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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讨论者，第一为佛教最初输入年代之问题，第二为最初输入地之问题。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韩愈《谏迎佛骨表》语）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吾人心目中，总以为后汉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观，乃参稽考证，而殊觉其不然（说详下）。《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据此足证两汉时人，鲜知有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王充者，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评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论衡》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此即当时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证。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但前此史迹，于此间消息，固亦有可窥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历代三宝记》卷一引）此经录本不甚可信，此种断片且传疑的史实，似无征引之价值。但最当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秦始皇西纪前243—217，阿育王西纪前266—230)。阿育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当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门掌故称育王起四万八千塔，其二在中国。此虽荒诞，然或是育王与中国有关系之一种暗示），但藉曰有之。然既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则可谓与我思想界没交涉也。
其二，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释老志》祖述其说）此事在历史上虽为孤证，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郤，正征服屬宾，而屬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则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但既无著述，亦无传授，则影响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奉送缣帛赎愆。……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为光武子），而服其教，则在社会中先已植有相当之根柢可知。故教义输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
其四，《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七年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语见诸奏牍，必为事实无疑。帝王奉佛，盖自此始，此盖在永平百年后矣。
汉明之永平求法说，大略谓明帝感梦金人，遣使西域，赍还经像，创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经》，即当时所译；魏晋后之洛阳白马寺，即当时所建；甚者演为释、道两教竞技剧谭，谓佛教缘此盛弘京邑。虽然，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兹一端，则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据之《四十二章经》，察其文体，案诸经录，皆可断为两晋问人作：绝非汉时所有。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纪载，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历之地，所作之事，无一从同，而矛盾，漏随处发现。故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阅争，道家捏造谰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展转附会，谋张吾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然可寻。治佛学史者，须先将此段伪掌故根本拔除，庶以察思想进展之路，不致歧谬也。
汉明求法说，最初见者为西晋王浮之《老子化胡经》。王浮盖一妖妄道士，造为老子出关西度流沙之说，指彼佛陀为老子弟子者也。其书经六朝唐数次禁毁，稍有识者皆知其妄。独所造汉明求法说，反由佛教徒为之传播，洵一怪事也。其述此事概略云：
“永平七年甲子，星昼现于西方，明帝梦神人。因傅毅之对，知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应，即遣张骞等经三十六国至舍卫。值佛已涅槃，乃写其经，以永平十八年归。”
此种记载之荒谬，一望而知者，莫如张骞姓名。盖以二百年前之人物，插入此剧本中，其固陋太可怜矣！但尤有极强之反证，为世人所罕注意者，则西域交通之历史也。考《后汉书·西域传》云：
“王莽篡位，贬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遂通西域。……西域自绝六十五栽，乃复通焉。”
此纪西域通绝年岁，谨严详明。永平七年，正西域受胁匈奴构乱猖獗之时，下距十六年之复通且十岁，安能有遣使经三十六国入印度之时？其不学杜撰，正与攀引张骞同一愚谬耳。即此一反证，而汉明求法说，已根本推翻，无复成立之余地。
然则王浮曷为造此说耶？彼不外欲证成其佛陀为老子后学之说。因佛经中言佛出世、成道、涅槃，皆有六种震动等瑞应，因谓恒星昼现，为佛成道之象，强派佛陀为汉明帝时人耳，故又言汉使至而佛已涅槃也。然则彼又曷为必托诸明帝耶？则永平八年赐楚王英之诏书，为其作伪取资之动机，殆可为断言。盖此诏书，必为当时佛教徒所最乐称道，因此不知不觉间，将汉明帝与佛教生出关系。伪造故实者，遂因而托之，殊不思彼诏书中“浮屠”、“伊蒲塞”、“桑门”等新名词已累累满纸，岂待闻傅毅之对而始知世间有所谓佛耶？
其次，踵述此说者，为东晋初年石虎著作郎王度奏议，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二语（见《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又次，则袁宏《后汉纪》（卷十）云：
“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而问其道，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其言皆极简单，不过姑沿俗说而已。又次，则《四十二章经》记此事渐铺张扩大矣。此记见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注云：“未详作者。”然《四十二章经》，实吴晋间人伪作（详下），其记又当在经后，殆出东晋无疑。记云：
“昔汉明皇帝夜梦见神人……明日问群臣，有通人傅毅对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
此记当注意者，则于“使者张骞”外，添出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又所写经有四十二章之目，奉使之地，乃易印度为月氏。殆作此记者较博雅，知张骞仅曾到月氏，未到印度，故毅然矫正前失耶？秦景之名，盖影射受经伊存之博士弟子秦景宪而漏却一字。又误记其官，而别造一博士弟子名王遵者，实则羽林郎将，汉家并无此官名也。
复次，踵此记而增饰之者，则《牟子理惑论》也。此论见《弘明集》卷一，旧题汉牟融撰，实则东晋刘宋间人伪作（详下）。其叙此事，前半全同《四十二章经记》，惟改秦景官名为羽林郎中耳，然此官亦非汉所有也；下半则内容更加扩大，其文云：
“……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立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前记称“写取经在十四石函中”，似是指经在彼土藏以石函，至是则忽变为兰台石室第十四间矣！前诸书只言迎取经像，至是则言立寺洛阳，且指其地点矣！复次，则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四十二章经条下云：
“……使者张骞、羽林郎中将秦景……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
此文与前异者，前书只言“写取佛经”，至是则写本变为译本；又于使节之外，忽添出一同来之竺摩腾。求法之成绩，益增上矣！及梁慧皎作《高僧传》时，“汉明求法”之传说，又生变化，其《摄摩腾传》云：
“汉永平中，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情等于彼遇见摩腾，邀还汉地。”
窃思彼时佛徒历史之学乃骤进，居然知张骞与明帝并不同时，急急抽换，乃杜撰出蔡愔其人者以为代。情为大使，不可无官也，即以副使之官官之。又觉羽林中郎将为武职，非求法使臣所宜也，则删削颠之为“郎中”。其尤淹博可佩者，居然更知历年派充副使之秦景，其职业实为博士弟子，亟为之正名定分，而将随员中冒充博士弟子之王遵革去。所惜者，秦博士向伊存受经时，上距永平已七十余岁，垂老而远行役，未免不情耳。然以较旧说，则已周密数倍。后此《魏书·释老志》、《历代三宝记》等，皆祖述之，遂成为佛门铁公案矣！《高僧传》又云：
“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摄摩腾传》）
“蔡愔至中天竺，时竺法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达洛阳，与腾同止。……善汉言，译《十地断结》……⋯《四十二章》等经五部。”（《竺法兰传》）
使臣归国之结果，初但言赍还经像耳，第二步变为立寺，第三步则寺有所在地点，第四步则并寺名而有之矣。初则言使臣独归，第二步添出一译经之摩腾，第三步又添出一法兰，第四步则法兰译经且多种矣。凡此皆作伪进化之迹，历历可寻者也。
《汉法本内传》者，见唐道宣所撰《广弘明集》卷一，注云：“未详作者。”勘其事状及文体，盖出于元魏高齐释道交哄最烈时，其述此事，益极荒诞，略言：
“蔡愔偕摩腾、法兰归，道家积不能平，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以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抗表请比对。其月十五日，明帝集诸道士于白马寺，使与腾、兰二人赛法，道经皆焚烬。腾等现种种神通，道士费叔才惭死，吕惠通等六百余人出家，宫嫔等二百三十人、士庶千余人出家。”
呜呼！作伪至此，叹观止矣！信如《法本内传》所说，则当时出家者已盈千累万，而三百年后王度奏事，乃谓汉魏之制，除西域人外不许出家，此等语安能形诸奏牍？信如《高僧传》所说，则摩腾、法兰已大兴译事，而下距安世高之来，垂百年间，无一新译，佛徒之辱其宗，不亦甚耶？
综以上所考证，吾敢断言曰，汉明求法，乃一羌无故实之谈，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诬，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二千年竟未有人敢致疑焉！吾所以不能已于辩者，以非将此迷雾廓清，则佛教发展之阶段，无由说明，而思想进化之公例破矣。其有舛失，愿来哲匡之。
藏中本经，标题云：“佛说四十二章经后汉迦叶摩腾同竺法兰译。”《高僧传》云：“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此语盖二千年来佛徒所公认。摩腾之姓，或作竺，或作摄，或作迦叶；此经或云摩腾译，或云法兰译，或云腾、兰同译；两人籍贯，或云月支，或云天竺。此皆枝末异说，未有从根本上致疑于其伪者。如吾前文所考证，汉明求法，既羌无故实，腾、兰二人，皆子虚乌有，则此经托命之点，已根本动摇。然则此经果何时代何人所作乎？此问题向佛典目录学中求之，或可解答一二也。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省称《长房录》）本经条下云：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
此言此经性质最明嘹，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摹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撰成篇。质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然则谁实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体衡之，则其撰人应具有下列三条件：（一）在大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颇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三）文学优美者。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国两晋作家中求之。
现存经录最古者，为梁僧祐之《出三藏记集》（省称《祐录》）。《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即始于彼。原注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安法师者即道安，其所撰录，即所谓《安录》是也（今佚）。此经既不著于《安录》，则可断言为道安所未见。盖《安录》记载极博，虽疑伪之经，犹不阙遗。苟其见之，必当有所论列也。道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固当在东晋之中晚矣。但犹有一事当注意者，《祐录》、《长房录》中所引“旧录”，为何人所撰？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后？若能得其出处，则《四十二章》之时代可以大明，因此又当牵涉及“经录研究”。据长房以后诸书所引，有曹魏朱士行著《汉录》。其书若真，则年代在《安录》前。然以僧祐博极群书，何以于此《汉录》一无征引？《高僧传·道安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
然则安以前并无著经录之人，士行《安录》之伪托盖不待辩；而此所谓“旧录”者断非《士行录》，更不待辩。然则道安以后，事祐以前之经录共有几种耶？据《大唐内典录》所记，有东晋竺道祖《众经录》四卷；有东晋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别录》一卷；有萧齐王宗《经录》一卷。此所谓“旧录”者，总不能出此三种以外。又考《祐录》阿述达经、大六向拜经两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凡僧祐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矣。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敏度又尝将《首楞严》、《维摩诘》两经诸家旧译，汇而抄之，其序见《祐录》中。然则敏度盖有抄经癖，所谓“撮要引俗”者，实其专长。或此经即出敏度手，亦未可知也。
尤有一点应注意者，《长房录》于支谦条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
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然则度所编集，有两本矣。此经理趣文笔，皆与支谦诸书，系统相近，指为谦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
今当研究佛教初输入地之问题一一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支、蜀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盖有不可诬者。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著明。北方孔、墨之徒，虽陈义有异同，然其重现世贵实行则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传已有遗书，为后世道家所祖。老庄籍贯，以当时论，固南人也。其治学则尚谈玄，其论道则慕出世。战国末大文学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现于《远游》诸篇者，亦与老庄极相近。盖江淮间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西汉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与其地学者苏飞、李尚辈讲论，成《淮南鸿烈解传》于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则在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对于佛教最易感受，对于佛学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枢纽，本在广东，但其时粤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汉书·南越传》）。此后百数十年中，粤淮间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莳于楚乡，此事理之最顺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种历史事实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后汉书·陶谦传》称：“丹阳（今镇江）人笮融，在徐州广陵（今扬州）问，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融与曹操同时，其人为南人，其所治地为南土。其时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涂，佛徒之供养，如此奢丽，此虽半由本人之，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谓其不受社会环境几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度不过极粗浅之谭耳，于后此教宗之建设，不能谓有多关系。其真为佛教理的输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为译经之第一人，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皆谓世高译业在洛阳，然按诸《高僧传》本传，则世高在广州、在豫章、在荆州、在丹阳、在会稽皆有遗迹，淮以北则无有。且为高襄译者，实临淮人严佛调。以吾之武断，竟欲谓高译诸经，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测不甚谬，则我国佛教，实先从南方得有根据，乃展转传播于北方，与旧籍所传者，适得其反矣。
据上所述，则佛教实产育于老庄学派最发达之地，思想系统联络之迹，隐然可寻。故永平诏书，襄楷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其蔚为大国，则自魏晋以后耳。
然则北方佛教，果以何时始发展耶？吾所揣测，则翻译界第二座明星支娄迦谶，实其滥觞。谶以汉灵帝时至洛阳，各书记载，皆无异说。其襄译者孟福、张莲，皆洛阳人，更足为其译业在北之铁证（看《梁高僧传》本传）。即以翻译文体论，安高略采意译法，其文较华；支谶纯采直译法，其文极朴。读高书，则与老庄学每起联想，觉其易人；读谶书，苦不易索解，但觉其非我所固有。吾于初期两大译家，觇我民族两种气分焉。
欧人分印度佛教为南北宗，北宗指迦湿弥罗、犍陀罗所传者；南宗指锡兰所传者，因习闻中国佛教出西域，遂指为北宗所衍。欧人此种分类，吾本不以为然，但即如彼说，吾国亦两宗兼承，海通传南，陆通传北，而南宗之来，且视北为早焉。以现存译本论，世高所译，皆《阿含》中单品及上座部所传禅定法，其与锡兰之巴利藏经同一系统甚明；支谶所译，皆《华严》、《般若》、《宝积》中单品，大乘最昌时，那烂陀派所诵习也，故初期两译师实足为两宗代表也。顾吾于两宗之说，素不心折，但藉此验时代先后，明彼我思想骈进之状况而已。
两晋以降，南北皆大师辈出（此指中国之南北，非印度之南北）。但衡大势以相比较，北方佛教，多带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带哲学的色彩；北人信仰力坚，南人理解力强；北学尚专笃，南学尚调融。在在皆足以表风气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纷呈其特色以光饰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汉代，虽渐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犹为功令所禁。苻坚时著作郎王度奏云：“汉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梁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引）此与唐贞观间许景教徒阿罗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盖我国历代相传“怀柔远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于本国人之信仰，则尚加以限制。《历代三宝记》卷三年表中于魏甘露五年条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甘露五年下距晋之篡魏仅四年耳，则谓此禁至晋始开焉可也。要之秦景宪为中国人诵佛经之始，楚王英为中国人祀佛之始，严佛调为中国人襄译佛经之始，笮融为中国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门掌故，信而有征者，不出此矣。
最后尤有一事当置辩者，即所谓《牟子理惑论》也。此书旧题汉牟融撰，若不谬者，则汉代佛教，可云已极光大。而本章所考证，皆为多事。但吾终不信此书为汉人著述，故未敢以此遽易吾说也。
《理惑论》三十七章，全文见梁僧祐《弘明集》卷一，题汉牟融撰，附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有《牟子》二卷，注云：“后汉太尉牟融撰。”殆即是书。融字子优，不字子博，《后汉书》有传。其为太尉，在明帝永平十二年。史不称其有著书，本书称“孝明皇帝”云云其决非太尉融所撰，更不俟辩。即谓汉末有同姓名者，然书中自序，称：“灵帝崩后……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谒请署吏。”则苍梧平民非太守也，故仅就原书标题论，已支离不可究诘。序中又言笮融事，而文义不相属。窃疑此书为东晋刘宋间人伪作，初托诸笮融，或以笮字形近转讹为牟；或因笮融不得其死，传此书者欲别依托一有令誉之人，偶见后汉名融者有一牟太尉，又事热心求法之明帝，与佛有缘，遂展转嫁名于彼。此所推测，虽不敢必当，要之后汉初之牟融，决未尝著《理惑论》，而后汉末并无牟融其人者，则可断言也。
此书文体，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汉贤决无此手笔。稍明文章流别者，自能辨之。其中更有数点，最足证明伪迹者。
(一）原文云：“仆尝游于阗之国，数与沙门道士相见。”考《后汉书·西域传》：“于阗自王敬矫命造乱被戕，桓帝不能讨，自此与中国绝。”灵、献之交，中国人安得游于阗？此必在朱士行西行求法以后，于阗交通盛开，作伪者乃有此言耳。
(二）原文云：“今沙门剃头。”“今沙门既好酒浆，或畜妻子。”汉魏皆禁汉人不得出家。灵、献时安得有中国人为沙门者？据此文所述僧徒风纪已极败坏，必在石赵、姚秦极力提倡举世风靡之后，始有此现象耳。
(三）原书凡三十七章，自云：“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故法之焉。”佛经皆译“章”为“品”，作伪者乃窃取斯义。考“三十七品”之名，始见于《维摩诘经》之佛国品，乃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之总名，亦名三十七法，非篇章之谓也。作伪者耳食误用，殊为可笑，抑可证其书出支谦、罗什所译《维摩》盛行之后矣。
(四）原文云：“世人学士，多讥毁佛法。”后汉人著述，亡佚虽多，其传于今者亦不少。至如单篇零札，裒而录之，可逾千篇。除襄楷奏议外，吾未见有一语及佛法者。王充《论衡》，专以批评为业，亦未齿及，此实汉代士夫不知有佛学之明证。既无闻见，安有毁誉？此作伪者，道晋宋间情状耳。
此书斷斷辨夷狄之教非不可用，此盖在顾欢《夷夏论》出世前后。其他辨毁容，辨无后，皆东晋间三教辩争之主要问题。而作此书之人，颇以调和三教为职志，亦正属彼时一部分之时代精神，故断为晋后伪书，当无大过。但理既肤浅，文复靡弱，其价值又出《四十二章经》下矣。
惟有一事足资旁证者，著书之地，托诸交趾。原序云：“时交趾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此或为汉末交趾佛教颇盛之一种暗示，盖当时中印交通实以日南为孔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