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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的无线电侦听通信，是在国民党对红军进行的围剿中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不断取得胜利，红军无线电通信队在对敌侦察、掌握敌军动向，夺取战争的主动权等重要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30年12月30日到1931年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在五天之内，打了两个漂亮的大胜仗。“龙岗之战”活捉了敌18师师长张辉瓒，不仅“吃”掉了敌人一个半师一万两千余人，而且首次缴获了敌人的无线电台，俘获了6名无线电人员，拿到了通信的绝密密码本！那天，红军将缴获的武器和军用装备展示在草坪上，战士们从没见过无线电台，议论纷纷，不知道能派上什么用场。有些人以为装着硫酸的蓄电池是“酒坛子”，汽油发动机是怪模怪样的“铁疙瘩”。于是，这些来自于农民的战士，带着对敌人的仇恨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就给砸坏了，只剩下了半部收信机。因为会发出“滴滴”的响声，人们甚是疑惑，便将其送到了上级单位。这不仅是蒋介石10万人第一次大围剿破产的战利品，更为红军建立、发展无线电技侦通信打下了基础！
朱德总司令深知无线电通信对战争的作用，决心用好它，发展我军自己的无线通讯队伍，但红军中还没人会摆弄这些洋玩意儿，只有从俘虏的敌人报务员中寻找教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部参谋处长郭化若请示朱德，希望留下这些技术人员作为种子，给予特殊待遇。朱德亲自给这些俘虏进行动员讲话，欢迎他们加入红军。这次俘获的国军中尉报务员王诤，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无线电科，对于国民党电台的情况非常熟悉，知道其常用波长、呼号和许多报务员的按键手法特点，多为亲自抄收新闻和对敌无线电侦察。王诤最先站起来要求加入红军，为红军培养人才，并带动七八个人站了起来，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红军的无线电电台骨干。王诤在我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贡献巨大，建立新中国后的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创者——王诤中将
在“东韶之战”前，红军总部专门发令，“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1931年1月3日，红军在东韶打垮了国民党军谭道源师，缴获了一套完整的15瓦电台，俘获了3000多人，但没有抓到电台人员。至此，红军被称为有了“一部半电台”。
红军的第一部电台
朱德得知没有抓到电台人员十分焦虑，结果有人报告，有个电台内行叫谭道清，是谭道源的同乡同族，因怕红军报复，已领了路费连夜逃走了。朱德总司令说古有“萧何月下追韩信”，今夜十五月儿明，为了红军的无线电事业，我们也要月下追人才。朱德亲自骑马连夜追人，追了几个哨位都说走了一会了。朱德没有放弃，一直追到巫江边才截住了谭道清。谭道清看到红军总司令披星戴月，几乎一晚上跑了近百里路，亲自来请他回红军，感动得热泪盈眶，马上随着朱德回到军营。1931年1月6日，红一方面军首次架设电台，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无线侦察台，后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技侦情报工作创建日。1931年元月上旬，红军总部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无线电通信队，培养训练无线电技术人员，命令各军立即抽调政治坚定、有些文化、身体健康的优秀青年干部到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瑞金附近的一个叫小布的地方学习。
1939年1月8日，红64师师长粟裕和政委高自立，找到师青年科长曹丹辉，决定派他去总部学习无线电。曹丹辉1915年3月出生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蔡屋山一个贫苦农民家。江西赣南是革命老区，曹丹辉少年时就在校内成立并参加了农民协会，向群众演讲、贴标语，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蒋介石等工作。1929年秋季，为了响应“猛烈扩大红军100万”的号召，14岁的曹丹辉参加了红军。领受任务后，曹丹辉心里直打鼓：“我这个16岁的小学生能学得好吗？”转念又想：“自己已是共产党员，科长改行当报务员，更要带头把这门新技术学到手！”
1月10日，新学员带着简单的行装到达江西宁都小布村，标志着红军的第一支无线通信队成立。无线电通信队驻在小布赤坎，东边靠近总前委驻地，西边靠近朱德总司令住处，北边是总部和总部其他机关所在地。一看这安排，就知道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在首长心目中的地位。当天晚上，曹丹辉、胡立教等12名学员都到齐了，任命了队长王诤，首任政委冯文彬，机械师谭道清，教员由王诤、刘寅等担任。起初训练班叫学生排，有18人（12个学员加上俘获的6个报务员），分两个班，建立了党、团支部，还有一个监护排24人，另有4个通讯员；运输排40人，当时袁光同志是监护排的负责人。康克清、贺子珍、钟培兰都在这个班训练和学习过，后因工作需要陆续调走了。
1931年1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宁都小布陈家土楼的上厅举行了开学典礼。朱老总在会上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在建设红军无线电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两个字的。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是第一代人，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你们肩上。”这些话给了学员们极大的鼓舞！毛主席多次给学员们上政治课，并多次参加支部会。毛主席最深刻形象的一句话就是：“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它可以帮助我们调动部队，做到随时撒得开，又收得拢，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学员听后提高了认识、更加热爱无线通信事业。1931年1月6日，在小布赤坎村的“龚氏家庙”，首次架设了无线电台。只有“一部半电台”的红军无线电通信队，无法进行两地通信，只有通过培训边学边干，主要是侦听敌人的无线电讯，所以起到的是无线电侦察队的作用。
1931年1月11日，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
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江西宁都小布村开学
训练班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电键供学习发报，就请当地赤坎的王铁匠打了几把土造电键，平时训练轮流使用，没有轮到的学员就用自己的左手大拇指当电键来练习。没有振荡器，就由教员念电码来练习抄报。当抄报把纸的两面都写满了，就用橡皮擦干净了再用，直到纸片破烂不堪。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就套个小竹管继续使用。没有汽油充电，就用煤油代替，当煤油也不足了，其他部门的同志就把办公点灯用的煤油节省下来支援他们。
红军生活上十分艰苦，不打仗时每天吃两顿饭。生活上每人每天伙食费仅有3分钱，只够买点油盐，根本吃不上菜，大家就利用课余时间上山拔野笋和挖野薯来当菜吃。口粮也十分差，每人每天只有一斤糙米，掺上黑豆煮成饭，吃起来发苦。由于没有被子，经常钻草窝睡觉；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学员们身上都长满了虱子。而且越是训练紧张，它咬你痒得越难受。毛主席来上政治课时也对同志们说：“虱子嘛，不要怕，等我们把白匪军消灭干净，各方面条件改善了，虱子也会像敌人一样活不长！”
由于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斗开始，5月16日，历时四个月的“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宣告结束，曹丹辉几位学员都被派往前方总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该班学员仅有曹丹辉1人还在无线电事业上。
由于红军只有“一部半电台”，无法进行两地通信，平时除了训练之外，主要工作就是侦听各方面的无线电讯。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台能够不断抄收到国民党中央社和上海路透社等外国的电讯，毛主席称赞“这是没有纸张的报纸”。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侦察台把中央社和国外合众社等中外通讯社的电文整理成油印本，给每个代表人手一份用来学习，并题名“参考消息”，这也是今天我国的一份大报《参考消息》的由来。
1931年2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纠集了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二次反围剿，并且开始使用“壮密”。当时我军虽有电台，只能侦听，一旦加密就无法翻译。然而国军始终认为红军没有电台，更不可能有操作人员，因此电台联络时毫不在乎，基本上都是明码对讲，无论是人员实力、所在位置和行动路线，都在电台里大呼小叫，毫不避讳。所以何应钦虽然把部队从江西赣江派到福建的建宁，一副800里连营的阵势，但红军对他们调兵遣将的蛛丝马迹其实都了如指掌。
“东固之战”前夕，无线电通信队发现，公秉藩的第28师有个“100瓦”的全套电台。大家如获至宝，每天都关注侦听这部电台，不仅仅是了解敌情，还生怕跟丢了，它在红军心目中，已经是必须缴获的战利品。
终于在5月14日，曹丹辉等随王诤上机侦听，紧盯着“100瓦”，终于侦听到敌公秉藩、王金钰两师的动向，朱德、毛泽东发出了全歼两师的命令。红军终于在战斗胜利后，如愿以偿地缴获了那部“100瓦”电台和绝密的“壮密”密码本。从此，苏区中央局使用“100瓦”，红一方面军总部使用谭道源的“15瓦”实现了两点间的无线电通信。红军还在广昌战斗中，消灭敌胡祖钰5师大部，缴获了敌人多部电台，红一方面军扩大成立了无线电通信总队，各军团和军级部队，陆续也配备了电台。
1931年6月，蒋介石对红军开始了第三次围剿。2日下午7时，红军培养的报务员曹丹辉与上海特科培养的报务员伍云甫值班，收到江西兴国赣南中央局总后方办事处发来的电报。因为杂音、交流声很大，收抄报都很困难，但在他们认真调整、沉着耐心、细致辨听下，最终电文全部抄了下来，实现了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无线电通信！
红军无线电通信队在侦听
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是由蒋介石亲自坐镇当围剿军总司令，国民党军总参谋长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还聘请了英、日、德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筹划。同时调集了23个师加3个旅，共约30万人，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捣毁苏区。曹丹辉奉命率一部电台随红三军行动，任务是保证红军联络和截收敌人情报。因此，电台人员往往最为繁忙，只要部队一停下来休息，他们就不顾疲劳，立即架设天线搜索敌台、侦听敌人的电报。
7月23日下午4时，曹丹辉在嘈杂的无线电信号中，突然侦收到一份可疑的电报，经研究发现是何应钦发给各路围剿部队的一份“十万火急”电报——“限十日内消灭共匪”，电文共324个字，密码用的是“壮密”“展密”“猛密”中的“壮密”。红军运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敌人“壮密”密码本，很快就将电文破译出来，获悉了敌人对红军“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各路兵力部署和进攻的路线。当时国军兵力已超过红军，陈诚、罗卓英两个主力精锐师已进入红军所在地，企图合围红军，而我军还尚未发觉，敌众我寡的惨烈战斗即将爆发。电报送交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和政委蔡会文后，又及时呈送红一方面军总部，毛主席根据这份情报，巧妙地指挥部队，撤回兴国高兴圩，集中红军优势兵力“三战三捷”，最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和龙岗之间的钧铺与总部会合，为防止敌人的轰炸，暂时隐蔽在山岭里。一天，绰号叫“机关枪”的总部参谋胡公侠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大喊大叫：“曹丹辉，快来呀，毛委员找你！”曹丹辉闻听吓了一跳，心中纳闷：“毛委员这么大的首长找我干嘛呀？”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机关枪”跑到毛委员那儿，向毛委员敬了个礼。“机关枪”抢先介绍说：“这是……”不等他说完，毛委员右手一把拉住曹丹辉，左手搭在他的右肩上，热情地询问：“今年多大啦？读过几年书啊？现在工作怎么样……”曹丹辉见毛委员这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愉快而有点羞涩地回答了毛委员的每一句问话。最后毛委员对曹丹辉说：“你收到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夺取这次战役胜利很有价值！”然后，转身对胡参谋说：“你到副官处，领三块钱奖给他买鸡蛋吃。”三块钱相当于部队1个多月的伙食费，曹丹辉随同“机关枪”到副官处，领了三块大洋。“机关枪”一边走一边嚷：“电台战友请客，一块钱买鸡，一块钱买肉，一块钱买鸡蛋！”
（本文素材由开国少将曹丹辉之子曹小龙提供）
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