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四十岁时,顶替外祖父,成了供销社的员工。此前,她当过赤脚医生,代过几天课,主要身份是家庭妇女。
她的小店在在拱街上,全称叫“鸡场供销社在拱分销店生资门市”。店铺是一幢百年老屋,土木结构,瓦顶。年久失修,风过无阻。据说解放前曾是地主家的房子,后来充了公。又据说,房子里曾吊死过一个女人。房子一楼一底,较为空旷。店铺长期售卖煤油盐巴,极为潮湿。住的人少,难免瘆得慌。1988年,我们一家人从山背后搬来和母亲住,加之父亲又精心侍弄了屋后的小院子,整个环境才略显鲜活。
小店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姓“公”,再复姓“公私”,最后姓“私”。
小店姓“公”的时候,是母亲最志得意满的时候。那时,很多国营商店开始偷卖私货,母亲没有。她总是规规矩矩,一个星期去鸡场供销社交一次货款,调一次货。她总是超额完成销售任务。她是供销系统的劳模,是三八红旗手,是两届妇女代表,两届县人大代表。
复姓“公私”,即交纳固定承包费后,可自主经营。相对自由灵活,也有些钱赚,员工积极性也高。
受私营经济冲击,供销社经营不下去,进入私营时代。员工买断门店产权,完全自主经营。员工不再交纳费用,供销社也不再顾及员工死活。
前一个时期,是母亲人生的高光时刻,我们为其骄傲。后两个阶段,母亲真正地以其辛劳和汗水,滋养着一大家人。那时除大哥已经工作,我们四姊妹都还在读书。我们从公社读到区里,从区上到县城,自县城到省城,花费的分分文文,都凝结着母亲的血汗和泪水。
在拱赶场天是周五,逢场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天不亮便要整理摆放货物。日头升起,四村八寨的人们聚拢来,一个场就鲜活起来。小店门前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母亲是个诚实善良的人,不进假货,不短斤少两,还可以赊账,小店自然就生意兴隆。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母亲不断穿梭于店内,答人询价,收钱找零,忙得不可开交。这天,当小学老师的父亲和大哥也要来帮忙。父亲负责煤油盐巴,大哥负责小五金,母亲负责日用百货。天黑人散,轧账完毕,夜已深沉。疲惫不堪的母亲,至于茶饭不思之境。所幸当时奶奶还健在,尚能帮衬些家务。
母亲最孤独的时候,就是不逢场的日子。百姓人家,哪有天天赶场闲逛的理?一天寥寥几桩买卖,不过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母亲却日复一日地坚守,坚守着一种职责和希望。三毛两毛的交易,肯定让母亲高兴。谈不拢的生意,定然会让母亲失落。母亲肯定在希望和失望中,度过了无数冷清的日子。
母亲最幸福的时光,要数每年正月的日子。这种幸福,首先来自于天伦之乐。她的五个儿女齐齐地聚在她的身边,向她问候,朝她汇报学业事业。她和爸爸奶奶一道,为儿女们安排些年节的美食,诸如腊肉香肠糍粑麻糖之类。这种幸福还源自于年节如火的生意。乡下最有钱的是挖煤匠,他们过着血盆里抓饭吃的日子,他们不太吝惜花钱,因为开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命运,会在什么时候的冒顶透水或瓦斯爆炸中,抛妻别子。他们给孩子买糖,给女人扯布买衣,要把日子过得不亏欠自己不亏欠亲人。普通人逢年过节的,也要买些烟酒糖食作礼信,走走亲戚拜拜年。正月间的生意都大桩且好。母亲的小店一月要顶半年成。
母亲最艰辛的事情是进货。从黄泥塘到在拱,二十公里,拉货的川路车要爬行两小时,马车要四小时。为了降低进价,母亲常常要到黔西大方乃至贵阳进货。为降低运输成本,需约上几家人拼货,分摊下来负担就轻一些。卸货有父亲帮着,上货时,小件的,母亲自己干。大件的,只好请搬运工。进货的过程时常险象环生。母亲在大方被人下过药,在黔西被酒疯子碰过磁,在鸭池河被路贼割过篷布。也曾被扒手掏过包,也曾因车抛锚露宿野外。
给母亲运货的车,由马车到拖拉机,再到农用车,再到汽车。道路也由坑洼不平的泥石路变成了沥青路。母亲小店的生意却日渐冷清起来。后来,母亲将小店交给小妹经营,小妹也无法让小店起死回生。
后来,父母相继离世。小妹也搬到镇上经营手机业务,在拱的家从此不复存在。
那座无人居住的老屋,在一座座小洋楼的包围中,越发苍凉衰败。这是养育了我们一家人的老屋啊,是母亲相守半辈子的乡间小店。
不说也罢,多少人的家园不也是这样看着看着,就消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