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干生

新中国成立后，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凡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学习或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都称为调干生。这是国家为培养工农兵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而采取的战略举措。由于他们的基础参差不齐，在进中专或高等学校正式学习以前，有的还要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或短期补习，以达到中专或高校所要求的同等学力水平，只是在录取时有个优先照顾而已。

1955年，我所在的中专班共有42人，有6名调干生，这其中，有的是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转业退伍军人，有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文职人员。后来我在读的湖北省中医学院，每个班都有三到五名不等的调干生。这些调干生参加革命工作早，相对普通学生来说，年龄是偏大了一点。他们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都能较好地完成学习任务，他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体现出对文化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他们的学习精神影响着同班或低年级的同学，成为晚辈学习的榜样。

其中，调干生同学王璧新，他参加工作比我早，年龄比我长，在政治生活、人际交往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我延长去部队报到的两个月当中，他竟然把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寄给我当生活费。他成了我终身的好朋友。

还有我前面提到的、我中专毕业后将要被保送去上大学的消息，就是同学已三年的调干生刘士喜透露给我的，他当时虽然是学生，但他是汉口医士学校党支部的委员（当时学校只有党支部）。在1958年进入武昌医学专科学校后，刘士喜还给全校要求进步的师生员工及入党积极分子上过党课，他还是有较深资历的，学校也很重视他。

1960年，我在湖北中医学院学习期间入党时的介绍人也是两位调干生，一位叫陈福重，河北冀州人，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后复员到地方的；另一位叫宛树修，女，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文职人员。1964年，陈福重在湖北省中医学院毕业时被分配到紧靠缅甸的云南省勐海县黎明农场职工医院工作，毫无怨言。

1959年至1961年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之我国农业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新中国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苏联片面决定撤走专家，撕毁经济建设合同，更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连毛泽东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我们要带头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那时我们正在大学读书，粮食实行定量供给，男生每月供33斤，女生每月供29斤。如果像现在这样，鸡鸭鱼肉蛋充足，蔬菜瓜果多，吃饱饭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是那时还限制农民的自留地、限制农民生产鸡鸭鱼肉蛋及果蔬，使得这些基本物资的供应严重不足。

在大学，尽管粮食有点紧张，但我们仍然是一日三餐，早上吃稀饭，中餐与晚餐吃干饭。按照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有计划地进餐，也不存在什么吃不饱的问题。那时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说伙食差，可能也真是差一点，如果有蔬菜补充，那是根本没有问题的。那个时候的人都馋得慌，偶尔遇到机会，逮着一顿美餐，吃得很饱很饱，可看到什么吃的东西，还是想吃。我的好同学王璧新说得再好不过了：“肚子是吃饱了，眼睛还是饿的。”

为了在粮食定额内让大家吃好、吃饱，各单位都想了不少办法。当时武汉的某医学院卫生系，搞了个“双蒸饭”，就是把已经煮熟的米饭再蒸一遍再吃，这种饭表面看“堆头”（体积）是大了，好像更容易填饱肚子，殊不知这种饭并不受同学们的欢迎，口感不好，食之无味，特别不经饿，至于对营养成分是否有破坏就更不好说了，这是有些所谓的专家跟风的结果。那时有的食堂为了满足食客填饱肚子的需求，把稀饭煮得很稀，但其实太稀的稀饭食客也是不欢迎的。1960年左右，北京《中国青年》杂志就发表过一篇讽刺稀饭太稀的打油诗，我至今都没有忘：

走进食堂门，

稀饭一大盆，

盆里看见底，

底里照见人。

受此启发，我也在我们学校售饭处贴了一张说稀饭稀的大字报：

稀饭稀又稀，

二两一滴滴（一点点之意），

厕所去两次，

肚子里唱京戏。

曾经的苦日子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还是要提倡“光盘”行动，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V3+ICtIwXKLnvd1tBzaWQ7L5Jvr2auFmFk/ZjLqQzzeT5ewCowb+08v48GYlZ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