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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要建立功业，还是贪赃枉法，都是仅个人的力量绝难实现的。建功立业，改革旧习，要靠一批精明强干的得力助手，上下呼应，尽力而为才有可能成功。这方面，成败同异的例子充斥史册，北宋王安石变法，尽管王安石雄才大略，变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仍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用人不当，没有做出精诚团结的良好的局面，变法中人各个心怀二意，以变法为名，成一己之私，才使得诸多出于善意的法令变成百姓不堪重负的苛政。善于将局面做大，以此为基础成就大业的，则首推清季的曾国藩。曾国藩在他的《杂著居业》一条中说到“古代英雄的事业必定有其坚实的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庄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做事一定要有基础。曾国藩起兵之时，局面尚未打开，所以，尽管他盛情相邀，仍然是应者寥寥，及至他第二次出山，先向朝廷求得实权，对稍有才能的人便保奏、举荐、使得忠心于曾氏的人，在朝中越来越多，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会合景从，如龙得云，如鱼得水的局面，四方豪杰之士，纷纷前来投靠，曾国藩才成其经世之业。
贪赃枉法较之建功立业，更需要把局面做大。功业不成，至多落得抱憾一生，丧志而毁，而贪赃倘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异处。所以，古来的贪官全都投注大量精力、财力、编织关系网络，像和珅上至乾隆皇帝，封建王朝的最高统计者，下至各地州县的官吏，政府政策的基层贯彻者，全都建立了深厚密切的关联，至于中央政府中的各个要害部分，和珅不是亲自担当要职，就是选派自己的亲信掌权。如任命年老昏庸的苏凌阿掌管吏部，任吏部尚书，将朝廷的选官大权操纵在股掌之中。
这样一来，朝廷上下的大部分官员相互纠结，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紧密相连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有警讯传出，和珅凭借他众多的耳目，可以得到最及时的报告，然后，部署应对之策，立刻就会将危险消融于无形之中，由于和珅的局面铺的实在太大，即使皇帝有意铲除他，也要考虑再三，因为有太多的人牵连其中，仓促行事，一定会造成朝廷的重大动荡，这是所有的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结果。毕竟不可能对朝廷的官员来一次大换血，毕竟，统治还要依靠这些行为不轨的官员，统治者唯有得过且过，抢补漏洞了。
因此，后来，当嘉庆帝下决心要铲除和珅时，动作出奇的迅速，断案也超乎寻常的敏捷，只是严惩了和珅及其族人，赐和珅一条自律自裁，至于那些依附和珅、凭借向他行贿，效忠而升迁的官员则大名既往不咎。不能不说，嘉庆帝的这一决断有着高明的眼光和见识，也可以看见，局面做得极大如和珅者，也很难逃脱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