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的角度看,成员间适度顾及彼此的面子,是有助和谐的,但有时伤了彼此的颜面却能促成改变和反思。
葵花是儿童心中的佳物。金黄的花儿摇曳于日头底下,光灿夺目。生葵花润而甜,干葵花香而脆。就是脱了粒的果盘,做成滚滚车,也是乡童的好玩物。
父亲反对母亲栽种葵花,尽管葵花是冬日待客的干品,葵花杆也可做成夜行照明的亮稿,但葵花硕大的叶片会遮住庄稼的光照,高大的植株又争抢庄稼的水分和养料,人多地少的人家多不栽种,毕竟填饱肚子才是正道,而葵花确实无法用来充饥果腹。
黄小发贵是三十好几的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的自留地是遍种了葵花的。入秋,葵花果盘边缘的大花蔫了,果盘上的小花也开始脱落,露出黢黑的排布整齐的籽来。此时,对没有栽种葵花的家庭的孩子,就是致命的诱惑。
趁着打猪草的机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结果是情感战胜了理智,便偷偷割了几朵葵花藏在背箩地下。此举被黄小发贵逮个正着,人赃俱获。我被像一只小鸡似的扯拽到自家院子里,低头耷脑等着父母的发落。黄小发贵跌脚打板,骂骂咧咧,言语颇为难听。父亲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他一边用毒毒的眼神看我,一边嗫嚅着说了好多矮矮话,向人家赔了不是。这当老师的父亲,当会计的父亲,是大大的丢了面子。人家前脚一走,随即苦刑就上了我的身。没有分辨,没有挣扎,甚至没有掉泪,因为这确系自己的错。
当晚,母亲和父亲谈了许久,父亲竟接受了母亲的种葵花的意见。第二年起,父母在边头角地种了好多葵花。
让子女活得滋润,活得有尊严,是每个父母的责任。父亲大概是这样想的。这件事多多少少改变了一些父亲对子女的态度。
上坝小学门前是一条马路,平时多是些马车经过。偶有经过的拖拉机,便被顽童们视为“罕物”,至于汽车,那就是“神物”了。一日,有汽车的轰鸣声自山垭口那边传来,我们的内心躁动起来,又恰逢看了《地雷战》,大家便约了去堵汽车。大伙齐心协力搬了几块大石头拦在路中央,又在石头上糊上稀泥,再于稀泥上插上纸做的白旗。收拾完毕,一伙人藏匿于包谷林里,看“日本鬼子”的好戏。
汽车在石堆前停了下来,“日本鬼子”下了车,是一个一脸横肉和麻子的壮汉。他站在路中间,指天画地地骂,口沫飞溅地骂,连祖带宗地骂。
我们躲在地里,大气都不敢出,要和“日本人”干仗的勇气早飞到九霄云外。许是“纸老虎”小寸颤动的身体摇曳了包谷杆,弄出的声响终究暴露了“队伍”的存在,我们被从包谷林里捉出来。大伙估计只有我当校长的父亲才解得这个残局,便齐齐地将罪责归咎于我。
我被“日本鬼子”几乎提着扔到父亲的面前。在全校师生面前,父亲铁青着脸。他在“鬼子”的监督下,把我带到路障边。我和“鬼子”都站在路边,“鬼子”仍没有忘记他的骂。父亲的个子比较高大,此时却低着头,一言不发地去拔那旗,刨了那些泥,一块一块搬动那些石头。路障清理完毕,父亲又向那“鬼子”深深地鞠躬,说了几口袋道歉的话,那人方才悻悻地去了。
这件事似乎没有改变父亲什么,只是对我的管束越发严格起来。这事于我却有很大触动。在挨了一顿打后,我似乎幡然醒悟了。做儿女的,真不该让父母在人前失了面子。有能力的,还应该为父母争得些面子,因为“后三十年看子敬父”并非毫无道理。我该这样想,也该这样做,因为我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
在城里读初中时,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下午是两节政治课,这课十分无聊。老师并不讲解,只一味要求我们读,齐读,男女生分开读,小组读,点人来读。经不住有人的撺掇,几个人便逃了学去小海坝玩。我们先玩水,在小海坝里练习狗刨式。又在路边跳石磴子比赛。累了便在路边休息,闲扯些可有可无的话题。
恰逢这天父亲进城看我,他在车里肯定看到了路边的我的。我们回到我租住的地方时,父亲已然在屋里,做好的饭菜摆放在桌上。父亲问我下午上没上课,我信誓旦旦说上了的。父亲说看到小海坝路边的有个人很像我,我便赌神发咒的否定,并拉了同学来作证。父亲便不再深究,甚至向我道歉,自责自己老眼昏花。也许父亲是可以笃信其所见的,他只是想在我同学的面前保全了我的面子。
我得到的面子是父亲失去的面子换来的,因为给自己的孩子道歉,是要伤家长的尊严的。我自此没有逃过一次学,哪怕再无聊的课,因为坐得下来,至少是一种态度。
后来的努力学习,既为自己,也想让父亲脸上有光。我考取了大学,全省比较好的大学。我当了中学老师,比较优秀的老师。我当了校长,还算称职的校长。这些,能弥补我对他的伤害吗?
家庭成员间,是否也需要彼此顾及点面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