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古良相

自秦迄今，历两千年。中华盛世，首推汉唐；千古良相，必称萧曹。

诸葛亮应该算是最负盛名的贤相了。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结尾这样评论传主：“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诗圣杜甫在缅怀诸葛亮的《咏怀古迹之五》一诗中赞叹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这两个有代表性的学者和文士，相隔数百年，却不约而同地拿萧相国作为良相的标高。

萧何是西汉王朝的开国丞相。在夺取江山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他一直是兴汉集团的核心成员，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和左右手，对这个集团的形成､发展､壮大和最后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

刘邦率军占领秦都咸阳后，将官们都忙于抢夺金银财宝，及时享乐。只有萧何与众不同。他单独首先收取“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由此掌握了全国的地形､户口､物产等情况，为此后持续数年的长期消耗性战争早早盘下了定海神针，表现出过人的眼力。

项羽违背义帝原约，将刘邦的封地由关中改为偏远的汉中和巴蜀。刘邦和手下的将领们都非常生气，不愿前往汉中，群情激愤，楚汉战争一触即发。萧何极力说服刘邦认清敌强我弱的现实，不宜轻举妄动，先作战略退却，收回拳头，保存实力，积聚力量，伺机而动。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着。孙子曰：“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自是不刊之论。

“还定三秦”后的整个楚汉战争期间，萧何留镇关中，固守根本，建设了巩固的根据地并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源源不断地以大量兵员和物资支援前线，使屡败屡战的刘邦从无匮乏之感，总能够咸鱼翻生卷土重来，最后终于反败为胜。

大汉帝国建立后，萧何在刘邦“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制定了汉法九章，统一了全国律令。他还协助刘邦，通过减少赋税､复员兵卒､释放奴婢､发展生产等政策措施，使饱受苛酷秦政和长期战争摧残的士民喘了一口气，得以休养生息。社会逐渐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为日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政策和物质基础。

萧何很有知人之明。在刘邦势力还比较微弱的时候，他全力举荐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韩信出任汉军主将。这也许可以视为汉楚双方成败兴衰的关键。后来，他又协助吕后诱杀韩信，以致后人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感慨。从心理角度分析萧何为什么帮助吕后诛灭韩信，是很有意味的。

萧相国还颇具容人雅量。他病重弥留之际，捐弃个人恩怨，以国家根本利益为重，向朝廷推荐与自己有嫌隙的曹参作为丞相继承人，保证了政权和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萧规曹随，成为千古佳话。

刘邦与萧何的私人感情很不一般。他力排众议，坚持将萧何列为头号功臣，恩宠无人可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萧何却是个例外。萧相国身后，子孙四次因罪失去侯爵，皇帝总是搜求他的其他后人，续封酂侯。这在功臣中是绝无仅有的。

西汉开国皇帝与丞相齐心协力，合作无间，取得巨大成功，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珠联璧合的模范帝相；也是后世景仰学习的样板。与他们最具可比性的是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及首相李善长。

元璋起兵之初，向善长请教平定天下之策，善长说：“汉高祖起自布衣，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五年就成就了帝业。你们老家相距不远，效法高祖的所作所为，平定天下并非难事。”元璋认为很对。洪武三年，明太祖大封群臣，左丞相李善长封韩国公，位居功臣之首，制词比之为萧何，褒奖得天花乱坠，无所不至。俨然又一对模范帝相横空出世了。但这只是一种表象。

饶是萧何与刘邦关系那么好那么深，为人处事也很低调，十分小心谨慎，还采取了多项措施自保，甚至不惜自诬，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刘邦的猜忌，一度被交送廷尉拘押审问。所幸有人说情，加之刘邦毕竟还算恢宏大度，结果有惊无险。

李善长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退休多年､老态龙钟､时年77岁的第一功臣李善长阖家老小70余人一概处死，惟有善长的长子李祺托妻子临安公主的福，与儿子李芳､李茂等人得到恩免，捡了几条命。朱元璋前后用过4位丞相，居然无一善终。他后来更是干脆废除了历经千年的丞相制度。钱穆认为：“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自秦以来辅弼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

封建社会君臣之间普遍存在深刻矛盾，关系往往是畸形的。这是由帝制“家天下”的非人性本质所决定的。随着帝权的不断膨胀，这种畸形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晰､刺眼，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

中国的千年帝制，废除尚不到百年，流弊仍然极多极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抚今追昔，温故知新，自由民主､富有效率､符合人性的现代化制度性建设，是今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