总结。我将在本书中和你分享。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他的经典著作《异类》（ Outliers ）中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大部分成功靠的都是运气。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就像另一个观点所说的那样，90%的成功是因为“在场”。如果你渴望成功，你就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1998年，我在美国华尔街开始研究互联网行业，正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可以说，我真的非常幸运。
1998年，我的沃顿商学院同学克里斯·布瓦（Chris Boova）给我看了一些玛丽·米克尔发布的研究报告，当时她已经在摩根士丹利做了10多年的互联网分析师。此外，她还是《互联网报告》的主要作者。《互联网报告》是一份150页的关于互联网行业的入门指南，于1997年由哈珀商业出版社出版。我之所以对这份报告记忆犹新，是因为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这份报告的相关信息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费城市中心的巴诺书店买了一本。正是这份报告激发了我在华尔街从事互联网行业分析工作的兴趣。
还记得那一天，克里斯在摩根士丹利的大堂和我见面，那里是他工作的地方。他递给了我一些米克尔的研究报告，并告诉我，米克尔的一位助理很快就要离职了，她正在寻找新助理，克里斯问我对此是否感兴趣。我当然感兴趣！所以，如果说我要感谢一个人，他开启了我的华尔街科技股分析生涯，那么这个人就是克里斯·布瓦。谢谢你，克里斯。
之后是长达半年的面试流程，最终我加入了摩根士丹利股票研究部门，成为米克尔的一名助理。在此期间，我和即将离职的年轻助理拉斯·格兰迪内蒂（Russ Grandinetti）见了几次面。他选择离职，是为了加入一个叫作亚马逊的在线零售企业（当时，这家企业的规模还很小）。后来，拉斯帮助亚马逊推出了Kindle产品线以及其他许多创新产品。我记得面试期间还和朋友说，我的愿望是成为“加强版的拉斯”。唉，拉斯，我想这个愿望可能永远实现不了了。
面试中，我也和时任摩根士丹利技术投资银行部门负责人的露丝·波拉特（Ruth Porat）见了面，后来她成了摩根士丹利的首席财务官，之后又成为谷歌的首席财务官。我能和波拉特见面，是因为摩根士丹利担心我也会去核心竞争对手高盛的互联网分析师迈克尔·帕雷克（Michael Parekh）那里面试。事实上，我确实见过帕雷克，但完全没有开始任何正式的面试流程。我不知道摩根士丹利是怎么知道我见过高盛的人的（或许我提过那么一嘴，但确实不太记得了）。总之，这加速了摩根士丹利的面试进程。不久之后，我就被录用了。
好了，就这么多，这是所有你需要知道的我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