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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38年的夏历正月三十日，入夜之后，沈阳清宫凤凰楼下一片沉寂，断断续续的女子悲泣声，使得这沉寂越发厚重，越发凄凉。
到了戌时，也就是现在的晚八九点钟，西永福宫里忽然亮起红红的灯火，人来人往，灯影憧憧，似乎很热闹，但人们都悄声细语，连安置铜盆、烧水倒水都尽量减轻声响，仿佛都悬着一颗心。几声细细的“咿哦”之后，突然间“哦哇哦哇”的婴儿啼叫响彻夜空！初生的孩子可不管宫里和大人们的忌讳，只顾大口地呼吸着人间甘美温暖的空气，亮开他的大嗓门，宣告自己的降生。
“是个男孩儿！”这一声报告，令疲惫的产妇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笑得不觉落下泪来。可是看到众人高兴得要拍手笑出声的时候，她又摇摇头，用眼睛向大家示意：不要得意忘形。
人们围观这个小小的婴儿，口里不住地赞叹：
“瞧呀，小皇子头顶胎发竖得那么高，将来定是长寿！”
“看他方面大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哭的声音多有劲、多响亮！将来准是文武全才，国家的顶梁柱！”
“小皇子命好哇！前天皇太子刚走，今儿个他就来了，可不正好填了空吗？……”
最后这句话被产妇叱住了：“不许瞎说！”
这婴儿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福临，他的母亲，是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这一年岁在戊寅，是大清崇德三年，大明崇祯十一年。
那么多赞美的话，都在预言这个孩子的锦绣前程，如果当时有人说，这个孩子将出家当和尚、将英年早逝，此预言者不仅将挨耳光、挨鞭子、挨大棍、得罪下狱，旁人也实在不能够相信的。
遗憾的是，顺耳的颂词往往落空，而逆耳的预言却常常成真。
君主与和尚，确实是人生境界的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热闹，一个极端冷静。
皇帝称万乘之君，天下至尊，治理国家，统治万民；和尚却须斩断尘缘，不与世事，清静无为。
皇帝锦衣玉食，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可以穷奢极欲；和尚却须清苦修行，面壁持戒，不茹荤、不杀生。
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佳丽三千人；和尚却须不动色欲，无妻无子无亲人，要修金刚不坏之身。
一个普通人，想要走向这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无论就机缘还是人情而言，都不容易；而要想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就更是令人惊讶的奇闻了。
和尚参佛，道士修仙，再加上孔老夫子的儒教，佛、道、儒三教，都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还有三教同源一说，使之相互支持求得共同发扬光大。不过各朝各代的中国皇帝们，各有偏好。自西汉董仲舒提倡独尊儒家、使得儒学成为理国治民的基础以来，也还是有不少像样或不像样、有名或没有名的帝王，在实行儒学治国的同时，又崇信佛道。有的甚至因此而鹤立鸡群地掩饰了他们治国的无能。
比较而言，皇帝崇信道教的好像更多。
从秦始皇崇信方士烧丹炼药、海外求仙开始，帝王崇道便绵绵不绝，朝朝代代都有个把，最有名的当数宋徽宗和明嘉靖皇帝。
宋徽宗赵佶文采风流，是位书画大师，然而治国理政却是一塌糊涂。他在位期间，奸佞当道，民不聊生，腐败的政治和残酷的剥削压榨，激起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反抗，有名的宋江、方腊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他对内血腥镇压，对外却忍辱投降，终于酿成靖康大变，和他的儿子一起做了大金的俘虏，落了个囚死异国的下场。
就是这个宋徽宗，对道教的沉迷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他奉道教为国教，率先在皇宫内院修建道观——玉清和阳宫；他诏令全国各地访求道教仙经和得道真人进京入朝，以至在皇帝亲自主持的冬祀国家大典中，也命数百名道士执威仪做前导，弄得不伦不类，贻笑天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他亲临典礼，亲自给人们俗称的玉皇大帝上了一个“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的徽号，奉上金页宝册，并敕令普天下洞天福地要广建道院道观，塑造圣像，务必崇丽高大，花多少钱粮也在所不惜。对此劳民伤财之举表示反对，甚至仅仅是不积极不虔诚的地方官员，都被他撤职查办。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身为皇帝的赵佶，开始了大规模的道教活动。这年二月，他召集了两千多名道士在上清宝宫大会，讲道经作法事，闹得乌烟瘴气。不久又兴建葆真宫、神霄玉清万寿宫等极为崇丽豪华的道观，皇帝频繁出入其间，与他特别宠幸的真人林灵素、张虚白讲道论经。这两名道士于是得到皇帝的极高封赠，林灵素诏封为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张虚白诏封为通玄冲妙先生，俸禄和官位视同朝廷大夫。
最滑稽的是，已经做了天下第一人的大宋皇帝的赵佶，竟还嫌不足，示意道院上奏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从此，他就欣欣然以道教教主、道君皇帝自居。后世的人们也常以道君皇帝来称呼赵佶，其中的意味就绝非“崇敬”二字了。
入道教，做教主，并不妨碍赵佶当他的皇帝，糊里糊涂昏昏懦弱地处理国家大事；并不妨碍他以花石纲等名目敲骨吸髓地盘剥百姓为自己祝寿搞庆典；并不妨碍他金玉满堂、锦衣玉食、花天酒地；也不妨碍他在位二十多年中不停地立后封贵妃进婉容选宫女；更不妨碍他偷偷摸摸、没完没了地穿越地道走进京师名妓李师师家花楼，挥金如土地做天下头号大嫖客。
无独有偶，对道教沉迷至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还有一位五百年后的明朝皇帝，他就是明世宗嘉靖帝朱厚。
这个人天资是很高的，号称英明，宫里人背后叫他“小太宗”，拿他比作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即位之初，也曾进行过几宗像模像样的建革，处理政事也还清楚果断。可惜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把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浪费在于国于民于人于己毫无用处的迷信中了。
皇帝一迷信，可就了不得了。他居然连着十几年、二十几年不上朝，首相要见他一面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六部大臣和朝中的文武百官了。宰相、尚书，都是国家机构中的最高一级官员，他们中间许多人从进入仕途做官，一直到最后退休离任，都不知道皇上是个什么模样，因为从来没有见过。
朱厚只凭着批答臣下的奏章和朝廷保持联系，控制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那么，这么多年，从早到晚，日日夜夜，他躲在深宫里做什么呢？
修道，是他最大的兴趣。据后人分析，还有鸦片。不过，羽化成仙是他一生的终极目标。
他的皇宫里，大小佛龛佛像全都清除销毁，处处建了道教的醮斋法坛，法坛上鲜花供品四季常新；宝烛明灯日夜长明。香烟缭绕，向宫中的每一个角落弥漫。而皇帝本人，成天不是斋醮祈祷，就是同道士真人讲经问道，再就是打坐修仙、诵经炼丹，时不时，再抽抽福寿膏（当时鸦片的雅号）提神。
他既是一国之主，当然要把他独崇道教的信仰推向全国。于是从皇宫开始，继而京师，继而全国，兴起了罢斥僧尼、拆毁寺庵的废佛行动。与此同时，他又动用国库数十万两白银，修建朝天宫和泰山、武当山等地的道观，并同宋徽宗一样，诏令天下崇道建观。
在宠幸“活神仙”方面，嘉靖皇帝比宋徽宗走得更远。
江西贵溪道士邵元节，受嘉靖皇帝知遇，先封为“真人”，在皇家道观供职，又赐“致一真人”道号，给正二品服俸，不到一年，加授礼部尚书，给文官一品服俸。死后追赐道号曰“清微阐教辅国致一真人”，追赠少师，谥号“文康荣靖”，葬礼按伯爵规格，赐祭十坛。
继邵元节掌道教的湖广黄冈陶仲文得到的皇恩就更为浩荡了，不仅同邵元节一样是礼部尚书、正一品服俸，而且妻子赐一品诰命，父母得追封追赐。他本人先封少保，又加少傅，再加少师，一人而身兼三孤，古今少有！还赐封道号“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不久又加授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并再封为恭诚伯的爵位，岁禄一千石。死后也得到四个字的谥号。
陶仲文辈道士，官至极品，位称三孤（少保、少傅、少师），勋阶光禄大夫、柱国，封伯称爵，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位在内阁首辅之上，死后的四字谥号，更是历代人臣所罕见（名相名将的谥号顶多是两个字），可算是千古奇闻了。他们还有宰相尚书文武群僚们万万不能及的地方，那就是诸臣千方百计难得一见的皇帝，与他们天天亲切晤面。他们出入皇宫如家门，每日与皇帝同坐绣墩，促膝谈经。每谈罢，君臣相迎送，必至门廷前握手话别，才分头各归。
皇帝崇信道教，不迷信的正直官员都被排斥，剩下的朝臣们便争相迎合皇帝以赚取高官厚禄。嘉靖朝于是成了一个道教朝廷，道教于是介入了政治，写青词于是成了一件头等的政治大事。
所谓青词，是用朱笔把歌颂玉皇大帝的赞词，写在青色的符纸上，在祭坛上焚化，天上的玉帝就可以知道并欣然接受这些谄媚讨好，一发善心就会降下福来。
青词写得好坏，竟成了皇帝挑选大臣的唯一标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奸相严嵩，就是因为写得一手好青词，讨得朱厚的欢心，爬上了宰相的高位，专政二十年，风雨不动，安如磐石。后来失宠，也是因为年老才尽，所写青词没了灵气儿，才给他的政敌提供了覆灭严氏父子的机会。
在演义小说戏剧中，作为严嵩的对立面、被誉为忠臣的首相夏言，其实也是因善写青词受嘉靖帝青睐而爬上去的。下面就是他的一联青词：
揲灵蓍之草以成爻，天数五，地数五，五五二十五数，数生于道，道合元始天尊，尊无二上；
截竹之以协律，阳声六，阴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统万年。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大臣，这样的朝廷，怎能不内外交困？只是苦了天下的百姓。
朱厚崇信道教，是从相信方士的炼金术，希望点石成银成金开始的；后来发展为求龙体康健，求多生儿子；最后是求长生不老，求羽化升仙。
对道教，他可说是十二万分的虔诚，但世俗享受他也一点不肯放弃。他贪财贪色贪长生，这些贪欲又都融进了修道炼丹的求仙活动中。
他以修炼为名，与真人和一些无耻大臣们研究房中术，这些人也用尽“红铅”“秋石”等春药的方法来讨好他，以获得恩宠和官位。
所谓“红铅”的原料，取之于女子的初经。朱厚竟以炼药为名，先后征选民间八岁到十六岁的幼女、少女近千人入宫。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仅仅是用于供经制药吗？当然不是。
按照陶仲文这一派真人的理论，求道炼丹不仅要炼食用的丹药，更要炼内丹。而炼内丹不过是给满足色欲披上一件漂亮外衣。他们把女子称为炼内丹的鼎炉，将男女交合当做采阴补阳的手段，说什么以人补人，可以接朽回荣、修真养命；说不断更换鼎炉，多多益善，才能常采常新，促成九转内丹早日成功；更造出应当以童女为鼎炉的鬼话，说这样修炼出来颜色就如童女，更易得长生。
因此，这近千名幼女少女遭到怎样的摧残和戗害，恐怕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什么修道养真！分明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行，哪里还有一点人味儿！此后不到百年明朝终于灭亡，实在是天公地道的事！
明代还有不少信方士、求丹药的皇帝。朱厚的重孙明光宗朱常洛，也是既要纵欲，又想求长生，最后死于红丸丹药，只当了不到一个月的皇帝。
夏言的马屁文章里，有一句话道出了帝王崇信道教的真谛，即“帝统万年”。企图长生不老、千年万载地当皇帝，是万岁爷们的根本追求。道要修，不修得不了长生。但人生的种种福分一样也不能少，所以就有这样一批土生土长于中原的道教真人方士们应运而生，用他们的教义去迎合去满足帝王的长生梦。
外来的佛教就不一样了。
佛教自成系统，完整而统一，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渊源。崇信佛教者，多不只是为求长生，因为佛教文化涵盖着生命价值、道德修养、伦理观念及人生观、世界观诸多方面。人们可以从宗教的角度去看它，也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去认识它，更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去实践它的教义。所以，从佛教诞生之日起，就在全世界拥有大量的信徒。其中也有不少帝王将相。
英明如唐太宗，也推崇佛教，以隆重的国礼迎接不远万里去西天求取佛家典籍的玄奘和尚被《西游记》装点演义，使唐僧取经的故事流传至今，无人不知。那位了不起的、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更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她在位期间，大建佛寺，广塑佛像，那时建造的乐山大佛和洛阳奉先寺的卢舍那佛像，直到今天仍以它的庄严壮观闻名中外，成为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唐代有名的大文学家韩愈，因上表劝谏皇帝不要为迎佛骨而劳民伤财，招得龙心大怒，被贬官到潮阳，这才写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千古绝句。
然而佛教传到唐朝，已经是流而不是源了。佛教是在西汉时传入中国的，初兴于东汉，勃兴于魏晋南北朝。晚唐名诗人杜牧有绝句说：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多么鲜明美丽的图画！南朝四百八十寺，明白地点出了佛教在南朝的普及程度。
南朝宋齐梁陈，是一个崇佛佞佛的高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做佛家信徒、佛门弟子，也许并不算难；要真的剃发出家入庙修行，就不那么好下决心了。如果得舍弃锦衣玉食、富贵风流的热热闹闹的红尘，去独守青灯黄卷，过清苦的无欲无情六根清净的日子，恐怕一万个人里也找不到一个心甘情愿者。
历数中国数千年的朝朝代代，与出家做和尚有关的皇帝，大约只有三个。
第一个就出在佛教最兴盛的南朝，第一个皇帝和尚，是梁朝的开国君王梁武帝萧衍。
萧衍在位四十五年，这在走马灯般改朝换代的南北朝时期，可算是绝无仅有。但这并不表示他有突出的能力和治国才干。他之所长在权术和手腕，还有好运气，政治和军事的成功往往靠的是侥幸和机遇。此人虚荣心极强，总想博取慈祥善心、宽大仁恕的美名。所以，皇亲国戚文武大臣无论犯了多大的罪，他都不予追究，还常常用哭声和眼泪去感化他们。对政敌他倒是毫不留情——当初，他从南齐皇帝萧宝卷、萧宝融手中夺过皇位以后，就将萧姓皇族一个不剩地杀了个精光。
崇信佛教，也是萧衍博取美名的手段之一。
他即位之初，也曾雄心勃勃地想要统一天下，但是几次北伐均遭失败，他也就缩回江南，满足于偏安一隅的局面了。不知是要挽回北伐失败的面子，还是要赢得民心，他利用佛教，演出了一连串的闹剧。
公元527年，萧衍到当时建康（即今南京）最大的、僧侣有数千人的同泰寺进香，忽然脱下皇帝的龙袍皇冠，穿上佛门的袈裟，当起了和尚，说是舍身佛寺，为国家祈福。一连当了三天，大约滋味不太可口，自行回宫了事。
过了两年，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舍身同泰寺。这次可就不得了了，身披袈裟当和尚的皇帝，不理睬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的跪告哀求，坚决拒绝回宫，竟僵持了七十三天之久。大臣们终于咂摸出其中味道，于是捐钱一亿万，把“皇帝菩萨”从同泰寺里赎了出来。
这下子，萧衍可尝到了甜头儿，接着在公元546年第三次舍身；公元547年第四次舍身，每次都得大臣捐钱把他赎出来，每次的价格都是一亿万钱。
三次舍身当和尚，得钱三亿万，皇帝的身价银高还是不高？
要说它高，一个皇帝，一国之主，竟拿自己作价出售，无论价格多高，其人格人品也令后人嗤之以鼻；要说它不高，三亿万钱可不是个小数。而且真的会把这些钱全都捐给同泰寺，捐给佛门吗？就算萧衍与寺院方面五五分成，他也能得一亿五千万钱。有这样高额的好处费（或用时髦的说法叫回扣），也就难怪这位梁武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舍身佛院做和尚了。
只是，这一大笔财产，名义上是大臣们所捐，但大臣们的钱难道是他们自己的私产、他们的薪水吗？当然不可能，自然都是向南梁国的老百姓“捐”来的。国君出家做和尚未必受苦，苦的是他治下的千千万万子民。
若不是侯景造反，萧衍恐怕还要继续舍身，舍个没完。
侯景是北朝降过来的大将。萧衍背信弃义，想拿侯景去交换被北朝俘虏去的侄儿，事情败露，激起了侯景起兵，直指建康。
萧衍听到侯景叛变的消息后，还哈哈大笑，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豪言壮语：“寡人折根小树枝子就足以打死他！”
萧衍没能第五次舍身同泰寺做和尚，因为在他第四次舍身的第二年，公元548年之秋，侯景的大军就如入无人之境地渡过了长江，当年十一月，直抵建康城下。转过年去的三月里，建康陷落；五月，八十六岁的萧衍被活活饿死了。
八百年后，又出了个和尚皇帝，他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可是个真正的苦出身，家境极其贫寒，父亲和三个哥哥都以扛长活打短工为生，他从小就打草拾粪放牛，一家劳累终年不得温饱。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濠州泗州一带闹饥荒，跟着瘟疫流行，朱元璋的父母兄长相继去世，只剩了他一个，孤苦伶仃，茕茕孑立，无奈地投他故乡的皇觉寺剃度为僧，当了服侍大和尚的小和尚，早起晚睡，承担许多杂役。
相传朱元璋每日扫地，常常被一尊伸出一条腿的金刚泥像绊倒，他忍无可忍，终于有一天拿扫帚把敲着那金刚像的腿威胁说：“再敢绊我，看我怎么收拾你！”当夜，皇觉寺的长老做了个梦，梦见那尊金刚泥像活了，并跪倒在长老面前哀告救命，说是紫微星君怪罪他腿伸得太长。长老在梦中顺口说道，你收回去就是了。
次日，朱元璋再扫地时，发现那金刚的腿脚竟缩到后面去了，觉得既惊奇又开心，便禀告了长老。长老触动梦境，这才意识到朱元璋绝非常人，从此格外看承优待。
可惜粗得温饱的小和尚的日子也不可得了，元朝末年的大混战毁掉了寺院，朱元璋只剩下了一条路：铤而走险，投绿林做盗匪。最终他投奔了农民领袖郭子兴。二十多年里，他征战杀伐、逐鹿中原，从抗暴抗原到争权争地盘，勾心斗角、背信弃义，无所不用其极，终于推翻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削平群雄，建立起他的朱家大明天下。
小和尚朱元璋扫地的故事，是民间传说，显然是在他当了皇帝以后才流传开的。可见“成则王侯败则寇”的历史偏见，历史的势利眼儿，不仅停留在史书史记等御用文人的记载和观念中，也深深地渗透进我们民族的血液里。要想彻底清除，颇不容易。时至今日，不还是锦上添花得多吗？
做了皇帝以后的朱元璋，已是威风八面的万岁爷，他决不会再想到去当和尚了，就算他偶尔能回忆起幼年间在皇觉寺出家为僧的往事，也会像朦胧的梦境，甚至像上一辈子发生过的事情一样遥远了。
萧衍当和尚是假的，朱元璋做和尚是不得已。当了皇帝而又心甘情愿地出家当和尚的只有一个，就是顺治皇帝福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