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大海以及阿拉伯的中间商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其实自汉朝开始就有两条。一条是我们熟知的由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地区，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另一条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茶叶之路”或者“瓷器之路”。

它在公元1913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法国人，生卒年1865—1918年）首次提及，但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其早在秦汉时期便已经形成，因为当时的番禺地区（今广州）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和徐闻（今湛江徐闻）两地，其航线为：从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广东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古老的诸侯国——南越国（建立于秦末汉初时期）的国王墓里，曾经出土了一捆非洲大象牙和一批中亚器物，根据它们的数量和体积来看，当时的南越国已能制造载重在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往，这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条海路直到唐宋元时期，开始极大地发展，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

公元6—7世纪时，正是中国从南北朝进入隋唐盛世的时代。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海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诸藩的割据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时侵扰，西域战火不断，导致陆上丝绸之路几乎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

当然，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要做生意都离不开中间商，那么，这些行走于贸易路上的商贾都是哪里人？他们怎么做生意？又经营些什么样的商品呢？我们到一千多年前去看一看吧。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是唐代诗人张籍对古代丝路场景的描写：边塞之外、大漠之中，只见滚滚的黄沙裹着骆驼的脚步，伴随阵阵驼铃，迎来各个国家的商人。安西，就是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今新疆库车）。各国的商人也就是“藩商”，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地区、古代波斯国。

汉代打通陆地丝绸之路后，中国与欧亚诸文明古国开始了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中、西亚地区的民众由于正处在商品必经的干道上，他们的商业嗅觉开始萌动，商业意识也越来越浓厚，就此开始了跨地域、跨国家、跨种族与民族的商贸经济活动。他们从印度拉来宝石、珍珠、金线、香料等货品，从中国带走丝绸、瓷器、茶叶等物资，又从波斯运回糖和布匹……这些商品通过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撒马尔罕（也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为古代帖木儿帝国的首都）等丝路重镇集散、转运，远销至欧亚各地。他们不畏生死，敢想敢干，通过丝路贸易累积起了巨大的财富。

阿拉伯半岛的汉志地区（位于今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沿海地带，是伊斯兰教和早期伊斯兰文化的发祥地），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商业要道之一，这个地区的麦地那、麦加等城市，几乎人人都从事商业活动，他们非常擅长经商。

另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前，本身就是一个大商人，他说过“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诚实的商人在报应的日子将坐在主的影子之下”，他鼓励人们走出去大胆开拓财路，要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甘愿吃苦。身为穆斯林、来自阿拉伯的商人们，对商业经营有巨大的热情，这是许多其他地区的人们难以相比的。

由于地理、气候与文化的原因，古代东西方商品之间有极强的互补性，于是中间商们的生意蒸蒸日上。同时，因为古代商业信息的不透明和不流畅，导致这些商品交易带来超高的利润，这使得在漫长的丝绸之路发展史中，商人们无论如何也要排除万难，把一切可以交易的商品卖出去。海路没开，那就穿越沙漠；陆路断了，那就开上大船来运货。

陆上丝绸之路的全长是6440公里。那么从中国西安出发，用骆驼作运输工具，因为它走得慢，每天只能走25～30公里来计算，需要七到八个月，如果加上途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天气差、有盗匪、需绕路等情况），那恐怕得花上一年多。从海路出发的情况，以广州为例，古人是利用季风实施顺风的航海活动的：他们一般在下半年的东北季风期间出发，然后在夏季（西南季风期间）归航，行船会经过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这是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海湾诸国的航路，《新唐书·地理志》称其为“广州通海夷道”。

很显然，无论走哪一条路，耗费的时间都很长。所以从远方来的中间商，往返一趟要尽可能多地带上畅销品，而货物一多，商人到贸易地也就不能马上完成交易，他们总要在这些寄托了自己财富梦想的城市里，停留上一段时间，处理各种商业往来，其中有些人，最后就定居下来，留在了中国。他们的后代，被称作“土生蕃客”，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散居、全国分布最广的民族——回族的一部分。

唐宋时期，来中国做生意最后居留的外商太多了，以至于这些主要来自大食（阿拉伯帝国）和波斯的侨民在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里，往往买田造房，与汉人通婚，改从汉姓，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其中佼佼者甚至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从而步入官场。这些外国人在各港的聚居场所被称为蕃坊，他们中德高望重、有才干且有宗教学识的长老经推举成为社区领袖“蕃长”，并经中国皇帝审批后颁旨认可。

宋代时，指南针的制成恰逢其时，它被广泛应用于航海，使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但与此同时，经济富裕的南宋居然发生了“钱荒”：那是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浙江台州城的市民一觉醒来，忽然发现，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了。史书说当时的情况“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这是为什么？难道堂堂的大宋朝廷会“没钱”？当然不是，从北宋中期开始，宋朝政府每年铸造铜币的数额都在100万贯以上，最高时达到450万贯，这是唐朝货币发行量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宋王朝货币的各渠道存量，到南宋中期已经直逼3亿贯了，怎么可能没有铜钱呢？

这有好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民间销毁铜币，私铸恶钱（含铜量不合标准的钱币）；二是民众销毁铜币铸造铜像、铜器等日用品；第三就是铜币的外流。由于宋朝当时的大国地位，使得宋钱成了等同于今日美元地位的国际货币，许多国家都对宋钱趋之若鹜，因为它不仅制作精良，币值也十分稳定。其中就有日本商人因为看中宋朝的铜钱，每年派出四五十艘商船来中国，以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有时“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最后导致南宋市面上流通的宋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宋朝政府于南宋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骤然增多，范围也愈加扩大了。记述宋代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宋朱彧著）有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当年海路来往的商船中的货物，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了船舱的所有空间，人到晚上就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

南宋理宗时的赵汝适（南宋地理学家，宋太宗八世孙）写过一本《诸蕃志》，那时他是福建路市舶司提举，对中国与海外各国的通商情况比较了解。根据他的陈述，当时到中国来购买瓷器的外商，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按南海地名考察，他在书中所列的国名、地名，包括今天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以及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而实际上，宋朝瓷器的输出还远不止以上这些地区，如销售宋朝瓷器很多的日本、朝鲜、埃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阿富汗、伊朗等国都没有提到。

宋瓷出口量这么巨大，却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变成奢侈品，成为外国人的珍藏和他们身份的象征。这样的热情与商品需求量，大大促进了在中国的藩商们的事业发展。这些原本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外国人，他们掌握了中国人的思想和处世理念，在中国的世俗社会和官场中都游刃有余，从而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壮大了家族，成为一方巨贾。

蒲寿庚，中国宋元之际的大商人，祖籍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原居广州，后移居泉州，家族几代都以经营海上贸易为业。一开始，蒲家拥有大量海船，但并无官方背景，是福建沿海地区的商人首领。直到南宋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蒲寿庚与兄一同帮助官府击退海寇，因功授闽广招抚使，兼领泉州提举市舶司，就此走上了官商之路，成为泉州势力最大、资本最雄厚的商人。他在南宋末年垄断了泉州的海上贸易长达三十年之久（《宋史·瀛国公本纪》景炎元年十二月条：“蒲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赚得盆满钵满。公元1277年蒲寿庚归顺元朝，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用，继续独揽海上贸易的大权。

瓷器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人人都用得起的生活用品，但是在唐宋两朝，那是让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之倾倒的珍贵艺术品。当商人们沿着不同的商路，把中国瓷器运回阿拉伯帝国的宫廷时，精美的瓷器摆设就成了哈里发（阿拉伯帝国统治者）们的心头好。阿拉伯的民间富豪也参与到这一热潮中，他们比阔斗富，看谁家的中国瓷器更好更多。这就无怪乎在阿拉伯名著《地理志》里所列出的世界三大名产，除了阿拉伯的灯具，竟然就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阿拉伯人实在是爱瓷爱得深切！ 2XGcPgKq4SQ4d1sLrKXXz+AmHz88Zd87ZXlQ+nfA29ucq5eOrMKUR6kwvSa63M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