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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为军机大臣，又身兼京城崇父门税务监督，担任兵部尚书。外加管理户部三库的肥缺，他谋得户部管理大臣（位在尚书之上）的职位，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直接包办科举考试，这些职位给他开通了滚滚财源。
税务官员历来是最易于招财进宝的肥缺，和珅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十分严格。崇文门税关街门设在今崇文门道上三条至四条胡同之间，早在明朝时，北京城内的内城九道城门都设有关卡向来往进出的百姓，官员收取苛税。至清朝，才去掉了其他各门的收税关卡，统一在崇文门征税，税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一般应由内务府包衣出身的官员担任，因为乾隆也深知这一职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缺，就把它赐给了和珅，在清人陈康淇的笔记《郎潜纪闻》中，这样说崇文门税关“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城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虽言官属劾偷旨屡戒而积于如故也”所有往来的商族，官员，甚至连进京应试的士子一律都要收税。凡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殿观，亦从无与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官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衣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后还之而去。可见了崇文门税关索取之严，外地进京的官员，职位越高收取的税金也越高，出身吴江的山东布政使陆中丞由山东任上进京朝见皇帝，到崇文门税关时却拿不出关吏索取的高额的税金，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己的衣服被褥都放在城外，只带一名侍从，两手空空的进城，对守门的吏卒说：“我只是孤身一人，并没有什么东西，凭什么要收我的税。”这样才得以进城面君，进城之后，不得不向别人借了被褥一用，连布政使这样的官员都被关吏弄得如此窘迫，一般的百姓商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按税务规定，凡小商贩携带的箕筐、笤帚、鞋袜、米面、布匹、蔬菜、瓜果、食物等物可以免税进城，可是实际上，一样还是难以逃脱。另外，崇文门税关除了有每年高达17.32万两的税务收入以外，还承担着其他一些任务，如代替宫廷变卖被抄没的王公大臣等人的家奴和财产，仅就这一项事务中的得益，就远远超过了每年的税务定额。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缺，和珅讨了来，亲自把持多年，他的获利可想而知，就连他的官家刘全，因为代替和珅实际掌握崇文门的税取，等实际事务，也得益匪浅，几年下来，刘全家中盖起了远远超出管家身份的豪宅，出入的车马，以及吃穿用度也变得豪奢无度，御史曹锡宝看在眼里，向乾隆弹劾于他，乾隆竟说刘全掌握税务，有点积蓄也是人之常情，后来，和珅因受人参奏被夺去了税务总监一职，乾隆立即又把这一职位赏赐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可见乾隆也十分看重这一职位，不愿从和珅手中把这一财路断掉。
除了崇文门之外，和珅还掌管着内务府的粮库，绸缎库和颜料库，以及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选办处，上马四院、太医院、御药房，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这就意味着他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他还负责各种内宫所用物品的制造，宫殿园林的建造和维修，实际上，和珅虽然不曾担任工部的职务，却把工部的职权也收到自己手中，这样一来，他就把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由自己控制掌握。
在文化事业上，和珅出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又严密地控制了科举考试，即使他本人不做考官，他的学生亲信也必会把持这一重要的职位。所以，考试考弊的现象，天下共知。封建时代，科举被视为所有读书人的最终目标，读书人一生的价值全都系在“金榜题名”之上，正所谓“受得十年寒窗苦，一举扬名天下知”，于是，科场舞弊层出不穷，考生舞弊有很多种方式，挟带小条、雇佣枪手捉刀代笔，泄漏考题等等，这些只与考生本人有关，如果被发现，就会当即取消考试资格，赶出考场，严加治罪，另外，如果考官明知考生作弊却密而不报，则考官也逃脱不了干系了。因为科举考试自宋朝以来就实行了誉录，糊名等手段来防止作弊，考官看到的只是由下人誉录后的副本，既看不到考生的名字也看不出笔迹，所以，一般的办法是考生贿赂好考官，双方约定在考卷的第几段第几行第几个字用某一个固定的字，这被称为“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