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字之美

美的媒介是常常变化的，但它的作用是常常一样的。美的目的只是创造一种“圆满的刹那”；在这刹那中，“我”自己圆满了，“我”与人、与自然、与宇宙融合为一了，“我”在鼓舞、奋兴之中安息了。我们用种种方法，种种媒介，去达这个目的：或用视觉的材料，或用听觉的材料……文学也可说是用听觉的材料的；但这里所谓“听觉”，有特殊的意义，是从“文字”听受的，不是从“声音”听受的。这也是美的媒介之一种，以下将评论之。

文学的材料是什么呢？是文字？文字的本身是没有什么的，只是印在纸上的形，听在耳里的音罢了。它的效用，在它所表示的“思想”。我们读一句文，看一行字时，所真正经验到的是先后相承的，繁复异常的，许多视觉的或其他感觉的影像（Image），许多观念、情感、论理的关系——这些一一涌现于意识流中。这些东西与日常的经验或不甚相符，但总也是“人生”，总也是“人生的网”。文字以它的轻重疾徐，长短高下，调节这张“人生的网”，使它紧张，使它松弛，使它起伏后平静。但最重要的还是“思想”——默喻的经验；那是文学的材料。

现在我们可以晓得，文字只是“意义”（Meaning），意义是可以了解，可以体验（Livedthrough）的。我们说“文字的意义”，其实还不妥当；应该说“文字所引起的心态”才对。因为文学的表面的解说是很薄弱的，近似的；文字所引起的经验才是整个的，活跃的。文字能引起这种完全的经验在人心里，所以才有效用；但在这时候，它自己只是一个机缘，一个关捩而已。文学是“文字的艺术”（Artofwords）；而它的材料实是那“思想的流”，换句话说，实是那“活的人生”。所以Stevenson说，文学是人生的语言（Dialectoflife）。

有人说，“人生的语言”，又何独文学呢？眼所见的诸相，也正是“人生的语言”。我们由所见而得了解，由了解而得生活；见相的重要，是很显然的。一条曲线，一个音调都足以传无言的消息；为什么图画与音乐便不能做传达经验——思想——的工具，便不能叫出人生的意义，而只系于视与听呢？持这种见解的人，实在没有知道言语的历史与价值要知道我们的视与听是在我们的理解（Understanding）之先的，不待我们的理解而始成立的；我们常为视与听所左右而不自知，我们对于视与听的反应，常常是不自觉的。而且，当我们理解我们所见时，我们实已无见了；当我们理解我们所闻时，我们实已无闻了：因为这时是只有意义而无感觉了。虽然意义也需凭着残留的感觉的断片而显现，但究非感觉自身了。意义原是行动的关捩，但许多行动却无须这个关捩；有许多熟练的、敏捷的行动，是直接反映感觉，简洁不必经过思量的。如弹批亚娜（编者注：钢琴Piano的音译），击剑，打弹子，那些神乎其技的，挥手应节，其密如水，其捷如电，他们何尝不用视与听，他们何尝用一毫思量呢？他们又哪里来得及思量呢？他们的视与听，不曾供给他们以意义。视与听若有意义，它们已不是纯正的视与听，而变成了或种趣味了。表示这种意义或趣味的便是言语；言语是弥补视与听的缺憾的。我们创造言语，使我们心的经验有所托以表出；言语便是表出我们心的经验的工具了。从言语进而为文字，工具更完备了。言语文字只是种种意义所构成；它的本质在于“互喻”。视与听比较的另有独立的存在，由它们所成的艺术也便大部分不须凭借乎意义，就是，有许多是无“意义”的，价值在“意义”以外的文字的艺术便不然了，它只是“意义”的艺术，“人的经验”的艺术。

还有一层，若一切艺术总须叫出人生的意义，那么，艺术将以所含人生的意义的多寡而区为高下。音乐与建筑是不含什么“意义”的，和深锐、宏伟的文字比较起来，将沦为低等艺术了？然而事实绝不是如是，艺术是没有阶级的！我们不能说天坛不如《离骚》，因为它俩各有各的价值，是无从相比的。因此知道，各种艺术自有其特殊的材料，绝不是同一的，强以人生的意义为标准，是不合适的。音乐与建筑的胜场，绝不在人生的意义上但各种艺术都有其材料，由此材料以达美的目的，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图画的材料是线、形、色；以此线线、形形、色色，将种种见相融为一种迷人的力，便是美了。这里美的是一种力，使人从眼里受迷惑，以渐达于“圆满的刹那”。至于文学，则有“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热情，一切的欣喜”作材料，以融成它的迷人的力。文学里的美也是一种力，用了“人生的语言”，使人从心眼里受迷惑，以达到那“圆满的刹那”。

其二，文学的实质。

由上观之，文字的艺术，材料便是“人生”。论文学的风格的当从此着眼。凡字句章节之所以佳胜，全因它们能表达情思，委曲以赴之，无微不至。斯宾塞论风格哲学（Philosopsyofstyle），有所谓“注意的经济”（EconomyofAttention），便指这种“文词的曲达”而言；文词能够曲达，注意便能集中了。斐德（Pater）也说，一切佳作之所以成为佳作，就在它们能够将人的种种心理曲曲达出；用了文辞、凭了联想的力，将这些恰如其真地达出。凡用文辞，若能尽意，使人如接触其所指示之实在，便是对的，便是美的。指示简单感觉的字，容易尽意，如说“红”花，“白”水，使我们有浑然的“红”感，“白”感，便是尽意了。复杂的心态，却没有这样容易指示的。所以莫泊桑论弗老贝尔说，在世界上所有的话Expressions之中，在所有的说话的方式和调子之中，只有“一种”——一种方式，一种调子——可以表出我所要说的他又说，在许多许多的字之中，选择“一个”恰好的字以表示“一个”东西，“一个”思想；风格便在这些地方。是的，凡是“一个”心态或心相，只有“一”字，“一”句，“一”节，“一”篇或“一”曲，最足以表达它。

文字里的思想是文学的实质。文学之所以佳胜，正在它们所含的思想。但思想非文字不存，所以可以说，文字就是思想。这就是说，文字带着“暗示之端绪”（Fringeofsuggestion），使人的流动的思想有所附着，以成其佳胜。文字好比月亮，暗示的端绪——即种种暗示之意——好比月的晕；晕比月大，暗示也比文字的本意大。如“江南”一词，本意只是“一带地方”；但是我们见此二字，所想到的绝不止“一带地方在长江以南”而已，我们想到“草长莺飞”的江南，我们想到“落花时节”的江南，我们或不胜其愉悦，或不胜其怅惘。——我们有许多历史的联想，环境的联想与江南一词相附着，以成其佳胜。言语的历史告诉我们，言语的性质一直是如此的。言语之初成，自然是由模仿力（Imitativepower）而来的。泰奴（Talne）说得好：人们初与各物相接，他们便模仿它们的声音；他们撮唇，拥鼻，或发粗音，或发滑音，或长，或短，或作急响，或打呼哨或翕张其胸膛，总求声音之毕肖。

文字的这种原始的模仿力，在所谓摹声字（Onomatopoeticwords）里还遗存着；摹声字的目的只在重现自然界的声音。此外还有一种模仿，是有感觉的联络（Associationsoftsensations）而成。各种感觉、听觉、视觉、嗅觉、触觉、运动感觉、有机感觉，有许多公共的性质，与他种更复杂的经验也相同。这些公共的性质可分几方面说以力量论，有强的，有弱的；以情感论，有粗暴的，有甜美的。如清楚而平滑的韵，可以给人轻捷和精美的印象（仙、翩、旋、尖、飞、微等字是）；开阔的韵可以给人提高与扩展的印象（大、豪、茫、俺、张、王等字是）。又如难读的声母常常表示努力、震动、猛烈、艰难、严重等（刚、劲、崩、敌、窘、争等字是）；易读的声母常常表示平易、平滑、流动、温和、轻隽等（伶俐、富、平、袅、婷、郎、变、娘等字是）。

以上列举各种声音的性质，我们要注意，这些性质之不同，实由发音机关动作之互异。凡言语文字的声音，听者或读者必默诵一次，将那些声音发出的动作重演一次——这种默诵，重演是不自觉的。在重演发音动作时，那些动作本来带着的情调，或平易，或艰难，或粗暴，或甜美，同时也被觉着了。这种“觉着”，是由于一种同情的感应（Sympaihetleinducflon），是由许多感觉联络而成，非任一感觉所专主；发音机关的动作也只是些引端而已。和摹声只系于外面的听觉的，繁简过殊。但这两种方法有时有联合为一如“吼”字，一面是直接模声，一面引起筋肉的活动，暗示“吼”动作之延扩的能力。

文字只老老实实指示一事一物，毫无色彩，像代数符号一般；这个时期实际上是没有的。无论如何，一个字在它的历史变迁里，总已积累着一种暗示的端绪了，如一只船积累着螺蛳一样。瓦特劳来（WaterRaleigh）在他的风格论里说，文字载着它们所曾含的一切意义以行；无论普遍说话里，无论特别讲演里，无论一个微细的学术的含义，无论一个不甚流行的古义，凡一个字所曾含的，它都保留着，以发生丰富而繁复的作用。一个字的含义与暗示，往往是多样的。且举以“褐色”（Gray）一词为题的佚名论文为例，这篇文是很有趣的！

褐色是白画的东西的宁静的颜色，但是凡褐色的东西，总有一种不同的甚至奇异的感动力。褐色是毹毛的颜色，魁克派（Quaker，教派名）长袍的颜色，鸠的胸脯的颜色，褐色的日子的颜色，贵妇人头发的颜色；而许多马一定是褐色的。……褐色的又是眼睛，女巫的眼睛，里面有绿光，和许多邪恶。褐色的眼睛或者和蓝眼睛一般温柔，谦让而真实；荡女必定有褐色的眼睛的。

文字没“有”意义，它们因了直接的暗示力和感应力而“是”意义。它们就是它们所指示的东西。不独字有此力；文句，诗节（Verse）皆有此力；风格所论，便在这些地方，有字短而音峭的句，有音响繁然的句，有声调圆润的句。这些句形与句义都是一致的。至于韵律、节拍，皆以调节声音，与意义所关也甚巨，此地不容详论。还有“变声”（Breaks）和“语调”（Variations）的表现的力量，也是值得注意的。“变声”疑是句中声音突然变强或变弱处；“语调”疑是同字之轻重异读。此两词是音乐的术语；我不懂音乐，姑如是解待后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