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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1929年10月至1930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和江西地方红色武装，贯彻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在当地近百万群众的配合下，连续9次攻打盘踞吉安的国民党伪政权，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取得了最终胜利，史称“九打吉安”。这是红军攻打时间最长、攻打次数最多、也是红军占领时间较长的首座中心城市，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红军征战史上名留青史的著名战例，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促进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程和发展，谱写了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广大红军指战员及工农群众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成为我党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
1927年9月初，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总结了以往起义部队失利的原因，提出了“党指挥枪”“党建在连上”等一系列重要主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政治建军”的方向。从此，党的正确号令得以畅通贯彻落实，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新的提高。
1927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建立实践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指出了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我党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从此点燃了中国革命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的熊熊烈火。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踏上了转战赣南的征途。他们采取变幻不定、变动不居的“打圈子”游击政策，摆脱了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的重兵追击。毛泽东、朱德率部折入瑞金，大柏地战斗是红四军转战赣南以来的首次大捷，红四军从此在赣南站稳了脚跟。2月20日，红四军进入吉安东固地区，与活跃在东固地区的由李文林、曾炳春、段起凤等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胜利会师。“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东固，是1928年4月间形成的赣西又一块红色根据地的中心。毛泽东高度赞扬东固根据地的成就，说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东固山和井冈山一定会联结起来，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
通过东固会师，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广阔地区掀起了新的革命风暴。东固会师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连战皆捷使赣西南红区连成一片，唯有南昌、吉安两个白点嵌在其中。1930年2月7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在江西吉安地区的陂头村联席召开了著名的“二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统一了党的领导，将红四军前委改为总前委，作为红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湘赣边区等红色区域的统一领导机关，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并建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会上，确定了攻打吉安是群众斗争的总目标，并作了战略和战役部署，对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等同志认为“攻打吉安是盲动主义，必须肃清”的不同看法进行了讨论，“力争开创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全新局面”。
“二七会议”旧址
江西的吉安，是江西建制最早的古郡，元朝之初取“吉泰民安”之意改为吉安。其位于赣江中游，罗霄山脉中段，扼湖南、江西两省咽喉通道，是当年中央苏区军事要地和交通枢纽。革命道路理论的创立，根据地建设的成功发展，说明攻打吉安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从1929年10月至1930年8月，红军和当地群众先后发动了八次攻吉战斗，勇猛顽强精神令人钦佩，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得手。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敌情发生变化，中途放弃攻城。如一打吉安的1929年10月，中共赣西特委制定了进攻吉安的周密方案，专门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和东南西北4路分行动委员会，先肃清吉安外围周边县城之敌，形成对吉安守军成光耀部瓮中捉鳖的压迫态势，其役动员了吉安城周边50平方公里范围的80万群众，声势浩大地支援配合红军。但由于内应组织遭到破坏，敌人发现我方意图、急调援军进城。中共赣西特委分析敌情，决定只逼近吉安，先形成铁壁合围。
二打吉安时已时隔4个月，蒋介石得知“二七会议”的一号通告，是“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后，慌忙派遣黄埔一期毕业的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旅长唐云山等7个旅入赣剿共，气势汹汹扑来以解吉安之围。红军避其锋芒、诱敌深入，使唐部“孤军进至水南，两翼应援不至，独立应战，众寡悬殊，麾军肉搏”，遭到歼灭性打击。但从整个战略部署上看，敌情重重逼近，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暂时放弃二次攻取吉安。
1930年5月初的四打吉安，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了以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为书记的“攻敌前委”，调集了10多万武装群众包围了吉安7天。吉安守军惊慌失措，土豪劣绅逃往南昌。但由于主攻部队红六军一、三纵队未能及时赶回，“攻敌前委”决心动摇，主动停止了第四次攻吉计划。
其次是敌军据险顽抗，我军后援不济。如1930年6月16日，吉安的国民党守军进行换防，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抓住机会乘虚六打吉安。6月28日上午，各路武装将吉安城团团围住，半天激战就占领了真君山、天华山、螺子山。中路武装强渡赣江，推进到神岗山麓，攻克天华山的队伍，打进了城西郊赵公塘，击毙敌人百余名，但最终因部队武器太差，弹药供应不足，堡垒久攻不下，被迫撤出了战斗。七打吉安时，1930年7月初，赣西南特委再次决定，电汇各路攻吉队伍，配合红六军继续攻打吉安。这时，国民党邓英部已进入吉安接防，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率部万余人包围吉安，攻吉总指挥曾炳春也调回各路攻吉队伍，一并投入战斗。国民党守军凭险据守，红军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数次发起冲锋均难以攻克，双方伤亡400多人。7月5日，我攻吉部队只得撤围转移，进行休整，择机再战。
第三是小股出击骚扰，积蓄战斗实力。如三打吉安的1930年4月下旬，我党指示成立了赣西南赤卫军决战指挥部，由红六军军委委员、赣西南特委军委书记曾炳春任总指挥。月底，龙子达、邢广洪率领赣西南各县游击队、泰和独立营、红军学校学生共两万余人发起了战斗，击败了距城20多里吉水的反动武装“红黄学会”和守望队，恢复了水东一带的苏区工作。5月上旬五打吉安，赣西南中路武装单独攻打，在赣江对岸激烈对射，一方面有效地牵制了进攻北路的国民党军，另一方面声东击西、侦探敌军火力，使敌人如惊弓之鸟、疲于应付，消耗了敌人的战斗力，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军。
八打吉安是在1930年8月，主力部队是红20军、红军学校和青年干部学校学员，并调10万“精勇工农”配合。8月25日开始，红二十军在吉安城西南郊，连续打了三天两战，在高沙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击溃一个团，俘获人枪400余，敌军精锐损失折半，已呈现“铁丝网外无敌兵”。9月5日，红军主力发起总攻，利用棉絮裹着的独轮车作为“土坦克”，各路队伍冲向敌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肉搏，红军牺牲近300人，党员干部居多。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撤出红二十军，留下部分独立团、冲锋队、破坏队等群众武装继续包围吉安。第八次攻打吉安的“拉锯战”，虽然未能拿下吉安城，但肃清了外围反动势力，使吉安变成了一座孤城。同时积累了经验教训，鼓舞了军民士气，毛泽东为此挥笔赋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处，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毛泽东手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八次攻打吉安，使国民党军大为震惊，决定进一步加强吉安城的防卫。国民党守军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邓英部，他率所部约3个团、江西保安第3团和吉安警察大队等，连日修筑防御阵地，在原有的工事上，又在西北面的天华山、真君山、螺子山等地加筑了8座炮台、碉堡，还深挖了7道壕沟，埋下竹钉暗桩和铁丝电网，形成一个月牙形的外围纵深防线。并依托赣江天堑作为另一半弧形防线，彻底封锁了码头，禁止任何水上交通，扣留了江面上所有的船只，狂妄地向外界宣称，吉安是“金城汤池”，“可保无虑”。
1930年9月，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政委的红一军团转战赣州。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央，遣特派员传令“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结果红一军团攻打南昌情势不利，三取长沙不克，部队弹尽粮绝、伤员倍增，毛泽东审时度势，英明决断，红军移师江西株洲、萍乡、醴陵进入袁州。9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株洲发出攻取吉安的命令：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以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第三军团占领清江，截断赣江，保障第一军团侧翼安全。9月29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袁州（今宜春）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先打吉安，在湘赣边反复作战歼灭敌军”，史称“袁州会议”。当时会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传达长江局要求“再打长沙”的指示，并带来一个月前《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但经毛泽东等红一方面军领导多方说服，周以栗终于放弃再打长沙的意见，同意总前委攻取吉安的决策。
总前委号召广大群众迅速准备，组织各种战斗部队和支前力量，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吉安。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发布紧急通令，命令秘密组织各种支前战斗队伍，短短几天，战斗队、冲锋队、敢死队、向导队、通信队、担架队、伤兵站、粮食处等都已陆续在吉安周边集结。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10万余人参加作战和支前。
1930年10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在江西吉水阜田，向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待命攻击吉安城的命令，要求军团第四军、第二十军、第三军、第十二军等各部，从明日凌晨起，分别到达集结地域，立即“准备攻城器具，各部侦察地形后须绘略图呈部，各部须切实断绝交通，明日各部自找向导”。这就是著名的“阜田命令”。10月3日，红一军团各路部队陆续到达吉安城郊，进至百子塘、三角塘、华家之线准备完毕，毛泽东率总前委在吉州区长塘镇陈家村立了山前攻吉指挥部，指挥部墙上写满了红军标语口号，还有“活捉邓英”的漫画，表达了红军将士志在必得的决心。午后两点，下达了4日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史称“山前命令”。
毛泽东、朱德“九打吉安”住所
10月4日拂晓，各路红军按照作战部署向吉安城发起总攻。红4军任左翼首先在螺子山发起进攻，接着红20军则从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线的国民党军佯攻，红三军和红12军作为右翼，向天华山、神岗山一线各国民党军进攻。赣江东岸的群众武装也同时响应，阵地上军号齐鸣、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当晚9时，真君山总司令部一声枪响，埋伏在四周山上的红军和赣西南地方武装冲锋团、赤卫队员，排山倒海般杀向城内。有的拿着梭镖大刀、柴刀锄头，有的扛着门板和楼梯、有的抱着大捆禾草，紧随部队砍铁丝网、填壕沟、搭沟桥，还放出尾巴点着火的耕牛，用“火牛阵”冲进城门。红军首先从城西突破国民党保安团阵地，直插城中心的中山路大街。邓英见势不妙，率残兵败将在白鹭洲登船北逃，绕道狂奔南昌。红军沿岸追击，截获国民党军小船4只，俘国民党军220多人，于午夜时分占领吉安城。
10月5日黎明，红军大部队和地方武装浩浩荡荡踏入吉安城。10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与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城内中山场，召开了有10万多群众参加的“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会上宣告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府，即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红军在吉安共扩充红军战士8000多名，在青原山创建了“工农革命红色医院”、我军“工兵始祖”：“红一军团工兵连”。
“九打吉安”，使赣西南苏区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成为江西统一领导、连成一片的红色根据地。这是贯彻了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方针的结果，是坚持了我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典范。广大红军指导员及工农群众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成为我党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军攻打吉安雕塑
1933年8月，毛泽东以“子任”笔名在《红星报》发表述评《吉安的占领》：“这次占领吉安，是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但在全国有极大影响，……也是对争取第一次革命战争胜利有直接意义的。”
（本文与黄少勇合写）
刊登于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