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蒙时读的书

我小时候生活在长江水泛区的一个偏僻农村大屋湾，因被径河与东流港两条河流所包围，也被称为夹洲子，可谓十年九涝。父亲李敦芳在我七岁时，扛着桌子、提着板凳送我去学堂读书。那时候，读书的地方叫学堂，或者叫私塾学堂，不像现在叫学校，而称呼老师为先生，或者教书先生。我们村的学堂开设在一栋闲置的民宅里，只有一位先生和十几个学生。学生是要自带桌椅的。学堂的课桌五花八门，有长条形的，有四方形的，还有圆形的，而且还高矮不一。一眼望去，仿佛走进了一个废旧桌椅收购站。

孩子长到了六七岁，健康活泼，不仅增加了父母的一份喜悦，更增加了一份责任：“我们的孩子也要上学了啊！”在我“发蒙”的那个年代，还没有“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只是觉得别人的孩子能读书，我们也要送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读书的目的也简单明了：让孩子长大了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书写自己的名字，还会算简单的账目。至于别的想法，估计家长们也想不了那么多、那么远。就算有人想到了什么，一般人也办不到。在旧社会，农村的孩子只要平安长大，身强力壮，会种田，有饭吃就满足了。所以我所在的村，在解放前，就算有人读了书，也就是读了两三年书的水平。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进过学堂。

其实，那时候的私塾教育也是分阶段的。一是启蒙教育，所谓发蒙，即识字教育，一到两年；二是读书教育，三到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五到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八到十年。

我所在的村叫李氏大屋湾，村民的祖先大多是明初洪武年间“江西填湖广”时移民到此的，我还没听祖上传说有人中过秀才的。我们村处于比较封闭的偏远地区，父母想让孩子多读点书也没办法，私塾先生只会教学生认字、写字、打算盘，别的他也不会。到城里去读书，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吃饭怎么解决？住哪里？这些基本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大部分孩子选择在家门口读几年书，再随父母下地干活，那是唯一的出路。

在私塾读书，私塾先生是主体，学生读什么书，上什么课，一切由私塾先生说了算，就是学生家长也得服从。私塾先生上面也没有什么管理机构，一切全凭先生的主观意愿。

1920年1月20日，当时的中央政府北京北洋政府颁布新法令废除文言文，推广使用白话文。在此之前，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也颁布了法令，废止文言文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我发蒙识字时读的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天地日月，父母男女”等。这些字就是在那时背熟的，或者像唱歌一样唱会的，所以快八十年了至今不忘。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的初小国文教科书。我就是读这本书起步的。我在旧社会上学，就只学一门国文，叫单科独进，课程进度，视学生接受能力而定，学生接受能力强的，一学期学一册书，甚至一学期学两册书；学生接受能力弱的，两学期学一册书也是可能的，真是因人施教。 XrgeptOqv+VDjluxluoBuCihCFPKbidiBkAdTPY0oYDojKqz4sl4Pi9RDUQGpK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