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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三孃八十五岁的时候，走了，走得从容淡定，连问及是否要等一等各处的孙子们，她都清楚地予以否定。
在拱街着实热闹了好几天。山背后的，安山的，龙滩的，上坝的，亲不亲戚的，尤其上了些年纪的，都来陪陪她。
各种礼数完毕，蒋三孃就要入土为安了。她的宅地选在高陡的武家大坡。上百送葬的青壮年甚至几个老人，轮换着来抬棺。陡峭的地方，用了纤绳来拉；逼仄之地，两个壮汉，一头一个，打了“独龙”（一人独自抬棺木的一头）。
蒋三孃静静地躺在大坡顶上，俯瞰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蒋三孃是个奇女子，是个有故事的人。
山背后是个汉苗杂居的寨子。一架岩山底下，错落着二十几户人家。寨子底下，几坡山林，长了白杨桦槁等杂木。几槽子薄土，种些包谷洋芋。
山背后的汉姓主要是蒋家、杨家和黄家。蒋家是大户，人多，又有几个读书断字的，在山背后颇有威望。
蒋家长房尚荣，老实巴交，吃了睁眼瞎子的亏，节衣缩食，誓要培养几个文化人来。男丁就要送入学馆，读些四书五经，念些子曰诗云。女孩则尊崇“无才是德”的古训，做家务，习女红。
1916年九月初三，尚荣公与二夫人杨氏诞下一女，白白净净，乖巧可爱。小名就按排行叫作三妹，大名则唤作国成，为杨氏长女，蒋公三女。该女上有三兄二姐，为张氏所生。后杨氏复诞下二女。
她渐渐长大，能到井边浆洗衣物了。她洗爹的衣，娘的衣，哥哥姐姐妹妹的衣。她红扑扑的脸倒映着清凌凌的水。她哼着小曲，花喜鹊和箐鸡在身边跳来跳去。她把洗净的衣物晾在刺梨蓬上，然后逗逗小黄狗，或扔几个小石子，在小水塘里打水漂。炊烟四起时，她提了晒干的衣物，迈着小碎步，向家而去。夕阳照着她婀娜的小身板，山风拂过她的清秀的发，飘举着她红白碎花的小衫。
母亲杨氏要练她的一双巧手，开始教她女红。教她裁剪长衫短袄，教她擀制棉衣，教她描龙画凤，教她挑花绣朵。她聪慧至极，不出半年，女红已然居于母亲之上。她绣得青竹滴翠，绣得并蒂莲开。在她的飞针走线中，就连那溪畔的点水雀和路边的刺梨花，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起来。她坐在绣房里，精心描绘着自己的世界，投入专注，只偶尔撩一撩滑落的秀发，又复投入到一个女孩的本分中去。小窗外，腊梅怒放了，榴花似火了，丹桂飘香了，冬雪飘零了。
她自己绣着自己的世界，也帮着寨子里女儿要出阁的人家裁制嫁衣，并在陪嫁的被子罗帐上绣上鸳鸯莲花这些寓意深刻的图案。十村八寨的，都知晓蒋家三姑娘的一双巧手。
娘疼父爱的日子，只维持到了十四岁。母亲是在秋风渐起的时候染上重疾的。她吃了各色郎中的药草，药渣累积如小丘。三个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终究留不住她的命，她在腊月二十六，年节的气氛几乎盛到极致的时候，撇下三个女儿，撒手人寰。她正月初一上了山，被埋在丫口土的短松冈上。
没了亲娘，这个叫国成的女孩，败落成了一棵草。她分担了母亲的家务，她洗一家人的衣，煮一家人的饭。爹爹无暇管她，兄长们忙于读书，两个异母的姐姐一起来排挤她。
她收刷了碗筷，封好了炉火，携了两个妹妹去睡觉。两个妹妹，分别在她的两个臂弯里沉沉地睡去。她听着山风撕扯门窗的声音，听着两个哥哥的鼾声，听着爹爹长长短短的叹息声。她在暗夜里想那些绣布上的花花雀雀，也想着母亲的一笑一颦。
劳作之余，她仍复专注于那些针线活，她不想荒废了母亲传承的技艺，也算作是对母亲的怀念。她绣了一只大鸟，正给三只张开嫩黄喙儿的小家伙，喂着虫子呢。
她的五官还是那么端正，尤其那黑白分明的眸子，如夜星般地闪烁，只是劳作之苦，让凝脂般的肤色，略略地黑了一些。粗茶淡饭和山肴野蔌，也没有阻了她的生长，她挺拔起了一个少女应有的身段。总之，她出落成一个标致的姑娘。
她袅娜地走在乡路上，走在野泉边，草也招摇，花也怒放。她的一颦一笑，总会引来或热情或躲躲闪闪的目光。
十村八寨的少年，竟也无人来提亲，因了她们家家境和门槛。
她是山背后一株纯洁而独放的玉兰。
十八岁，蒋家这三女儿嫁到贵阳城，当了宣之林的姨太太。
宣公之林，安徽肥东撮镇人。1934年任贵州省督学兼清镇县教育科长。
他高大清癯，颇有才学，是惯于犬舍贴对、酒肆狂歌的风雅之人。其于安徽故里，有妻李氏，育有二女，唤恒英恒华。
许是羁旅的孤清，或是生活的无助，他想在贵州续弦安家，过些冷暖有人知，寂寥有人陪的生活。
促成这桩姻缘的，是来自大定府山背后出家弘福寺的蒋姓和尚。之林先生公干之余，时到弘福寺上香还愿，与蒋和尚甚是相得。先生言及续弦之愿，和尚介绍族中侄女，便一拍即合。和尚做了月老，终究吃成了先生的三百杯。
三姑娘专程到丫口土的松林里，跪别了母亲。然后辞了父亲和几个哥姐，紧紧拥了两个妹妹，滴落了几行可有可无的眼泪，被八抬大轿，耗了三天时间，抬进了贵阳城。
他们是在二月里成的婚。结婚的日子，和风习习，春雨如酥。先生的同僚下属都来相贺，贺男人的得意，贺女人的娴熟娇美。
成了太太的蒋家三姑娘，过不惯饭来张口的日子，要和佣人抢了事做，自然常被先生责备。
太太时常痴痴地看着先生读书，先生也像得了鼓励似的，越发的鸿音朗朗。
太太闲得无聊，便请先生买些布料，用娘家携来的刀尺，为先生裁制长袍马褂。那手艺颇使先生啧啧称奇，款式做工远比裁缝店好了去。
太太也还绣花。她绣并蒂莲荷，绣鸳鸯戏水，绣喜鹊登梅，绣其他花花草草。先生有空，就移了凳子，啜着清茶，在旁侧看她飞针走线。
先生不时雇了轿子，带太太出门去。去甲秀楼品茶，去东山登高。去观紫林庵的人间烟火，去听黔灵古刹的暮鼓晨钟。
先生自此晚出早归，他舍不下复得的幸福温馨。七年时间里，他们不曾龃龉，未曾红了脸去。
他们两个儿子，名恒忠恒愚。1945年，长子恒忠五岁半，次子恒愚四岁。
1945年2月，春节的气息尚未完全消散。花溪的绿柳已开始绽开了嫩叶。站在图云关上远望，龙洞堡的油菜花，已经金灿灿一片，十分耀眼。春天来了，来到崇山峻岭的贵州，来到贵州每一寸的田间地头。
贵阳城却没有一丝春天带来的生机，拂动的柳条并没有扫去人们心里的阴霾。
自去年十二月，人心就开始动摇。据南面来的消息，日本人已经占领独山，一支小分队甚至抵达都匀城郊。战火离贵阳城就一百多公里。
大街上充斥了各种传言。有说日本兵烧杀抢掠的，有说日本人要把小孩剪了脑壳扔进南明河的，有说已经在浣纱路发现日军探子的，总之是人心惟危了。
胆小的，早在过年前就举家逃至乡下。胆大一些的，正准备着过了年再做打算。
之林先生和他的太太，此时在他们的寓所里，已然焦头烂额。
之林先生踱着方步，他的脸色有些难看，双眼血丝密布，看来他早已夜不成眠了。他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嘴里嘟哝着“要得”“要不得”的话语，似乎在不断肯定自己又不断予以否定。
太太则在院子里哄着两个孩子玩耍。两个孩子撅着屁股玩沙子，小儿子甚至是光了屁股，白花花的晃人眼。
先生最终定了主意，让太太先携了儿子回大定的乡下去暂避，待去留有了确信再复迎回。他自己留下，因为是走是留，上峰也没有决断。可能就当时的民国政府来讲，也一时难以决断。
风声鹤唳的贵阳城，别说轿子，连一抬滑杆也顾不到了。一是贵阳到大定一百六七十公里，实在太远。二来兵荒马乱的，轿夫也不愿出门冒这种险。
太太决计拖娃带崽，走回后家去。两个少爷一般的打扮：两块瓦的发上，抹了些发蜡，锃亮锃亮；黑色的背带裤里裹进了黑色的薄袄；一双猪皮鞋乖巧可爱。兄弟俩早按捺不住迫切的心情，蹦蹦跳跳的，他们这是要到乡下的外公家去。
太太早脱了旗袍绣裙，换了英丹布的对襟衣，换上厚底布鞋。一挑担子两边的箩筐，放了些母子仨的换洗衣物和她做针线的笸箩。
在先生依依而无奈的眼神里道了别，母子便上了路。
从紫林庵到三桥，七八里地，小弟兄跑得很欢实。你追着我，我赶着你，或牵了手，或各自撒开脚丫子奔跑。母亲挑着担，一边唤，一边急急地追。
出了三桥，便是郊外。油菜花金黄一片，路边地里，还夹杂着一些白白紫紫的胡豆豌豆花，也有蜜蜂在花间舞蹈。
神奇的景致勾不起弟兄俩丝毫的兴趣。老大还能勉强拖着脚步挪移，小的赖在地上不起来。这就为难了母亲。
小的一个是要母亲背他。母亲背了他，不好挑担。挑着担又不便背他。最后母亲横下心来，索性在箩筐里，一边装了一个。
挑着儿子的母亲，艰难蹒跚于坑洼的路上，偶有经过的木炭汽车，卷着些尘土，模糊着太太的眼睛。
太太中午也没有停下行程，母子嚼了些干粮，向路边人家要了水喝，便复赶路。
天撒麻子眼的时分，太太挑着两个睡熟的儿子，赶到清镇歇息。
清镇是清毕路的起点，平素颇为热闹，三川四码头的人们，聚集在这通衢之地，张罗着他们的生计。在这动荡的年月，则冷清而萧条。
在悦来客栈，吃了些豆花饭，打闹一会儿后，两个儿子甜甜的睡去。
太太则在床沿上坐着，想今天走过的行程，盘算着明天要走的路。这一天的成果太太是满意的，她挑着两个儿子，走了六十里的路。
太太想，照这样下去，不出五天，就可到山背后的娘家了。
结果呢？她整整走了七天。家是越来越近，而每天能赶的路，却越来越短。
这母子仨，又在鸭池、大关、黔西、林泉和甘棠住了一晚，在第七日薄暮时分，到了目的地。
天，拉下了阴阴沉沉的脸。鬼东哥在林子里发着惨恻的叫声。太太内心有些栖栖遑遑的感觉。她鼓励两个儿子：爬上丫口土，就是外公家了。她已经挑不动儿子了，儿子们就只能自己往上爬。城里的少爷又走不来乡下的梭沙路，向上两步滑下一步，最后索性跪着爬上了丫口土。
太太是掌灯时分，推开父亲家的门的。迎来的是父亲和哥哥们惊疑的目光。此时太太的两个妹妹，一个远嫁他乡，一个英年陨落。
父亲翻箱倒柜半天，找出些吃食来，应付了三女儿一家的三张嘴。自己便沉默着去睡了。几个哥哥似乎也没什么言语。
太太为儿子们草草洗漱，便携了儿子，在这个她要投靠的人家的床上，沉沉地睡去。
第二日，她向父亲道了原委。省城的动荡并没引起这个老农的半分兴趣，他更关心的是一大家人的衣食。读了些书的三个哥哥，也没发些“匹夫有责”的感叹。她也引了两个儿子见了外公舅舅舅妈一干人。两个城里的孩子，初到陌生的境地，有些忸怩，在母亲的要求下，惴惴地叫了外公，叫了舅舅舅妈。大家对她，不算冷落，也算不上亲热。
她做了娘家的客，进退颇不自在。盘缠也已耗尽，无力为舅舅舅妈们置办点烟酒糖食来遮遮脸，嫁到省城又是做了人家的小，更没什么荣耀的资本。
她总觉得亏欠了后家的人，就主动找些缝补浆洗的事来做，吃完饭抢了碗筷去洗，将房前屋后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总之她是要主动多找些事来做，似乎心里便坦然一些。
两个儿子与他们的表兄弟表姐妹们，却已厮混烂熟。
油菜花谢了，杜鹃花将门前的几坡林子，装点得姹紫嫣红。布谷鸟叫个不停，它催促着山背后的男女，分散到田间地头，从事着一年中最繁重的劳动。
她包过小脚，下不得地，只好干着急。
催包谷虫满山噪鸣的时候，整坡整坡的包谷开始扬花，河边低矮处，包谷已经灌浆。
贵阳的那头，仍然没有消息。
几个舅妈的脸上，开始露出些不悦的神色。
之林先生是在六月初托人带来消息的。他要在下旬来携了自己的爱人和儿子，回到老家安徽去。
这个消息引起了不同的反响。父亲略有些忧患，担心三妹就此一别，隔山隔水的，怕终究生死不明。几个哥哥认为，夫唱妇随，子随父养，也是正道。几个嫂子倒是颇为兴奋，这样一来，可是少了三张吃饭的嘴。
这蒋三妹，这之林先生的太太，却是这样想：一个山区女子，到了千里异乡，委屈向谁讲诉呢？又和先生的原配何般相处呢？
她想了一个异常大胆的主意。她要留下一个儿子，陪自己在山背后生活。另一个，就由先生带了去。
她做了个骇人的举动。她背了小的一个，经画眉井，翻海风口，在六龙的煤洞里藏匿起来。
之林先生气喘吁吁站在老丈人家的院子里，蒋家却大门紧闭。这一家人正在苞谷地里劳作。他用了他难懂的安徽话喊叫，在房前屋后的地里发了疯似的寻找。他找到了丈人和舅子舅母，在几个小孩中找到了泥巴兮兮的大儿子，却独不见了妻和小儿。
之林先生哀求，发怒，捶胸顿足，终问不出妻儿的下落。老丈人和舅子舅母们，确也不知。
将爱人和小儿托付了丈人，先生携了大儿，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没见着母亲和弟弟，又要告别这些表兄弟姐妹，大儿则泼疯耍赖地哭闹。
自回到后家来，山背后的人们并不叫她太太，有叫三姐三妹的，叫三姑妈的，更多称呼她蒋三孃。
三孃打六龙煤洞转来，她的夫和大儿，早坐了火车，坐了篷船，坐了轿子，走了路，回安徽一个叫撮镇的地方去了。
看着大儿落下的一些衣物，看着蔫兮兮孤零零的小儿，三孃内心空落落的，暗自神伤，又不便在众人前表露出来，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吞，还要在脸上装出些笑来，好迎合了别人去。谁让她自己做下这般选择呢？
她几乎承包了这些事务：打理一大家人的一日三餐，洗一大堆碗筷杯盘，洗涮所有人的鞋帽衣被，为一家人缝补旧衣，裁制新衣，洒扫房屋院落。
她比狗睡得晚，比鸡起得早。
她做了聋子，不去听嫂子们的腌臜话。
她当了瞎子，不去看那些难看的脸色。
就是腰酸背痛，她的脸上也堆着笑。
她要在别人家的屋子里，为自己和小儿，保住一小块立锥之地。
小儿不再被人喊作少爷，从贵阳来到山背后，就没有人再这样称呼。母亲叫她“幺儿”，表弟表妹们喊他“愚哥”，其余的，则叫了他“恒愚”这个小名。他的背带裤和小皮鞋早被母亲收放到箱子底。他换上了麻布缩筋的裤子和布鞋。三孃把他装扮得和寨子里的娃儿别无二致。
幺儿藏起了儿童的玩心和淘性，他变得乖巧而温顺。他尽可能帮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尽量不去和表哥表弟们争，不管是吃的和玩的。就是游戏他也不会去争胜，因为让哥哥弟弟们不高兴，母亲就会对他狠狠地打。
1948年春，在三孃的苦求之下，这个来自贵阳城的孩子，和一个表哥表姐一个表弟一起入了蒙馆。外公本不想让女孩读书的，因在乡公所谋职的长子的坚持，大儿家的女儿也随几个男娃入了学。尽管外公的最后拍板让舅妈们有些不高兴，但在蒋家，还是男人说了算的。只是三孃在众嫂子面前，越发的唯唯诺诺小心翼翼了。
恒愚和表哥表姐们入的是龙滩坝马家的蒙馆，离山背后四里地。束脩每人每年一百斤包谷，四百斤包谷是蒋老大人用两匹马驮去的。
恒愚的心子小鹿般地跳动，他意气风发地奔跑在乡间的路上，他肩上的花书包也几乎要飘飞起来，那是母亲用被窝面子缝制的。
学馆教授的照例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照样是描红写字和习对，也教珠算。
他完全沉醉在先生的要求里，沉醉在一种别样生活带来的喜悦里。他铿锵地朗读，朗朗的习对，执着地描红。他边走边背《三字经》，跌下过土坎。他拿老表们抽陀螺的光阴来写字。他将先生教的诗文一句句背给母亲听。
母亲静静地听了儿子背书，带着笑意看他习字。一旦儿子稍有倦怠，抑或书背得不够顺畅，她便会放下脸来。对儿子偶有的偷懒，她决不饶恕，轻则罚跪，重则鞭笞。为此她专门削制了一根刺竹鞭，所幸并不常用。
她还是感觉愧对了儿子。她没钱给他裁制四季的衣物，儿子的一件棉衣是他用旧被窝的陈棉擀制的。墨是消耗品，一锭墨用得已经无法研磨的时候，儿子还把它研为细末，掺了水作为墨汁。实在都没辙了，儿子找一块煤矸石，打磨成锭墨状，假装与同窗合用一端砚台，每每先磨一方，随随便便就能将干结的墨垢搅起来，砚台里似乎就有了黑黑的墨汁，后一个人用了真正的墨锭再复研磨，就有了浓酽的墨汁了。
纸张则是一些毛边纸正正反反地用，大舅带回来的旧报纸也充作了书写纸，有时干脆蘸了清水，在桌面上写。
儿子的功课出奇的好，母亲打心里高兴，却又不事张扬，她怕晚辈间的比较恼了兄嫂，迁怒于自己。
母亲如履薄冰般迎合于众人中。她在培植一个梦想：让儿子成就一个母亲的尊严和希冀。
儿子如山笋般地冒出了头，如涧底之松，正在薄瘠的泥土里长高起来。
公元1951年春天之前，之林先生自安徽断断续续传来些消息：他携了大儿回到祖籍，回到原配李氏身边，在族立薇墀小学当校长。此后便无音讯。
初至山背后，想着三孃这避难之人，终要回到丈夫身边，她的哥哥嫂嫂也无甚话说。在三孃把小儿藏匿于煤洞时，念及她全身心操持了家务，小儿又还耗不了多少费用，大家也还都忍了怨愤。
眼下境况有了变化。小儿不仅耗粮越来越多，且读书还要花费不少。
三孃的父亲和她的哥哥们就关了门来商量，结论是要给三孃另找个人家过日子。
三孃无法有异议，因吃了人家的饭，用了人家的钱，何况孤儿寡母地住在后家，也终非久长之计。
促成三孃婚姻的是她的三哥，一个学了些礼教伦常却半农半文的人。
杨家在沟门口也算殷实勤劳之家，颇有些好田肥土，也有些余款陈粮。杨家的主心骨叫杨思圣，字继贤，是读过几本书的，也颇有些治家理财手段，与妻王氏并育三个儿女。无奈王氏命薄，中年早逝。可怜了继贤公膝下三个儿女。他浑浑噩噩，无心家业。姑娘披头散发，儿子邋里邋遢。一个原本温馨齐整的家乱糟糟的了。
三孃的三哥并没费多大周折，就撮合了这桩婚姻。实在是两个中年男女都无力拉扯大自己的孩子，正好搭伙过日子。
没有张灯结彩，没有吹吹打打，杨家来了几个人，蒋家叫上几个人，三孃去了杨家。杨思圣续了弦，三孃也做了半路人。
那是1951年的秋天，三孃的小儿十岁。
三孃让一个家像一个家了。
新丈夫的女儿梳了一对羊角辫，扎着艳红的蝴蝶结，整天蹦蹦跳跳，咿咿呀呀地唱。
两个儿子穿得干干净净，即便衣物上有些补丁，也针脚细密，周周正正。
三孃就是就着粗陋的食材，也能调和出些好口味来。一家人的脸上有了血色，也有了喜色。
一个即将衰落的家，渐渐有了生机。杨家的三个孩子，也愿意叫三孃一声妈妈。
三孃的小儿也还在龙滩坝的蒙馆里学习，回得家来，和杨姓兄妹相处尚可，他即将完成蒙馆的三年学业。
1951年11月，贵州解放了。随即，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在山背后，安山，龙滩，沟门口，在哪怕隐藏于深山之中，与外界几乎隔绝的每一个角落，一项影响每一个农村人命运的运动开展起来了。政府忙于将每个家庭根据生产生活资料的多少，化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等。“多少”就是标准，也不管是多少年几代几辈苦心经营得来的，还是巧取豪夺来的。
赤农和佃户都异常地兴奋，他们将破天荒地拥有自己的土地，不再向地主租种土地，还要将热汗灌溉出的粮食，大部分交给东家。
富农们惴惴不安，他们不知道保护富农的土地所有权是真是假。
地主们则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的土地牲口农具等资产，将大部分分给他人。
杨思圣现在又像经霜的白菜，蔫兮兮的了，甚至比刚死了妻子时，还要萎靡得多。他觉得愧对了祖宗，没能守住祖上的这份产业。这是自他的祖父开始，靠着煮酒熬糖推豆腐，靠着赶转转场做些小买卖，攒下一个个铜板，耗了几十年的时间，置下的田产。
现在，这三十多亩地，连同三头耕牛和杨家的祠堂，一同要充公了，要分与他人了。这个曾经自豪的东家，现在要戴上一顶“地主”的帽子了。
蒋三孃当了不到一年的“地主婆”，又要重新面对一个困顿的家了。而此时，她肚子里的孩子即将临盆。
三孃的女儿降生了。
她，要面对这样的处境了：两亩地，三间屋，一头牛，七口人七张嘴。
出了洗三礼，她必须要下地劳作了。家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何况又要迎来旧历的年，叫花子也要过个寒年呢，越近年边，事就越多。
她端了大盆大盆的衣物去沟头洗，有拆下来的被子，大大小小的衣裤，小女儿的尿布。她的手冻得红紫，裂了深长的口子。
她做甜酒，磕糯米面，推豆腐。
她掏沟除尘，把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
丈夫放下了地主的身段，亲自到大坡顶上，拾掇了过冬的柴火。
他们要在这个冰凉的世界里，多少过出些年味来。
煮一只鸡，炸点洋芋片阴辣子，一家七口，过了个寂寂无声的年。没有大红的春联，没有喧嚣的爆竹，自然也没有孩子们的压岁钱。
他们想，日子可能就这样过下去了吧。顶着地主家庭的“荣耀”，夹好了尾巴，侍弄好两亩地，再辅以些杂粮野菜，延续着七个人的卑贱的生命。
正月初三，三孃背了女儿，带上儿子，去山背后后家拜年。后家？于她并无太多美好的回忆和挂记，但中国亲戚间的关系，都要装出些亲密和美好给人看。
这一次，命运又把三孃投放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三孃的大哥是在乡里当文书，是有着政治敏锐的。他感觉到，“成分”将越来越被看重，甚至攸关着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生存。
几个男人第二次为三孃的事情，召开了家庭会议。议题很明确——研究三孃的归宿问题。
三孃怀抱着睡熟中的女儿，低着头聆听兄长们的开导。她没听进什么时务俊杰、良鸟择木一类的话，却听懂了株连九族的意思。尤其大哥触动了她的软肋的话语，不得不让她动容。大哥说：“杨家成分不好，牵连后家是小，害了你的儿子和女儿，让他们一辈子不得发展，低头做人，事情就大了。”另外的哥哥们也都来游说她。她无力反驳，只好静静地听，时不时点一下头。最后依然是父亲来拍板。他的脊背已经像磨担钩一样的弯了，一颌的山羊胡子已然由白而转黄：他是风烛残年的人。但在蒋家，他还坐稳着家长的位置，他的话，依然掷地有声。
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她必须离开杨家。
他们不容商量地让三孃去了杨家，又十分坚决地让她离开杨家。
三孃和着她的儿女，在1953年的阳春三月回到了山背后。此时女儿四个月，儿子十二岁。
丈夫没有阻止，他知道自己阻拦不了。他的三个儿女眼巴巴的，但他们改变不了什么。
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摆在母子仨的面前：何处栖身？何物果腹？
父亲的家断然是不能也不可久居的。三孃需要自己想些办法了。
她向父亲求得一小块地，又靠着帮人裁衣绣花的人缘，又借了孤儿寡母的弱者身份换来的同情，在离父亲家几百米远的地方，筑起了三间土墙房。当然，兄长们其间也过来搭把手。
三孃在山背后并没有土地。最后是父亲做了主，三个哥家各自匀出些土地，供了她去耕种。
她绣花的手拿不惯犁锄，她的一双小脚在陡峭的坡地上站不稳脚跟。
她重操了旧业。没日没夜地帮人家缝补旧衣，裁剪新衣。替张家擀了棉衣，又为李家女儿赶制嫁衣。有时候人家来请，有时她不请自来。也有大姑娘小媳妇来向她学手艺，她也不厌其烦地教。她是山背后人人公认的热心人，她是热心的蒋三孃。
她是有私心的，她想用自己的热心换了别人的帮助。
“三孃，栽得包谷了哦！”大家就约着来给她栽包谷。
“还不请我们来薅包谷？”一个召唤，一群人就齐刷刷来薅包谷。
挖土，背粪，铲坎子，打包谷，所有的重活路，大家都来帮她。
三孃也罄其所有，做些粗茶淡饭来待帮忙的人。
三孃就更主动找寻能帮到乡邻的方法，她总觉得亏欠了人家。
此时，三个哥哥已分了家。看着三妹撑过了极为艰辛的时日，他们也打心里高兴。二哥不爱读书，做了最地道的农民，却宅心仁厚，常偷偷摸摸背了二嫂，接济这个三妹家一些猪油荤腥。
三孃用她的勤劳善良换来了别人的善良勤劳。这母子仨渐渐在山背后立住了脚。
三孃还在做着小儿子成龙成才的梦。她要让小儿子继续初中学业，为儿子，为自己，也为那个似乎已经有些缥缈的之林先生——小儿子亲亲的父亲。
三孃做了一个决定，要把儿子送到甘棠念初中。
一个紧巴巴艰难度日的家，一个靠了众人拾柴的家，她又何必呢？何况儿子十二岁了，在乡下，也可算得一个半劳力，可以帮母亲干成不少的事了。再说了，儿子读了几年的私塾，在山背后，已经是有大学问的人了。
三孃是要在这穷乡僻壤，培养出像之林先生那样的有情有义的文质彬彬的人来。
她让儿子背了四季豆到在拱街上去卖，去凑集书学费。
她用几件小旧的衣服，拆拼为儿子远行的衣装。
她一边哄着牙牙学语的女儿，一边给儿子讲着之林先生的事。
她站在村口，看着儿子还未长开的身体，走向一个叫甘棠的地方。
儿子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来拿吃粮。他照例到后面的岩山上，砍好供母亲使用一星期的柴火。照例哄哄自己的妹妹。她虽不是他同父的妹妹，他也极为稀罕，因为母亲稀罕的就是他稀罕的。
母亲为他准备的是包谷米和包谷面揉捏的干饼子。干饼子是用来应急的。
他要算同学中最寒酸的了。他穿着母亲缝制的“百衲衣”，吞咽着干苞谷饭，嚼着干饼子，却看不出半分自卑来。
他抢着回答问题，他用毛笔写着整整齐齐的答案。他在古庙的院子里读书，在水井边读书。
他在晨曦中跑步，有时在暮霭中的古树下，默坐思考。
他不断往返在山背后与甘棠的路上。路边的野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山中的杜鹃，年复一年地开放。
这个少年，承载着母亲的梦想，他要做一只戾天的鹰。
1956年，他完成了初中生的使命，他想按母亲的意志，到羊场坝读高中。
这只鹰却折了翅膀，从空中坠落下来。
他必须回家劳动了。因为他的母亲的后家，并不是贫农。他曾是地主的继子。最关键的，他是国民党官员的儿子。他根不正苗不红。
这是1956年的事。他，十五岁。
三孃的儿子只当了两年为自己劳动的农民。
他放下笔，扛起犁锄，走向土地。他学稼穑，学驾牛。他一板一眼学习农民的生存技能。
三孃要这个十五岁的儿子，做撑门立户的男人。看着他黑瘦的脸，枯柴般的身板，三孃表面上并不言语，她整夜整夜将泪流在肚子里。她要在儿女面前展现自己的坚强。
日子并不能这样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地过去。中国的农民常常在平静和惊悚中轮换度日。
崇山峻岭中的在拱人，也要和全国一道，大炼钢铁了。沙坝，阁大，上坝，几乎一夜间，高炉林立。
三孃近几日颇有些寝食不安了。每家要出一个壮劳力，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炼钢运动中去。三孃的小脚承担不了这个差事，最后横下心来，让十七岁的儿子做了“钢铁战士”。
他瘦小的身体淹没在滚滚的人流中，几乎被裹挟着走向上坝的高炉。他将矿石敲碎了背，他委实背不动大块的石头。有时干脆就和着一群妇孺，负责炼钢的炉柴。
飘扬的红旗，威武的号子，熊熊的炉火，人们兴奋的脸，一起等待一个结果。结果呢？只烧出了几个铁坨坨。
中国百姓是积极的，是不甘失败的，何况这涉及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队的荣誉。人们把家里含铁的物件如数找出来，铁锅，菜刀，门锁，甚至家具里的洋钉，都被扔进高炉。结果只是分散的铁变成了整块的铁，但绝不是钢。
三孃看着儿子磨破的肩膀，抚着儿子手上的粗茧子，心似乎被扎了若干的窟窿，但她没有哭，她不是落后的人，何况生活的况味早历练了她的坚韧。
人们并不苦痛于没了煮饭的家什，因为吃大锅饭的时代来了。
除了保留少量的自留地，绝大部分的土地归了集体，牛马农具等生产资料也归了集体，连各家的存粮也上交了集体。生产队建起了伙食团，就在大石板旁边的集体房里。人们一同出工，一道吃饭。
三孃得到些照顾，她和几个老妇负责给社员们煮饭。
大家开始都很兴奋。在队长牛角的号召下，集合了队伍，雄赳赳地迈向田野。他们按照队长安排的任务，分散在田野里，各理其事。
一日三餐是定量供应的。大人一顿四两，半大小孩二两，婴幼儿一两。
三孃尽量将饭菜做得可口一些。她分外地在酸菜豆汤里撒上木姜花。到田畔沟边挖些折耳根拌了萝卜丝给大家下饭。
大家伙或围了条桌，或三三两两蹲在大石板上，边吃饭边讲些荤荤素素的笑话。日子快乐自由而散漫。
这样的日子持续不到三个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队里的粮食就要告罄了。于是供应量减半。再往后，就只剩下薄粥煮野菜了。
煮饭的时候，三孃常常把女儿支到门口去玩，她看不下女儿口水吞吞的样子。女儿在大石板上玩沙沙，也不敢去母亲那儿，玩着玩着就睡着了。她口角流下的口水，打湿了碎花的小衣裳。
社员们无心也无力迈出矫健的步伐，连队长都快吹不动牛角了。大家懒洋洋地蹒跚到田间地头，然后躺在太阳坝里睡觉，因为躺着要耐饿一些。
有气无力的人们撑不下去了。
大锅饭寿终正寝了。
果腹成了所有人的要务。
人们找寻所有吃不死人的东西。荠菜、马兰头早被挖光。所有长野果的地方被搜寻个遍。土地被深掘三尺，鹅儿肠、老鹳根和鱼鳅串的根，被塞进人的肚子。连树皮都啃光后，一些人开始尝试吃观音土。
三孃几乎跪爬到丫口土，到红岭冈，到小槽子，去挖狼蕺（一种蕨）根。狼蕺的根入地很深，一个有气无力的人掘挖起来，难度堪比登天。三孃艰难地挖掘，将蕨根放在石碓里捣碎，在水里揉搓沉淀，最后获取少得可怜的一小点淀粉。
羞恶之心要在填饱肚子之后。没有谁家敢留客吃饭。人们加工吃食时，会尽量不弄出声响，怕这声音会招来饥饿的不速之客。三孃听见三嫂家舂碓的声音，她想去乞求些吃食，儿女已经两天粒米未进了。结果是她不仅未要到吃的，她摔折了腿。
三孃的儿子神情恍惚地走在马路上，他实在是找寻不到任何果腹之物了。公社拉粮的马车从他的身旁经过，更增加了他的饥饿感。在他冒着金星的眼里，隐约看到马车过后的马粪里，有星星点点的白色——那是比金子珍贵的白米，马车上漏下的白米。他用衣襟兜了这米和粪，到河边偷偷地淘洗，竟淘出一捧白米来。
一锅水和着一捧米，竟熬出了一家三口久违的米香味来。
这一年，死了不少的人：三孃的父亲死了，杨继贤死了。蒋家黄家和杨家，都死了不少的人。他们的死法大多一致：吃了观音土拉不出来，全身浮肿，胀腹而死。
红领岗成了乱坟堆，举目望去，层层叠叠。
三孃一家三口，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1960年，山背后的人们，渐渐恢复了生活的正轨。
人们还在生产队里集体劳作，只是要根据劳动的轻重和质量来核定工分。工分的多寡与年终钱粮分配挂钩。人们也能抽闲等空耕种自家的自留地。
人们的积极性开始被调动起来。
工分等于口粮与生存，三孃一家人都要为之奋斗。儿子当生产队会计是在母亲约法三章之后：对得起山背后的人，山背后家家对我们有恩；记账要清楚明白；实事求是，一碗水端平。儿子得到的待遇是，一天十二分工分。女儿八岁，也要参与播种撕包谷一类轻松一点的事务，一天记五个工分。
秋收后集体交了公余粮，每家根据工分多少，还分得些余粮，加上自留地的收成，可勉强饱腹。
三孃还是那个热心的三孃。仍是帮需要接亲嫁配的人家，做那些挑花绣朵和缝制铺笼帐盖的事。
三孃开始筹划儿子的婚姻大事了。儿已经二十岁。
这本来应该是夫妻共商的大事，三孃却只能自个儿去想。之林先生还是没有半点消息。他成了她遥远而缥缈的记忆。
三孃将寨子里的姑娘在脑壳里过了多遍。她要为儿子物色一个有文化的勤劳能干的媳妇。可能是受之林先生的影响，有文化是她最先考虑的。
她看上眼的是哥哥家的二女，大儿子一岁，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又和儿子一起念完初中，在在拱公社都算是文化很高的人了。
她差不多是自己给儿子做的媒。她几乎是三天两头涎着脸到哥哥家去，去迎接善意或不善意的目光，去听好听或不好听的话。她把侄女夸成一朵花，也绝不吝惜地赞了儿子的好。考虑到三孃的儿子也优秀，有文化有教养，个儿又已长得高高大大，三孃的哥哥便有些松口。一对年轻人也情投意合，找个媒人转个弯，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提亲，允口，订婚，送期辰，一切都在三孃的安排下，按规矩进行。
她亲自帮侄女缝制嫁衣，裁制铺笼帐盖。媳妇的妆奁陪嫁由婆婆跟着打理，这也算一个特例了。
三孃要接媳妇了。一个寨子都来道喜，都来帮忙。贴喜联的贴喜联，搬桌凳的搬桌凳，各理其事，井井有条。三孃颤着小脚，脸上堆着笑，游走于人群之中。她享受着成就与幸福。
1973年，三孃把女儿嫁给了鸡场街边的王天学。他到在拱来修移山水库，被安排住在三孃家。他是个能说会道的年轻人，思想很活络。
喊口号，读红宝书，三天两头开群众大会。斗地主，打右派，抓阶级斗争。一次祸乱十年的运动，也席卷了山背后这个深山中的小寨子。
三孃的出生、经历和遭遇，都无法跻身于革命群众的行列。
她用她的方式去应对惊涛骇浪。
能不出门她就尽量不出门，遇着人便顺眉顺眼陪着笑。
斗争会是必须参加的，她也不抬头看黄老地主婆鼻涕连天的惨状。
喊“灰尘扫帚”类的口号时也跟着喊，但却不想搞懂口号的意思。
她不到在拱的街上去，那里整日口号震天，一群“地富反坏右”被戴了尖尖帽，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
她不允许儿子去参与整人。她想把一家人囚禁在自己的认知里。
她的哥哥被打成“右派”，这右派的妹妹女儿女婿关在屋子里偷偷地堕泪。
她是国民党的官太太，地主的老婆，右派的妹妹，“狗崽子”的母亲，却躲过了生死浩劫。
没有人去检举揭发她，只因了她的善良柔弱和隐忍。
1974年，她支持儿子当了民校教师。在她看来，文化人就要做和文化有关的事。与之林先生相濡以沫的七年，着实改变了她的生活，影响她的一生。
包产到组然后包产到户，红领岗的包产地连同原有的自留地，三孃一家已然衣食无忧。
1981年，三孃的儿子转正为国家正式教师。
1982年，安徽的之林先生有了消息。只是年纪的因素两个老人已无法见面。
1983年，安徽的大儿子带着自己的儿子来贵州看母亲。
1983年，三孃的媳妇顶替了自己的父亲，进了供销社。
1984年，三孃的儿子由上坝小学调入在拱小学。
1985年，三孃一家从山背后迁到在拱街上，住进供销社的宿舍里。
1994年，之林先生在安徽去世。
截至2001年，三孃有孙子十个，曾孙十三个。
三孃60岁后，患了慢支炎肺心病，在儿子媳妇精心照料下，活到85岁。
三孃搬到在拱街上后，无什么事情要去操心，整天搬个竹躺椅，晒太阳。山背后，上坝，龙滩，安山，她曾相识的各处的老寨邻老姐妹，趁着赶在拱场，都约了去看看她，叙叙旧。她必要苦留这些曾经苦难的见证者参与者，到屋里去喝杯水，吃个晌午饭。要有不依她的，她必淌下些眼泪来相留。
在午后，在黄昏，在暖暖的煦阳里，三孃静静地躺在竹椅里，慢慢地回味咀嚼她经历的一切。
2001年的冬日里，三孃走完了八十五岁的一生。山背后、上坝和龙滩坝的人们，来送她一程。
大家在回忆和谈论她的过往，她的故事。
在停灵的数日里，并没有下雪。
在将她送往武家大坡安葬的路上，天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儿。
那天的雪，飘在冬日的晨风里，很大，很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