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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战争？那时候的赫本或许解释不清楚，但其中的暴力、攻击、杀戮等行为，她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甚至死亡就离她那么近，她对死亡的感受是那么清晰。
1940年至1945年，荷兰被纳粹占领，以往的和平安宁荡然无存，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活下去。原本平静的天空，时不时就会有飞机掠过，近在耳边的轰鸣声让人心惊胆战，人们无法分辨对方是敌是友，唯一确定的是一有动静就尽快带着家人转移到地下室，来不及去地下室，就躲在橱柜里。
荷兰在纳粹的统治下，实行物资配给，原本物资就紧缺，还要一切以德军优先，除了强行收汽油、轮胎、纺织品等，德军还把跟铁有关的物品都顺走了。人们缺衣少吃，每一顿饭，甚至每一口饭都要小心计算，茶叶不够喝，那就反复泡着喝，木炭不够用，那就挤在一起取暖，怎么节省怎么来。
渐渐地，节省也难以度日，于是有人偷偷跑到公园砍树，为的是弄些柴火取暖；有人则四处寻觅无主的房屋，翻出些能换钱的东西……在人们吃不饱、穿不暖，生命岌岌可危时，道德的底线也就被轻易攻破了。
不过比起纳粹，偷砍树木简直不值一提。纳粹极力宣扬反犹主义，将犹太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占领荷兰期间，纳粹处处针对犹太人，不允许犹太人担任老师、教授，在职的一律解职，上学的一律退学，纳粹还禁止犹太人去医院看病，禁止嫁给犹太人的非犹太女性生育。对犹太人来讲，最残忍的不是纳粹对他们行为的限制，而是纳粹对生命的蔑视。德军将大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他们或被枪杀，或被焚烧，或成为苦役，总之都难逃厄运。
在赫本的记忆中，任何纳粹暴行远比所能想象的更恐怖，人们就这样被抵在墙上，然后被射杀。面对这一切，12岁的赫本害怕极了，她担心自己也会被送到“德军官兵俱乐部”，或是被抓去打杂，没有人能保护她，她只能寄希望于运气，这才叫人心生绝望。
就在她被恐惧包围的时候，参军的哥哥亚历克斯突然没了音信。战争开始时，亚历克斯成为陆军的一员，后来就再也没有露过面，赫本和母亲都以为他已经阵亡了，实际上，他被俘后逃了出来，但一直东躲西藏，所幸还活着。
二哥伊安一直以来都是积极的反抗分子，当犹太教授被解职时，他还组织过学生罢课，此外，他还四处分发反德手册，帮助犹太人逃脱德军的迫害。尽管小心翼翼，但他还是被发现了，最终被逮捕送往德国军用品工厂当苦力，此后一直杳无音信，直到1945年才重新回到家人身边。
1944年的秋天，生活在噩梦之中的荷兰人似乎看到了希望，盟军制定了“市场花园”行动计划，英美两国将陆空联手，向狂妄已久的德军发起反击，而安恒就是计划中所指的“市场”。行动开始后，英国派出了一个师的兵力，美国派出了两个师，他们的目标锁定在荷兰的八座桥梁上，希望打通进攻德军的道路。
计划制订得很周全，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在安恒周围，驻扎着两支德军重武装党卫队，想靠近敌人又避免伤亡，就不得不在距离安恒十公里之外的地方空投士兵，但奈何飞机数量远少于需求，所以单单空投士兵就需要耗费三天时间。
所有士兵就位后，进攻开始了。可惜，英军与美军都不顺利，眼瞅着原计划泡汤，后退是不可能了，只能继续前进。与此同时，德军也没闲着，初冬来临时，荷兰已经被掠夺一空，这是赫本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冬天。战事在继续，胜利遥遥无期，每天都有平民与士兵献出生命，无数荷兰家庭处在家破人亡的状态。安恒之役，德军大获全胜，随后强迫安恒居民全体撤离，九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
赫本一家人也在撤离的队伍中，他们缺衣少食，挨饿成了家常便饭，要么一连几天没有食物，要么只能吃郁金香球茎充饥。他们住的房子，与其说是房屋，不如说就是废墟，没有暖炉取暖，没有灯光照明，饿了、冷了，只能强撑着，赫本回忆说：“我们住在虚空里——没有生机、没有新闻、没有书本、没有肥皂，但与每天感受到的恐怖相比，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从安恒被迫离家的人都成了难民，他们流离失所，无衣物保暖，无食物果腹，不少人因为饥寒交迫而丧命。赫本一家虽说居有定所，但情况也并不乐观，到了12月底，家里已经没有任何食物了，这就意味着一家人要在饥饿中度过圣诞节了。
赫本听说睡觉可以抵挡饥饿，于是就想上楼去睡觉，然而，她发现自己连楼梯都上不去。她使出浑身力气往上爬，努力半天却是徒劳。她太虚弱了，因为极度营养不良，她的双腿浮肿，黄疸也愈发严重，甚至有可能因此死于肺炎。
当时，赫本身高170厘米，体重却只有40千克，整个人已经到了瘦骨嶙峋的地步。她回忆说：“我们常常每人每天只吃一片用草做成的面包，配一颗马铃薯烧出来的汤水……如果撑下去，就可以存活——如果活下来，就不会死……我们失去了一切，房子、财产、金钱，但一点也不在乎。如果我们挣扎着活下来，那么这就是唯一的意义。”
过了一段时间，荷兰地下军敲开了赫本的家门，为他们捎来了一些罐头，一开始他们还不知道原因，后来才知道凡是有人质遭枪决的家庭，都会得到几箱食物。罐头吃完后，挨饿又成了日常，赫本怎么也想不到，原来用草还能做成面包，薄薄的一片就是一整天的饭。
1945年5月4日，在赫本16岁生日当天，她爱上了香烟和巧克力的味道。
在窗前，她看见了第一批英国士兵，盟军的到来让赫本获得了暂时的喜悦，她跑出去欢迎的时候，被士兵身上浓重的汽油味和英国香烟的味道所吸引，她觉得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她壮起胆子，跟英国士兵要了一根香烟，不会抽烟的赫本被呛了半天。她又要来些巧克力，直接狼吞虎咽起来，饿了许久的胃哪承受得住这一顿，她一下子就大病一场。
希望出现在6月，荷兰陆续接到了国际救援物资，尤其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也就是后来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他们带来了紧缺的食物和基本医疗用品，还带来了毛毯、奶粉和咖啡。救援中心就设立在学校中，发放救援物资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赫本不辞辛苦，也跟着一家人一起忙碌着。她说：“这是基于‘己饥己溺’这个美好的古老观念，这是我所受的基本教养，其他人比你重要，所以（如她的母亲所言）‘不要抱怨，只要接受’。”
对赫本来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是她的再生父母，她与其他孩子能够扛过寒冬，等来战争的胜利，无疑多亏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救助。这份情谊，赫本记了一辈子，所以在她暮年之时，她仍旧积极投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救济工作。
夏末，赫本在女王的召唤下，来到阿姆斯特丹的一间诊所担任义工，负责照料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当时，每50名荷兰公民中，就有一人因战争而丧命，活下来的人当中，还有许多伤病员。
正是在这里，赫本认识了泰伦斯·杨，在成为导演之前，他在二战期间是一支英国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在拍摄影片时，他惊奇地发现原来赫本在二战期间就住在阿纳姆。当时，他指挥的部队肩负着炮轰德军工事的任务，当时阿纳姆城和周围很多村庄都被炮弹打成了一片废墟，其中包括赫本当时的邻居家。后来回到安恒后，他还拍了一部名为《安恒居民》的电影，这也是他的处女作。当赫本迈入演艺圈后，她还在他的《盲女惊魂记》和《朱门血痕》中担任过主演。
赫本和杨之间这种特殊的关联，让他们的友谊延续了一生，杨还总是开玩笑地说：“如果当时我下令再向左瞄准一点，我现在就失去最好的工作搭档了。”其实，赫本无比支持这次炮击任务，因为没有炮击就没有自由，自从他们的住所被炮击过后，德国人就从这里逃走了。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荷兰是被德军占领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是最先被德军侵略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晚被盟军解放的国家之一。在阿纳姆附近，盟军打赢了解放荷兰的最后一战，这次战役后来被拍成了电影《遥远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