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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曾经在升官之初就遭遇了一次弹劾，险些性命不保，千钧一发之际。和珅参与保帅，才安然度过危机，即使如此，仍然受到了降二级备用的处分，这件事令和珅对朝中的每个人都充满了戒备，决不再轻信，而对自己的爪牙，心肠也变得更冷，遇有危险，立刻弃之若弊履，全不顾曾有过的交情，一切都要以保全自己为前提，处处留心，步步谨慎。
事情由户部中的一个司务安明引起，户部掌管天下钱粮赋税，主持一国财政，是国家的要害部门，安明在户部任司务，贪恋职务之便带来的实惠，不思升迁，只求能在这一职位上长久地坐下去，所以，为了保住这一位置，尽管尚书侍郎几年中几易其人，安明都一样细心巴结，使他得以久据司务的职位。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至户部又换了一名新尚书之时，安明因为不明利害，交恶与尚书原来部中的左右侍郎欺尚书新到，想要架空他，不予他实权，便勾结下属的诸多司务官员，在尚书面前敷衍了事，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安明本与侍郎过从甚密，自然也从中轻慢尚书，新任尚书，见众人如此，表面上不动声色，安之若素，私下里却分别联系部中官员且以提升来诱惑他们，有很多官员禁不住引诱，就纷纷向新任尚书表明忠心，揭露起侍郎的罪行来，尚书待到握有了真凭实据，便向皇上起奏一本，轻而易举地便把两位侍郎清除出户部，安明因此而被升职为笔帖士。
笔帖士一职不比司务，手中没有实权，只是一个闲职，各省再没有用得着安明的地方，便不再给他送礼，安明整日坐立不安，朝思暮想着要寻回司务的职位，他再次向尚书付好巴结，甚至，巴结尚书的儿子和亲人，无奈尚书对他憎恶至深，一点不为所动，正在此时，皇上命和珅出任吏部侍郎，安明顿时看到了希望，安明见和珅一无军功，二无政绩，如此年轻便做了军机大臣，一定不是靠正途发迹的，既然如此，就容易亲近，借他实现自己的目标。
从此，和珅每次到户部，总能看到一个人对他执礼甚恭，有时在路中相遇，他还会行跪拜大礼，久而久之，和珅就与他相熟起来，安明常到和珅府上走动每次带去的礼物，总能切中和珅心思，令和珅大为满意，安明知道和珅准备扩建居室，就将置买材料的事情一口应承下来，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尽数花在和珅身上，使和珅省下了一大笔钱，和珅大喜，安明趁机向他诉说苦衷，希望和珅能帮他付回原职，和珅向他承诺等来年京察之时，一定向尚书保举他。
果然，京察来临之际，和珅向尚书保举安明做事勤勉，可为司务，尚书心知和珅是皇帝的宠臣，不敢开罪于他，安明顺利地官复原职，自此甘习依附和珅。哪知，安明刚刚升任司务之时，就传来了他父亲病故的消息，按清明礼制，官员父母逝世，称为丁忧要离官回家守丧三年，这三年之中，绝不许为官，安明好不容易才官复原职，一旦离官回乡，三年之中，风云变幻，等他回朝之时，恐怕早已是物是人非的，他两年来的苦心经营必然荡然无存的，安明不忍心就此作罢，就把父亲去世的消息隐瞒下来，密不报丧，但这种事情如何能瞒得住。
户部尚书得知安明把父亲丧亡的事匿而不报之后，就有心借此整掉和珅，他将此事密报于吏部侍郎永贵，因为满朝文武之中，唯有阿桂和永贵才有可能弹劾得了和珅，阿桂此时正征战在外，只有求助于永贵了，永贵初为浙江巡抚，即以清廉著称于世，又屯田新疆，多次平定叛乱，近些年才回到朝中任职出任吏部尚书，值军机处，与阿桂齐名人称二桂乾隆曾多次褒奖他说：“朕悉知永贵忠心。”永贵接到密报，细心查访几日，弄清确有此事，便写了奉折，向皇上奉明安明父死不报，大逆不道的事实，同时弹劾和申说和珅在京察时竟然没有发现安明的行径，反而保举他任官，其罪难逃，如果，此番弹劾成功，必然会对和珅造成重创，即使不能将他从朝中彻底铲除，也足以阻断他的飞升之路了。
在此危急时刻，和珅从永贵的儿子那里得到了自己被弹劾的消息，大惊失色，立刻寻思对策，事到如今，只有舍弃安明，才能保障自己的前途和安全了，和珅连夜修好一本带在身上，第二天上朝面君，早朝之时，永贵将弹劾和珅的奏折呈与皇上，并奏道：“现在有御史及户部司员属吏联名呈报，户部司务厅司务安明，本为降职司员，留为笔帖式，此人大逆不道，父死而匿不报，前次京察，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和珅竟然仍保举此人为官。”乾隆对这等事历来极为看重，当下勃然大怒，质问和珅是否属实。和珅忙将写就的奏折呈上，并说确有此事，他本来早已写好奏折，要向皇奏明此事，请求皇上给他的不察之罪，不料，永贵大人竟先他奏明了这件事。
永贵听完和珅的话大吃一惊，忙向皇上奏道：“和珅徇私舞弊昭然若揭，皇上万不能被他的巧计所迷惑。安明父死不报的事户部尽人皆知，和珅又岂能被蒙在鼓里，如若和珅心知此事仍保荐安明。实在是戕害人伦大义，岂是一个小小的不察之罪就能带过的。”朝臣中此时也有多人相继站出附和永贵的察词，向皇上申明这必是和珅徇私枉法的行为。和珅没想到朝中竟有这么多人与他为敌，心中颇为忐忑，只好听凭乾隆处置。乾隆说道，据朕看来，和珅应是受安明蒙蔽，如果是存心要徇私枉法，又岂能亲自奏本弹劾他，如果说他事先知道消息，加以遮掩，他的奏折又怎能与你们同时呈上，但是和珅在此事上自然难辞其咎，给他降二级的处分，留用察看，至于安明，则被处以凌迟处死全家籍没。
和珅虽然受到了处分，但是，乾隆对他的宠爱丝毫没有削减，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可是和珅心中却知道了朝中有这么多的人想要推倒自己。对这群人，表面上同往常一样，应敷衍，内心里却在处处提防，且尽力寻找机会置他们于死地。
和珅一生之中，类似的事情，经历了不知有多少，他的性情也在这尔虞我诈中大为改观变得乖戾、多疑、冷酷无情。
也许是和珅命运多舛的少年经历，使他早就洞悉了身处其中的社会的真面目，一个人如果想要在实际的人生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是退居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独善其身”，就必须接受社会的游戏规则。这就好像对弈，只有按规则出招的人，才有可能赢得胜利，否则，只会被人踢出局。
这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文人修养中缺少的一环。奉经典为皋涅的文人们，在受教育的时候大多生活在先贤们建构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中，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把书中的理想付诸实践，可以“致君尧舜上”等到他们真正踏入仕途，冷酷的现实立刻会把他们的梦幻击的粉碎，所以，中国的文人们普遍的缺乏一种从政的弹性与韧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历史的回廊中总是被文人们的叹息充满。
和珅在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感觉到了儒家传统这种软弱，如果他曾经在官学中读过《韩非子》的话，他一定会被其中直面现实语句打动、会心地一笑，虽然这笑容中会包含着几分不可告人的东西。
咸安宫官学里的同窗都是些骄横跋扈的八旗子弟，和珅在他们中间感受不到半点温情。他明白，他们毕竟还没有针锋相对的利益冲突，他将要步入的仕途，只会比官学中更加黑暗、凶险。于是，他有意地在他们中间训练自己的涵养和忍耐。对无端的欺侮和挑衅视而不见，喜怒也渐渐不形于色，脸上始终保持着温和的表情，没有人知道，他的温和下面究竟在想些什么。
他还细心地观察着老师们的一言一行，在他们面前试验自己的洞察力和谄媚讨好的手段。他努力从老师们的举手投足中去发掘他们内心的隐秘。不久，他就发现。这些表面上道貌岸然、才高八斗、翰林骨子里却一样猥琐、狭隘。他们互相瞧不起。常常会幸灾乐祸，曲意逢迎，金钱和权力在这里同样是畅通无阻的保证。
当和珅20岁那年，即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由官学中毕业，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他不只是具备了成功所需要的学识，更是拥有了在漫漫仕途中游刃有余了成熟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