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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广正式登上皇位之前，朝廷内部已经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政治动荡。原本的太子杨勇因为种种原因被废黜并幽禁，这一事件在朝廷高层中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排队划线和政治清洗。这场清洗导致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整个朝廷上下弥漫着不安和猜疑的气氛。在这种背景下，杨广在父皇突然不明不白地驾崩后，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局面。他的几个兄弟要么被囚禁，要么被处死，而他的幼弟汉王杨谅在外领兵叛乱，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
尽管杨广身边的亲信都明智地保持沉默，不发表任何意见，而且杨谅的叛乱很快就被杨广派出的大将杨素迅速而果断地平息了，但刚刚坐上皇位的杨广内心深处仍然充满了忧虑和忐忑。他渴望能够展翅高飞，实现自己宏伟的抱负，而不是满足于现状，因循守旧，仅仅为了苟且偷生。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向全天下的人证明，他杨广既然能够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就一定能够顺应天意，符合人心，成为一个能够与秦皇汉武相媲美的千古一帝。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统治不仅仅是权力的更迭，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天命所归。
大业天子杨广的执政生涯，实际上并非如后世所传的那样，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混蛋皇帝。在仁寿四年（604年）七月二十一日，杨广在父皇杨坚的灵前正式登基，成为隋朝的新一任皇帝。然而，他的统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刚刚即位就遭遇了汉王杨谅的叛乱。这场叛乱虽然在短短一个多月后就被平定，但其影响深远。杨广在平定叛乱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同年十月十六日，杨广将父皇安葬于太陵，并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庙号和谥号都得到了妥善地安排。这不仅是对父皇的尊重，也是为了彰显自己作为新皇帝的威严和合法性。紧接着，在十一月初三，杨广大驾光临洛阳，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将成为他执政生涯中的重要舞台。十多天后，他发布了营建东都的诏令，这标志着他执政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的开始。
杨谅叛乱的平定，虽然表面上看似顺利，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除了杨谅本人被“屈法恕死”，除名为民，绝其属籍，不再承认其为皇家血脉之外，还有大量的官吏臣民因为这场叛乱而获罪，被处死和流放的多达二十余万。为了加强对这些人的控制，杨广下令将他们中的大部分强令迁徙到洛阳附近，以便集中监视和控制。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稳定局势，也为洛阳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在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并非罕见，这种现象在古代被称为“迁虏”和“谪戍”。早在杨广执政之前，就已经有过类似的事件。例如，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曾经将大量在战争中俘获的“山东迁虏”即六国的俘虏迁移到蜀地。此外，他还下令将数十万曾经逃亡过的贫民、罪犯以及商人迁往南越地区。而在杨广之后，李唐王朝的初期也曾有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将数十万高丽人迁往内地。然而，杨广为何会选择洛阳作为迁徙的目的地，并在那里兴建新的都城呢？
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在这里又一次用了《春秋》笔法，放着信史收录的原件不用，另采野史《大业杂记》传闻，把杨广此举归结为迷信图谶之说，使得杨广刚一上台就显得昏聩颟顸贻笑大方，注定是个天生的昏君王八蛋。按司马光的说法，还是那个当初曾力谏隋文帝不该再去仁寿宫，否则将有去无回、“是行恐銮舆不返”的章太翼做的怪。
面对新皇，他这次是这样说的：“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
结果就是：“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或者不仅仅是这样。
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王城。在西周时期，虽然镐京（长安）是当时的首都，但洛阳也扮演着东都的角色。到了东周时期，洛阳更是成为王朝的都城。实际上，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并非隋炀帝杨广的首创，两京制的实行也有其历史渊源。东汉时期，长安和洛阳并行作为两京，而到了李唐王朝，除了京师长安外，在东都洛阳也设有“东京宫”。历史上著名的武则天就是在洛阳登基，统治天下。明朝时期，北京和南京并列为两京，而满清则以北京和盛京作为两京制。那么，为何杨广营建东都的行为会被视为昏暴之举呢？这种评价要么极尽赞美，要么彻底否定，似乎非黑即白，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不得不说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负遗产”之一。
尽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可能真的想要将杨广的“炀”字强调到极致，以警示后人，但他也无法完全控制历史的解读。杨广营建东都的诏令在《隋书》中有完整的记录，因此，杨广营建东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后世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和解释。这也让我们明白，在新皇帝即位之初，他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中，究竟蕴含着怎样深远的意义。
建造东都洛阳，主要是因为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长安是首都，但军队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一旦国内有乱子，从长安调兵过去，路途遥远，耽误时间，不利于快速应对。新皇帝杨广对之前杨谅叛乱的事情印象深刻，三年后他北巡河北时，还念叨着：“自从外族归顺，我还没亲自去安抚，山东经过战乱，需要好好照顾。”山东这块地方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太重要了。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本意也是想让王朝稳固，结果却导致了动乱。杨广明白这一点，他想当个好皇帝，所以在宣布建东都的命令里说：“天道变化，阴阳交替，万物才能生长；变革创新，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如果天意不变，四季如何更替；如果人事不变，怎么治理百姓。《易经》不是说了吗，要懂得变通，人民才不会厌倦。变通了，才能长久。有德行才能持久，有功绩才能壮大。”他还说：“安于现状，能适应变化，人民才能大变样。”所以，周朝的姬邑，商朝的殷人，都是因为顺应天意和人民，才成就了大业。我们不能因为他最后失败了，就否认他的这份用心啊！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才详细解释了重建洛阳的决心：“洛阳自古以来就是都城，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汉高祖都说过：‘我走遍天下，只有洛阳最让我满意。’自古以来的皇帝，谁不看重洛阳？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及时建造。我大隋一统天下，国库充足，现在是时候行动了。”说到经济，再啰唆两句：“建造宫殿是为了方便生活，不是为了奢侈。《传》里说，节俭是美德，奢侈是大恶。孔子也说，宁可简朴，也不要奢侈。难道只有豪华的宫殿才叫宫殿，简朴的土屋就不能是皇帝住的吗？我们要明白，不是天下为皇帝服务，而是皇帝要为天下服务。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人民富足了，国家才能真正富足。现在我们要建造的，一定要节俭，不要让豪华的建筑在今天重现，要让简朴的作风流传给后世。负责的官员要明确规则，符合我的心意。”
杨广在这里表达的，是对未来东都洛阳的设计和建造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大家要记住“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的古训，要听从孔子关于节俭的教导，一定要做到节俭，这样才能符合他的心意。
东都洛阳的正式营建开始于改元后的大业元年（605）三月，并组成了一个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宰相重臣参加的工作班子，这几乎就是当初为隋文帝杨坚修建了仁寿宫的原班人马。这些人也真算是摸透了为皇为帝者的心态，早在修建仁寿宫时就搞得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以致隋文帝面色不快，但很快又在独孤皇后的劝说下，欣然笑纳并对有关人等大加赏赐。这次他们也是这样，尤其是作为新都建设总设计师的将作大匠宇文恺，更是不相信自己马屁能拍到马腿上，结果就是：“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
大业二年（606）正月，东都洛阳的营建工程正式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在中世纪创造了一项几乎是匪夷所思的“大跃进”奇迹。
由于宇文恺此前就有修建隋都大兴城的经验，又有仁寿宫建成后大获皇上奖赏的实践，东都洛阳的确是一座精心设计、规模宏大的城市。据后来的考古发现，新都洛阳虽然比京师大兴小三分之一，但依然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而且，新都洛阳的城市布局大体与长安大兴城相仿，也是由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同时更突出了皇城和宫城的至尊地位，显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体现了大隋王朝包容天下的气势。
为使新都尽快繁盛起来，工程完工后的第二个月，新皇就下诏令“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同时还“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大业二年五月，又“敕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
大业三年十月，再“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
皇权就是律法，如此不容置疑雷厉风行，如此全国一盘棋、全国总动员，骂声肯定是有的，不满乃至星星点点的反抗也在所难免。但在新皇建造新都、并很快就使之追撵京师，以至两京并存、整个国家似乎都焕然一新的新气象之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欢天喜地，肯定也是真的。
洛阳城的竣工，不仅标志着一座宏伟都城的诞生，更象征着隋炀帝杨广的政治抱负和雄心壮志。新都城的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街道宽阔，宫殿巍峨，充分展现了隋朝的国力和帝王的威严。城内不仅有壮丽的皇宫，还有整齐划一的官署、繁华的市场，以及为百姓设计的居住区，整个城市规划得井井有条。
竣工典礼上，隋炀帝亲临洛阳，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他站在新落成的皇宫之上，俯瞰这座崭新的都城，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满足。他深知，这座都城不仅是他个人权力的象征，更是隋朝盛世的标志，是他将隋朝推向繁荣巅峰的起点。
然而，洛阳城的营建并非没有争议。巨大的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许多百姓被迫离开家园，参与到这场浩大的建设中。尽管如此，隋炀帝对这些非议似乎并不在意，他坚信只有宏伟的都城才能彰显帝国的辉煌，才能让四方来朝，彰显天子的威仪。
洛阳城的建成，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商贾云集，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洛阳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隋炀帝更是利用这座都城，举办了一系列的盛大活动，如举办科举考试、接待外国使节等，进一步巩固了隋朝在国际上的地位。
那是一座怎样的都城啊！抛开宫殿林立金碧辉煌的宫城和衙署齐备警卫森严的皇城不说，单就看看遍布着百官府邸和百姓街坊、被称作郭城或者罗城的东京城区吧——
有贯通南北的被叫做天津街或干脆就叫天街的大街。街宽一百二十余米（按现在的标准不知是几车道），长约四公里，是全城中轴线上的主干道。两旁种有樱桃、石榴、榆树和柳树，夹道成荫，流水成渠。
那条叫洛水的河穿城而过，将洛阳分为南北两个区；为连接南北，在洛水上建有天津桥、通济桥、利涉桥等四座桥梁。城内除洛水外，还有瀍水、伊水，并凿有几条漕渠，使得洛阳新城的水陆交通远比京师大兴更为方便。既然是傍着可以行船的河渠，还有可以卸货的码头，于是又有了南、北、西三个商贾云集人流熙熙攘攘的市场。据记载，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周围还有众多的酒店旅馆，可以说是洛阳的繁华之所；南市则“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在上春门外，还建筑了诸郡邸舍百余所，是接待各郡长官朝见天子的住所；建国门外则有四方馆，以接待外国和少数民族使者，相当于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吧。
那时候的欧洲在干什么？写了那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在几百年以后的元代来的中国，记载的自然也是元朝的景况，可即使那样，马可·波罗笔下神话般的中国还是让欧洲人大跌眼镜，以至认为写书的那家伙八成是个骗子。
要是他们知道早在他们看到那本书以前的几百年，在古老的中国就有个皇帝的年号叫大业，还有个城市叫洛阳，并且繁华如此，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在权力高度集中，执政者、施政者无法被有效监督的体制下，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头头脑脑们，不仅能决定那里阴晴雨雪的小气候，也能决定那里的发展方向和风格。置民心国力于不顾，一味求大求全，一味大干快上，一味拼死拼活，力求面面俱到，实则面面俱失，最终好事变成坏事，可以说是杨广一朝最大的失误所在。执政之初，大业天子就表现出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端倪，这端倪在以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大隋如同一只长势强劲全线飘红的股票，突然一下就头朝下倒栽葱来了个全面崩盘。但恶果在当时还没有显现，后来的事情不要说别人，就是杨广自己也无法预料。当时的他只是一味沉浸在自己为大隋勾勒的宏伟蓝图里，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一边不时被如同电光火石般涌出的灵感驱使着，这里那里地添加着、描抹着，目的是要使自己的大业宏图更加完美和完善。
和东都新城同时兴建的，还有规模大大超过长安皇家禁苑大兴苑的新的皇家禁苑——西苑，也叫会通苑或显仁宫。关于显仁宫，《隋书·食货志》记载：“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除营建东都之外，大业天子还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离宫别所——包括对前朝行宫离院的修缮扩建，如北齐的晋阳宫、中山宫、汾阳宫，北周的同州宫、长春宫、蒲州宫等，在数年内建立起以洛阳为中心的宫殿群。据记载，那时候全国各郡有宫室二十六所，还有一个数字说是四十余所。这些当然都可以看作是营建东都的配套工程，也是杨广好大喜功的例证。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到，东都洛阳的建设是在大业元年（605年）的三月份正式开始的。就在这个宏伟的工程已经启动之后，隋炀帝杨广在发布关于政治和刑罚得失、考核官员虚实等事务的诏书中，再次情不自禁地提到了兴建东都洛阳的初衷和目的。他明确指出，由于关中和黄河的重重阻隔，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联系变得困难，难以直接掌握和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决定在洛阳建立新的都城，以便亲自巡视和慰问，确保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更加顺畅，从而更好地管理国家事务。
杨广的执政风格和特色一直体现在他亲自参与政务和频繁的巡游之中。他特别强调了从洛阳出发，无论是向西穿越关陇地区，还是向东抵达海岱一带，抑或向北通往燕赵之地，抑或是向南延伸至江淮流域，这些方向的距离都大致相等的地理优势。在杨广看来，洛阳的地理位置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中心，更是整个天下的战略要地。他将洛阳视为自己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以此为基地，可以有效地掌控和经营整个国家。
因此，杨广几乎每年都会从洛阳出发，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巡视，这几乎成了他年年必做的功课。他对于亲自在祖国的大地上走来走去，现场办公，有着难以抑制的热爱。这种热情让他无法理解南北朝时期那些常年沉溺于后宫，与女性为伍，不愿与百姓接触的帝王们。他曾疑惑地向自己的大臣们提出问题：“自古以来，天子都有巡狩的礼仪，但为何江东的那些帝王们却总是沉迷于脂粉之中，深居简出，不愿与百姓相见呢？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道理？”
得到的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既然如此，就是为了大隋江山能传世久远，大业天子也不能不更加乐此不疲兴致勃勃。
说到这里还应该有个补充，南陈亡国之君陈后主是在杨广甫一登基的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中旬死的。杨广追赠他为大将军，封长城县公，立谥号曰“炀”，充分表达了杨广对荒淫无度只知诗酒风流于国家全无建树的昏君陈叔宝的无比蔑视。
但天道无常，正像宋元之际的史家胡三省后来在《资治通鉴》有关条目上所做的批注那样：“谥法，好内怠政曰炀，帝（指杨广）谥陈叔宝曰炀，岂知己不令终，亦谥曰炀乎！”
此种现象按唐代诗人杜牧的话说就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