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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亲，我永远怀有敬畏之心。
他是1956年在甘棠读完初中返家的。因成分不好，他不能继续高中学业。
他当过生产队和窑厂会计，干得也好。但真正体现他价值的，对子女产生巨大影响的，造福一方乡土的，则是他教师的身份。
起初，他在人家家族私塾馆执教。苦于山背后龙滩上坝的乡童无法入学受教，加之路途又远，无暇顾家，父亲便辞了该务，赋闲归家。
先在生产队当会计，人尚矮小，需站于板凳上向社员公布账目，公布工分，但每笔账清清楚楚，颇受赞誉。后又到窑厂当会计，复得盛誉。
1972年，上坝大队要办民办小学，父亲成了校长的不二人选，因他是大队里少有的初中生。
辛苦的建校工作开始。大队在张野猫家后面划了一块土，父亲和社员一起苦干三个月，建成三间石房子，开设一至三年级。后又加盖一层，增加四、五年级。
二层浇板没有钢筋，只得用竹条代替。上坝竹林少，要到十多里外的小绿塘去砍。父亲动员全校师生参与。为鼓励学生，父亲作出悬赏，一斤竹子一分钱。那时，我七岁，读一年级，也参与了这项劳动。从天亮到天黑，两根竹子，得贰角一分钱。
早期教师三人，父亲，守成大娘舅和黄石俊。一人包一个年级一个班，负责语文算数体育音乐常识。再后一些，黄德全、李登科、谢正会加入其中，县城知青蒙光祥到的最晚。
学校条件简陋至极。左右两根木棒，搭上几块木板，就是课桌。凳子由学生自带。长的短的，方的圆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的干脆找块石头，屁股底下一垫，也能将就。学校不通电，电铃自然没有。半截轨道石墙上一挂，声音也深沉悠远。这声音越过田野越过山脊，四五里外也听得清。
父亲对老师们要求很严。他常挂在嘴上的名言是，“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敷衍学生的，不求上进的，偷奸耍滑的，质量低下的，父亲不唯批评，还要扣粮扣款。自然就吵了不少架，得罪一些人。各科成绩却也出奇地好，在全学区学校中，总能名列前茅。1979年小考，上坝小学21个学生全部考入初中，被学区领导赞为“土窑窑烧瓷器货”。
今天，应试教育很受诟病。上坝小学是颇讲究素质教育的。
父亲在讲授了氮磷钾的作用后，要求我们到各自生产队了解使用化肥的类别及庄稼生长情况。十来岁的孩子，竟然都上交了调研小文章。
四年级学了图形面积计算，接着学丈量土地。父亲要我们每人交三米一的绳索，大家也都按要求完成，于是棕绳麻绳草绳聚了一大堆。零点一米作绳子间的结头，几十根绳连在一起，就是百把米的长绳。父亲把我们带到田野里。先教我们决定一块田土的图形轮廓，再教我们怎么切怎么割怎么补。几个大个男生，则拉着绳，量长宽底腰高径，其余的，或站或蹲或坐，一起来计算面积。学校周围几十亩田土都是我们量出来的。
学校重视劳动教育，学生都把劳动当本分。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每天交五斤鲜草，为喂学校的一头老水牛，也为了积肥。大家乐此不疲，并无怨言。到了播种季节，全校师生齐上阵，松土的，打窝的，丢粪的，布种的，覆土的，各司其职。薅包谷，割谷子，由四五年级的承担。至于扯豆子，打包谷，低年级的也争着去凑热闹。
记忆最深的，是抗旱灌田。两百多学生，排成一条长龙，自龙滩边延伸至水田边。大家传递着盆盆罐罐，热闹而欢愉。
父亲是善于自学的。为上音乐，自学了简谱。为上语文，自学拼音。他是全公社懂拼音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绘画父亲学不来，常拿了瓶瓶罐罐摆在讲台上，让我们比着画。也不管什么线条和透视，形似即可。就今天看来，这种方式大概谓之静物写生吧。
父亲语文课讲得好。他会结合生活实际导入课文，会声情并茂范读课文，会让我们分角色诵读课文，会教我们分析人物形象。记得他范读《黄继光》，读到“同志们冲啊，为黄继光报仇”时，他那激昂而愤怒的声音似乎引领着我们，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冲向敌阵。
父亲教作文，时常有些奇招。他趁你不注意，从课桌底下掏出一把花来，要你练习写景状物。也会在讲台上端坐，要你观察他，学习肖像描写。偶尔，把你带到山丘田野，教你观察事物，写写游记散文。
父亲对老师对学生都很严肃。他定下的规矩，不可违反。谁逆了规矩，他马上放下脸来，那冷冷的目光只朝你一瞥，你便顿觉无地自容，身子似乎一下子矮了半截。此时的他，和那个讲课文时声情并茂绘声绘色的人，简直判若两人。曾有一日，天空飘雪，地上结了很厚的桐油凌。学生是不会放过这欢腾的机会的。父亲约法三章，可以打雪仗梭凌板，但不允许伤人，不允许破坏公物。黄德全老师可能想试试父亲大义灭亲的勇气，拿了办公室的板凳推着我滑凌板。结果，老师被批评，我这亲儿子当着全班的面，念了几分钟的检查。
父亲是不惜将苦吃在学校工作上的。
山背后的家离上坝小学四里路。寨子里的人靠日落日升估摸时间的早晚，小孩子不具备这种生活能力。父亲从寨子最西南端的家里出发，一路吹哨，一群大大小小的娃娃便跟了他去上学。后麻窝有一段滑石板路，长年有水浸漫，又长了青苔，极为湿滑。大孩子蹦蹦跳跳过去，小的则战战兢兢，迈不开腿去。父亲便一个个背了他们过去。复年复月，雷打不动。
学校事情，无论巨细，父亲都得操心。买书是极困难的事。开学前个把星期，父亲就要到县城去。先到新华书店办了手续，拿了书单，复到南门桥沟书库提书，然后背到县汽车队，搭班车到黄泥塘。他背着书，要经过长长的凹腰街，爬上陡峭的小水井的石梯路。黄泥塘到上坝小学，三十多里地，运气好可以搭拖拉机或是马车，否则就只能靠步行。步行本就缓慢，又负了重，父亲常常要耗费四五个钟头，方将教材运到学校。一出一返，就是三四天。遇办事不顺，久出未归，常惹了奶奶于天黑时分，站在院坝边，引颈张望。我们也都跟着紧张，因为彼时的治安，并不算好。
随着两个妹妹的出生，原来的三间茅草房变得十分逼仄。父亲在右面山墙配了一间土房当了他的书房。一盏油灯相伴，他改作业，备课，写教案，刻蜡纸，印卷子。偶尔也唱唱歌，吹吹笛子。这方“圣土”为他所独有，我们多不敢光顾。父亲不允许谁扰了他的工作。就是奶奶煮熟了饭菜，我们也不太敢去叫他，常常是兄妹几个推来推去。即便奶奶亲自去叫，他也时常粗声肿气。
这间十多平米的土屋却也成就了父亲。这里，他自学了简谱和拼音，完成了一个教师课下应尽的本分，精进了他的业务。最重要的是，他在小屋里“闭关修炼”近两个月，饭食都是我们送进去。他在准备“民转公”的考试，近乎到了焚膏继晷、悬梁刺股的境地。最后他终成所愿，以全县前几名的成绩，成了体制内的教师。这次命运的转折，直接让他成了在拱小学（公办学校）的校长。据说，考试时县城停电，他们是点了蜡烛来考试。父亲向监考教师提了个不情之请，要求咂杆烟。监考教师竟也允了他，砸着叶子烟考试。
父亲性子急，眼里容不得沙子，更不懂委曲求全的哲学。这样的性格于他是不利的。在上坝小学和在拱小学，他都曾因对教师的严管得罪了颇有背景的人，有人要免了他的校长。与其被免失了尊严，不如自己辞了干净。父亲选择了后者。后来，因学校质量下滑，上边又请其出山，又才稳住了阵脚。这点上，父亲是宁为碎玉，不做全瓦的。
在父亲眼里，大家比小家重要。奶奶六十岁患了慢支炎，后发展为肺心病。学校过多分散了他的精力，奶奶的吃喝拉撒多由母亲照顾。奶奶是在街坊武二哥的怀里去世的，母亲从在拱小学叫来父亲时，奶奶已溘然长逝。
父亲在我们的基因里，成功移植了教育的情怀和傲岸的个性。大哥高中毕业考了大方师范，后来做了一所初级中学的校长，因评职问题被人告了黑状，加之又不屑讨好上面一些人，便辞了校长，安心当他的老师。我是1986年考入了贵州师范大学，后由一所县城高中副校长调至另一所高中当了校长。带着一群人，将一所破败的学校引入了全省示范性高中的行列。因身边的人犯了事，做了“背锅侠”，被撤了职降了薪。我也不欲申辩，因为自己说了不算，我更相信群众的口碑和历史的评判。现在静下心来写写可有可无的文字，倒也安闲。弟弟在贵州警察学院也当了一名教师，乐于关爱寒门弟子，颇得学子爱戴。大妹警校毕业后在县公安局工作，本已公示为所长，因身体及个性原因，也不再任实职，边上点行班边治病。倒是小妹，商专毕业后，自谋职业，开个电话超市，不增加国家负担，也能养家糊口。
在在拱那个小地方，父亲是可以谓之乡贤的。他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文化，在蛮荒的疆域里开启耕读之风。子女小学毕业送入城就学，自他始；让琅琅书声飘荡于山间田畴，自他始。一个小地方，走出成百上千到山外看世界的人，他是有吹哨和擎旗之功的——这是他给予乡梓的财富。
执迷不悟的专注，燃烛成灰的奉献，大无畏的担当，宁折不辱的士子之风——这是他予以子女的精神圭臬。
面对这样的父亲，文章辞赋不便颂之，蚕意烛心不便喻之，鲜花掌声不便予之。我只能以礼神的态度来待他，那就是——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