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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反围剿时期，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能够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准确地找到空隙伺机转移，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密码战，是隐蔽战线斗争中的最核心部分，是隐蔽战场我军的“杀手锏”。毛泽东评价曾希圣带领的军委二局：“有了军委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密码战为什么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让本文作者来告诉你个中缘由。
中国革命战争是同时在两个战场上进行的。一个是硝烟弥漫、冲锋陷阵的公开战场；另一个就是刀光剑影、无声厮杀的隐蔽战线战场。在公开的战场上，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出敌强我弱的态势；而在隐蔽战线战场上，从一开始几乎就是我强敌弱。
我党很早就注重建立我们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网络、编制我们自己的密码，来保守党的机密；破译敌方无线电码，争取战役、战略的主动和胜利。从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在22年之久的革命战争中，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唯一的高科技，在隐蔽战线上，战胜了条件比我们优越得多的国民党、日本军队，后来在这方面和美军较量也不逊色，并且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对敌侦察，有人力侦察、电讯侦察，密码就属于电讯侦察。它同人力侦察相比，层次高速度快。人力侦察可能侦察到敌人中层甚至高层的情报，但是速度比较慢，当获取一个情报后，通过交通员或者通过各种渠道传来之后，往往就时过境迁了。而密码保护着敌军最高机关的指令，破译了密码，就掌握了敌人的最高机密，就有很强的时效性；敌军作战部队接到时，我方有可能同时接到，密码使情报的质量和时效性大大提升，密码战胜利成为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
早在1928年，周恩来同志就在筹备党的无线电通讯系统，我党最早的一次长距离通讯是在1930年1月，我们实现了上海到香港的无线电通讯。据当事人回忆，我们当时用的密码，是经过了简单变换之后的那套民用密码，不具备保密性。在极度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党领导革命斗争风险非常大，如果没有一套好的密码保障，一旦被敌人破译，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如何提升无线电通讯的保密性，成为周恩来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然而这项工作刚刚起步，技术人才严重缺乏，要编制出一部高水平的密码，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周恩来亲自动手，提出编码思想，汇总集体智慧，终于编制出一套密码。周恩来在党内的代号叫“伍豪”，密码的名字便引申叫“豪密”，党内一讲“豪密”，大家就知道是“伍豪之电”，当时特科被称为“伍豪之剑”。“豪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应用的高级密码，为红军的密码建设提供了实用范本。
红军军委二局首任局长曾希圣
密码破译，在国际上有个共同的规律，即“重复就是被破译的根源”。你有密码本，对方无法破译时，他把各封电报搜集在一块，然后根据作战情况来分析，如果重复使用某一个码，就容易被敌人抓住规律。“豪密”编制吸取了苏联的经验，一次一密。使用“豪密”如台历，每天用完撕了，第二天是编的另一张。有人说，中共的密码是苏联人教的，其实俄语和汉语不一样，苏联人教方法，具体密码排列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豪密”在某种程度上比苏联人的更加难以破译。苏联的密码根据字母排列，重复率高，而用汉字重复的概率就相当少了，破译的几率也相当小，乱数表非常丰富。红军在反围剿时期，部队之间的联络，都是通过无线电。正因为无线电通讯有了“豪密”，才保证了中央指令下达和部队战术行动的绝对安全，也保证了密码无法被敌人破译。
要打赢红色密码战，除了坚不可摧的防御之外，还必须有攻破敌人无线电密码的利剑。中央特科被称为“豪密之剑”，从红色密码战来看，我们可以把“豪密”称之为“豪密之盾”。我们要有红色的“电波之剑”，破译国民党、日本人的密码。1930年12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了国民党的收报机，接受敌人密码才有了条件。因为国民党认为红军没有电台，所以第一、第二次反围剿，国民党用的都是明码。我们电台接收敌人电波，毛主席提出要当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发现红军有电台了，就开始编制密码。好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缴获了国民党一本密码本，结果国民党军第三次反围剿使用的密码，缴获的密码本可以对照破译出来，这是破译国民党电码的一个重大成就。当然严格讲，这不算破译，只是译电。译电和破译区别很大，译电相当于技术员，破译相当于科学家，译电是你有了钥匙，破译是你要做钥匙。中国共产党人从译电到破译，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是在国民党围剿的作战形式催促下完成的。
红军时期的发报机
1932年，红军打赣州时吃了败仗，吃亏在国民党大批增援部队开来，我军却不知道；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在前线感到这次失利的重要原因是情报不灵。当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实施密码战的二局，局长是曾希圣，被毛泽东、周恩来称作是我们党内稀有的“神人”。曾希圣过去做过特科谍报工作，来领导红色密码的破译工作算是转了个大行。但由于曾希圣曾经获取过国民党密码，对这块比较熟悉，特别是他身边的战友曹祥仁对他帮助很大，“一曾一曹”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曾希圣仿佛是数学家，可以通过落款格式，如“职公秉藩”“职何应钦”等来推算密码；曹祥仁熟知国民党的发报手法，甚至能知道是哪一个国民党发报员上机上手的，并能判断出国民党哪支部队发出的。他俩一开始工作就遇到了大难题，国民党当时用的密码代号是“展密”，没有素材可供比对参考。曾希圣绞尽脑汁却进展甚微，干脆用“笨办法”，专门调电台，大量抄录国民党的“展密”电文，整整攒了一挑子。行军时挑着担子带着走，休息了就反复进行研究对比，总算有了些眉目。
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军的警惕，加强了对无线电通信的管理，各部门之间的无线电通信都进行加密。红军抄下来的国民党军电报，成了一堆堆无法解读的“天书”，在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红军中的密码破译高手积极寻找“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红军攻打国民党二十七师，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时，任红军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带着突击部队的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进国民党的师部寻找密码。当时敌情不明危险极大，却要抢在敌人销毁密码前找到；曾希圣已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但冲进去后发现，敌人的电台和发报员都逃走了，密码本也带走了，只在墙角发现一个皮包，打开后发现里面还有一些译完还没来得及销毁的纸条，在这个纸条中发现30个字的“展密”译文。曾希圣如获至宝，将这30个字的纸条与截获的大量密码进行对照，还专门请朱德总司令来帮忙。朱德总司令身经百战，虽然不是密码专家，但掌握战争的全局，他们形成一个“黄金搭档”的破译团队。曾希圣中文底子好、破译有经验；曹祥仁明码倒背如流、熟悉敌方发报员手法；朱德总司令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长期任职、当过将军，熟知国民党公文军语交流的语态体系，能估摸出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再和电文、当前总体的军事行动结合起来，找准方向，一个字一个字往前推。另外，他们还经常请教周恩来。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事过，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行文风格太熟悉了，看到蒋介石发的电文，他就知道蒋介石会怎么说，这样再和破译人员一对照，就能推算出一些密码用法，周恩来后来也亲自参加了破译工作。朱德与曾希圣、曹祥仁一起工作了一个多月，通过集体智慧、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32年10月，红军破译“展密”成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红军从此从译电走向了破译，掌握了国民党的核心机密，和国民党军同步接受命令，关键是掌握了国民党编制密码的规律。以这个密码破译为起点，到1932年年底，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曾希圣团队破译了国民党17个密码本，几乎把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密码本全破译遍了，结果国民党以为在下暗棋，而我们是在下明棋，这样给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先机。
20世纪30年代明密码电报本
通过破译“展密”，红军对国民党军的任何作战行动都能做到了如指掌，为红军总部掌握敌情变化，预测战事发展，打赢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保障。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曹祥仁及时破译敌作战电报，为红军跳出国民党重重合围、进而抓住有利战机，重创敌吴奇伟部立下了大功，获得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曹祥仁是如何运用他极具天分、神乎其技般的破译技能，创造出了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上的惊人纪录呢？1933年1月5日，红军在黄石洞打了一场胜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蒋介石非常恼火，立即派他的两员爱将吴奇伟和周至柔率领新的部队，向我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我军注意到敌方来回电讯非常频繁，但没有捕捉到究竟向我们哪个方向逼近，当时就由曹祥仁戴着耳机监听国民党军的动向。他当时听到国民党军有5个电台同时发出了十万火急的呼叫，违反了大战前无线电静默的规则，异常行为说明有特别行动。曹祥仁一副耳机不断调波段搜索5个电台，最后发现还是吴奇伟的最重要，曹祥仁已经达到听密码直接翻译成原文的程度。尽管在轮听中前面出现90个字的遗漏，但曹祥仁还是听明白了吴奇伟新的战略部署，听到了吴奇伟客套话后的“如下一……”。曹祥仁赶紧听抄下报告指挥部，结果掌握了吴奇伟部的行动规律，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曹祥仁这次的破译成功，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电讯保障。
除中央红军出现的曾希圣、曹祥仁等破译高手之外，在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也出现了密码战的传奇英雄。第一高手就是“红色电波之王”蔡威，他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贡献，在其福建家乡还立有纪念碑。他被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称为我们四方面军供的一座“菩萨”。蔡威是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的电讯班的成员，他被派到鄂豫皖，跟着长征到了川陕，反六路围攻的时候，战斗十分激烈，四方面军节节后撤，收缩阵地。当时临近1934年春节，蔡威搜到国民党川军头目王陵基、杨森他们之间的密码，一破译发现川军头目准备回家过年了。因为川军非常腐败，人身依附关系严重，长官不在，谁说了也不算。于是，红军趁着敌军过年时的松懈，全面发起反击，川军群龙无首，四散逃命，红军取得了粉碎六路进攻的大胜。因为破译之事属高度机密，方面军只有少数领导知道，军、师长都不知道破译的事，张国焘当时就利用这一点，在方面军竖起了张主席料事如神、指挥若定的威望。四方面军的“曹祥仁”叫宋侃夫，也是拿起密码电文看着就念出明码电文，他的外号叫“本子”，意思是密码本全装在脑子里不用翻阅。当时川军每周要更换密码，但变换的规律简单好掌握，我军发现后很快破译，始终占据主动地位。中央红军破译创造了奇迹，但没有挽救中央苏区的危机。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打阵地战，敌人堡垒固定，多用有线电话指挥，我军情况掌握不如无线电。直到长征进入了运动战，依靠无线电通讯进行联络指挥，又给我们红色电波战提供了用武之地。
红军战士在破译密码
从1934年10月开始，各路红军先后离开了根据地，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在国民党军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己的重兵围追堵截下，红军却从来没有中过埋伏，总是能够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准确地找到空隙，一次又一次地顺利突出重围，红色密码战的英雄们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彭德怀同志总结长征胜利关键两条：第一，幸赖红军的英勇；第二条，出色的侦察工作。彭德怀加了“出色”两字。因为当时的侦察工作主要不是靠人力侦察，主要是靠无线电侦察。破译敌人的密码，在长征中具有决定的意义。比如红军突破湘江，到了通道会议的时候，博古、李德他们还想按原定计划向湘西进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不同意，尤其是毛泽东说服他们应该向贵州进军，通道转兵。双方激烈争论、无法定夺。这时，曾希圣、曹祥仁及时把破译的敌人密码送来，立刻扭转了会议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把这个电码与周恩来商量后，在会议上拿了出来，指出人家已经布满了重兵，进入湘西就等于进入了人家的口袋。这次破译成功，对红军进入贵州召开遵义会议，起了重大的佐证作用。1935年1月24日，开完遵义会议的红军攻占了土城，国民党川军郭勋祺的部队尾随红军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时中央军委认为川军实力不强，可以打一下，为继续前进解除后顾之忧，但战斗打响之后，发现敌人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而且战斗力也不弱，究竟是什么情况？任务落在曾希圣、曹祥仁的二局身上。当时土城之战被后人称为“豪华之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在里面，十大元帅有七位，两百多位新中国开国将军参加了土城之战。当时周恩来、王稼祥对着曾希圣、曹祥仁说，我们给你们做饭，你们赶紧把情况侦听出来。但这事对曾、曹来说也非常困难，因为这支敌军以前用的密码我军不掌握，也与中央军不是一个密码体系，而且用的是来去不同的“来去码”，破译非常困难。面对前方浴血奋战、时间就是生命，中央红军“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就在野外架起天线、就地收听敌人密码，就地破译、就地报告，这在世界密码战历史上也绝无仅有。三人团结协同、奋力破译，终于发现西北角有一处空当没敌军，中央军委下令从该处突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在第四次渡赤水时红军准备南渡乌江，曾希圣从破译的国民党电码中发现，前面又出现了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是红军老对手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很可能和中央红军迎头遭遇，势必是场敌强我弱的恶战。毛泽东、周恩来十分着急，曾希圣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说我熟悉蒋介石的密令，我按蒋介石的口气，编一个口令让三个师向别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周恩来都抚掌叫好。于是电令发出，敌师改道，红军擦肩而过，四渡赤水完成，红军跳到乌江以南。徐向前元帅晚年说，毛主席所以用兵真如神，很重要在于重视运用侦察情报。红军反围剿时期密码战的胜利，首先在于能够掌握敌军的最高机密，使我军的战略决策有了有效的辅助材料；第二，能够及时地获得敌军的部署，使我军作战指挥有了一个及时的参照物；第三，也使我军的编码技术不断提高，保证了我军密码的安全，提高了自身的破译水平和保密水平，在隐蔽战线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素材由曾希圣之女曾小东提供）
刊登于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