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厌明祚”是句史书上常用的话,如果把天意看成民心的总和,那么用这句话来解释明朝的灭亡是再合适不过了。
明朝之亡,亡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残酷剥削压榨造成的民心大变,大饥荒只不过是导火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很快就汇集成冲天怒焰,汇集成李自成的数十万农民大军,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了这个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老槐树下。
消息传到盛京,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还颇有分歧。因为此时明军已弃宁远,山海关外尽为清国所有,以长城为界,与乱糟糟的中原南北分治,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大家业了。
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极力敦促入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成基业以垂万世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入关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积极进取,对多尔衮、济尔哈朗及诸王,对后宫的两太后,尤其是对年轻的布木布泰,都是极大的鼓舞!
还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里,皇太极在世时名位在多尔衮之前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已谕令各衙门凡事先启知睿亲王,自动退居到次位,所以此时的多尔衮已成为大清的实际执政者。多尔衮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果断地下达了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在清朝勃兴史上关乎国家命运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英明决策。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与多尔衮的决策相配合,皇太后布木布泰奉同中宫皇太后哲哲,使六岁的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旗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可见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信赖和倚重,也可见后宫决策人的英明。
四月初九日,雄壮的号炮声震动了盛京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出发了!副帅为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还有八旗的精兵强将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汉王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这几乎是大清国的所有精英,真是出倾国之兵,志在必胜的历史壮举!
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所地方,历史又给清朝送来了极好的机遇,一份厚礼: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清军“泣血求助”借兵,请“灭流寇于宫廷”,为君父报仇!多尔衮紧紧抓住机会,毫不迟疑,立刻率军急进,奔赴山海关。
四月二十日,清军赶到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在欢喜岭上会见了吴三桂,二人攥刀为誓;
四月二十二日,双方合兵在石河战场大败农民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乘辇入武英殿升座,定鼎燕京。
这正应了当时的一段民谣:“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二哥。”朱家——明朝,李家——李自成,赵二哥——清朝,说得准确而深刻。多尔衮不愧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继承者,不愧强悍的女真民族的后起之秀,由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胜利!
他打着“义军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以“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相标榜,争取和笼络人心,把本来是清与明、满与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巧妙地转化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抗,为入关拆除了民族樊篱。
定鼎北京后,他放手让范文程处理日常政务,安抚民心,甚至下令停止剃发令以顺民情;礼葬崇祯皇帝,为造陵墓,令军民服丧三日;宣布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从当月起,开始减免各地的田赋;八月,他下令免除了明末最苛重的三饷加派;等等。这些精明有力的措施,使入关新到的统治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在继续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的同时,他又用重兵压境的招抚手段,使山东、山西两省迅速归附,并立刻建立起两省的地方政权,担负起守地治民、筹措粮饷的重任。有了这两省从东西两翼拱卫京师的有利态势,清朝统治者在军事上立住了脚。山东、山西的这种模式,成为后来清王朝统一战争中的定式:军队打到哪里,就把招抚使或总督、巡抚派到哪里,去立刻建立起地方政权。这是它在长期的激烈战事中,尽管处境险恶,却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自成号称雄兵百万,转战千万里,被他的敌人骂为“流寇”,这个“流”字,正说了他的弱点。多尔衮的强点却正是避免“流”,着力于“定”。这恐怕也是多尔衮最终打败李自成的一个政治素质上的差异吧。
留在盛京的人们,当然为大清开国以来的最大胜利欢呼雀跃,沸腾不已。
摄政王的一次次捷报,除了带来一次次欢庆之外,更给许多人带来一次次的不安。多尔衮入居明朝大内武英殿,被京师人称作九王,以致关内人只知有九王,不知还有皇帝等等,这一系列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时,疑虑更加深了——
多尔衮出征前紧急征兵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方面都惊异地报道说清朝前后兴师,从未有如此之大举。精兵强将、精壮男丁都被摄政王带去,留守盛京及各要地的,多属老弱病残。如果多尔衮有异心,盛京的小皇帝、两宫皇太后及留守各处的人马能有什么辙?还不是干瞪眼儿?
那么,多尔衮会不会有异心呢?
就在一年前,他本是诸王会议中提出的帝位继承人之一,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两白旗势力不敌,不得已而退让,如今呢?他手握重兵,有谁的实力能与他相比?他想要称帝,还不轻而易举?
再说,明朝宫室壮丽辉煌,中原繁荣昌盛,富贵风流,就是铁石心肠也难自持,他难道就不动心?
很多人心里打鼓,最紧张的应该是现任皇帝,六岁的福临。他或许因为年幼,尚不知道利害,并不着急,还有比他更揪着心的人替他顶着,那自然就是福临的母亲、皇太后布木布泰了。她除了害怕儿子的皇位受到威胁,除了害怕自己的尊贵地位丧失,还有一分害怕情人变心的苦闷。
可以想象,多尔衮出征前对布木布泰的海誓山盟;可以想象,他们如愿以偿地共度了许多甜蜜的时光。布木布泰愿意相信多尔衮。但他和她一样,都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和素质,决不会把情感放在高于政治权力的位置上。
关山阻隔,千里迢迢,布木布泰又一次感到了危机降临到自己头上。
四月初九出征,如今已是六月了!……
就在六月最炎热的日子里,辅国公吞齐喀和固山额真何洛会由北京驰返盛京,禀奏两宫皇太后,以“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为词,要迎请顺治皇帝南下入关进京。
从两位来使口中,布木布泰得知了入关后紧张繁忙的详情。
原来,在京畿地区初步稳定之后,对下一步棋怎么走,在北京的清廷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过激烈的争论。武英郡王阿济格主张应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后留置诸王镇守燕都,大兵则回盛京或退保山海关,这样才能免除后患。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仿效宋金议和,实现南北分治,由清王朝占有原金朝版图,加上北方的辽阔领土,也是女真人从未看过的大国了。这正是皇太极生前的理想。第三种意见,力主迅速发兵西进南下,及早统一全国。这种意见的积极鼓吹者,多为故明降臣。
摄政王多尔衮选择了第三种意见,作出了统一全国的决策,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奋斗了两代人的大业又推上了一个新的更加灿烂辉煌的高度!
为此,须要把国都移往北京,恭请皇上与两宫皇太后裁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