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徵的先祖是谁,在史书中并没有直接资料可供查找,《魏书》和《北齐书》《周书》都没有记录魏徵祖先的事迹,不过在唐代李延寿所著的《北史》中有魏徵父亲魏长贤的传,在传中称魏长贤是北魏史学家魏收的族叔。如果这个记载没有问题,那么魏收和魏徵就是同一个祖先了。根据魏收的自序,他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高良侯魏无知,所以魏无知应该就是魏徵的先祖。
魏无知,秦末汉初时人,据记载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魏国信陵君魏无忌的孙子。在楚汉之争中,魏无知投靠了汉王刘邦。魏无知最大的贡献就是向刘邦推荐了陈平。当时陈平逃离项羽,到修武投降汉军,通过魏无知的关系见到了刘邦,随后得到刘邦重用。
后来周勃、灌婴等人向刘邦举报陈平私通兄嫂、收受贿赂,刘邦于是责备魏无知举荐不当,魏无知回应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所问的是品行。现在如果有人有尾生、孝己
那样的品行,但对战争的胜利没有好处,那陛下要这些人又有什么用呢?楚汉对峙,我推荐善出奇谋的人,只关心他的计谋是否确实能够对国家有利。至于私通嫂嫂、接受钱财,那都是私德问题,这又和平定乱世有什么关系呢?”由此魏无知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乱世用人,应当唯才是举,至于道德品质,可以放在其次。于是刘邦并没有处罚陈平,依然对其重用有加,后来陈平立下了赫赫功勋。
楚汉之争结束后,作为胜利者的刘邦取得了天下,陈平也因功被封为户牖侯。陈平辞谢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刘邦说:“我采用了先生的计谋,克敌制胜,这不是功劳是什么呢?”陈平说:“没有魏无知,我怎么能入仕呢?”于是刘邦又赏赐了魏无知,封魏无知为高良侯。
魏无知之后,魏家虽然没有出过“三公”这样的高官,但是太守、刺史这样的中级官员还是有不少的,所以一直长盛不衰,到了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占主导的时代。门阀士族,指以宗族为纽带所形成的封建贵族特权集团,形成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从东晋末至南朝逐渐衰落。士族享有特权,把持政权,世代为官,严格等级,标榜门第,构成了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门阀政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特征。士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在文化上也占据着统治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家学内容丰富多彩,经史子集、科技艺术无所不包,学术盛则门第昌,门第昌则家学传,家学传则学术存。这种家学具体到每个家族则各具特色,如谢氏的文学、贺氏的经学、裴氏的史学、祖氏的天文历算等等。魏徵所属的魏家最大的家学特色就是对儒学的传承,以忠孝节义的儒家处世之道作为立身之本,这在魏家历代先祖的身上都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魏徵的曾祖父是魏钊。魏钊雅性俊辩,博涉群书,文武双全,是当世奇才,在当时非常有名。拓跋焘南征刘宋政权的时候,听说了魏钊的名气,将他纳入自己麾下。
后拓跋焘进军至淮南,始终无法攻克义阳等城池,大军进军受阻,于是魏钊建议:“陛下率百万之军,风行电扫,攻城略地,所向无前,虽有智者,莫能为计。但是我军到淮南已经很长时间,义阳等城池却始终在坚守,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也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肯定能守住城池,而是另有原因。陛下的军队虽然作战英勇,但是杀掠甚多,淮南百姓震恐,都害怕即使投降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依然难以保全,所以这才迟迟不肯投降。希望陛下整顿军纪,臣愿意入城,向城内守军宣布陛下仁德宽厚之心,向他们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肯定愿意投降。届时陛下再赦免他们的罪过,对他们量才任用,封官拜爵,他们必将感激不尽。其他城池听说陛下的厚恩后,肯定也会望风而降。”
听到魏钊的建议后,拓跋焘非常赞同,依魏钊所言行事。于是当天夜里,魏钊单骑入义阳城,向城内军民晓以祸福,劝说他们投降。守城军民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守军就打开城门,投降了拓跋焘。此后果然如魏钊所言,附近的城池全都望风而降。拓跋焘高兴地说:“你的一句话,胜过十万雄兵。扬我信义,播于四表,都是你一人之力。”随后任命魏钊为义阳太守、陵江将军。魏钊不仅富有谋略,打起仗来也是屡战屡胜,全军上下无不钦佩。拓跋焘赞赏道:“我提拔重用了很多汉人,但是说起文武胆略,没有人能比得过魏钊。”
不过魏钊的命数着实不好,就在拓跋焘对他格外看重并准备进一步重用的时候,魏钊却不幸得了风疾,虽然有御医竭力救治,但是仍然死在征途之中,终年六十四岁。
魏徵的祖父名叫魏彦,也是一时英杰。魏彦,字惠卿,史书记载其“博学善属文”,文采盖世,不过魏彦对于入仕并没有什么兴趣,北魏赵郡王拓跋干、广陵王拓跋羽都曾经邀请魏彦到其幕府内任职,但是都被魏彦谢绝了。公元497年,氐人统帅杨灵珍率部反叛,北魏孝文帝命令河南尹李崇率军前往镇压,李崇邀请魏彦参谋军事。后来中山王元英南征淮南,也邀请魏彦参谋军事,不过魏彦终究志不在此。当时市上的《晋书》种类繁杂,谬误甚多,所以从前线回来之后,魏彦请求朝廷允许自己编纂一部《晋书》,以传之后世。但是彭城王元勰又邀请魏彦担任自己的秘书,魏彦不得已只得再次入仕,他著书立说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彭城王元勰被杀后,魏彦引退回乡,后来曾被任命为光州刺史,在六十八岁时去世。
魏徵的父亲名叫魏长贤。魏长贤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当时的北魏首都洛阳读书。公元 533 年,北魏将领高欢消灭军阀尔朱氏残余势力,以大丞相、渤海王的身份控制北魏朝政,与北魏皇帝孝武帝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534 年,孝武帝逃往长安,投奔关中军阀宇文泰,535 年宇文泰杀孝武帝,元宝炬在宇文泰的支持下登基为帝,建立新政权,史称“西魏”。534 年,高欢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并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在这一过程中,魏长贤也随同孝静帝由洛阳迁居邺城。
和父亲魏彦一样,魏长贤也是文采盖世,史书记载他“博涉经史,词藻清华”,因此被推举为“秀才”
,得以进入淮南王元悦的幕府,担任军事参谋。550年,高欢之子高洋逼迫高欢禅位,自己登基称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北齐建立后,魏长贤到北齐平阳王高淹幕府任职,担任法曹参军,从事律法方面的辅助工作,后来又转任著作佐郎。
著作佐郎,是著作郎的副手,负责编修国史和皇帝的起居注。著作局的职位是典型的“清要之官”,事情少,名望高,所以世家大族子弟对此心生向往,能够担任著作郎或者著作佐郎的,一般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文学之士,这也可以证明魏长贤的名望和才能在当时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在此之后,魏长贤决定继承父亲的遗志,重新编写《晋书》。
魏家的这一家风后来在魏徵的身上也得到了继承,魏徵曾参与过很多史书的编纂工作。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命魏徵参与编纂《周书》《梁书》《陈书》《齐书》与《隋书》。《隋书》的序论与《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均为魏徵亲笔撰写,因为这几部史书质量上乘,所以被当时的人赞誉为“良史”。
之后,北齐的朝局逐渐走向败坏。北齐的建立者高洋在559年因饮酒过度而暴毙,年仅三十四岁。高洋去世后,其子高殷继位,高殷继位不到一年,高洋的弟弟高演就发动政变,篡夺了侄子高殷的皇位,而高演在皇位上只坐了一年就于561年去世。高演去世之后,他的弟弟高湛继位。高湛也不是明君,在位期间他宠信奸小,荒淫无道,肆意诛杀宗室以及大臣,导致朝政日益混乱。当时的北齐,不仅皇帝荒淫无道,官员也是贪污腐败成风,社会风气败坏,国势日益衰弱。
魏长贤担任“清要之官”,基本不参与政务,再加上家世显赫,本人也是名满天下,按理说朝中局势再怎么变化,也基本不会影响到他。所以魏长贤完全可以继续在著作佐郎的位置上安稳地编写他的《晋书》。但是魏长贤不这样认为,他觉得食君之禄,就要为君分忧,自己对于朝政中的丑恶现象不能充耳不闻,于是他给皇帝高湛上了一封奏疏,批评当时一些错误的政策,同时对朝中权贵的种种违法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
魏长贤这封奏疏引起了当权者们极大的不满,朝中佞臣对魏长贤群起而攻之,结果高湛下令将魏长贤贬官为上党屯留县令。
不得不说,高湛对于魏长贤已经十分宽容。要知道高湛可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皇帝,对于自己的侄子都毫不手软,朝中也曾经有很多大臣因触怒他而被杀,但是高湛不仅没有杀魏长贤,甚至都没有将其彻底免职,仅仅是贬官,这是比较反常的事情。高湛之所以没有严厉处罚魏长贤,有可能是因为魏长贤久负盛名,而高湛继位时间并不长,所以为了收买人心、顾忌舆论,才没有开杀戒,只是将魏长贤贬官了事。
这一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魏长贤的亲朋好友都责备魏长贤不应该多管闲事。指责他身为著作佐郎,修好《晋书》就是了,朝中的事情岂是他能左右的。但是魏长贤是一个犟脾气,面对周围人的埋怨和责难,他不但不肯认错,反而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为此,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答复亲友:
“仆虽固陋,亦尝奉教于君子矣。以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虽事有万殊,而理终一致,榷其大要,归乎忠孝而已矣。……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顷王室板荡,彝伦攸斁,大臣持禄而莫谏,小臣畏罪而不言,虚痛朝危,空哀主辱。”
魏长贤向他们表明,自己饱读圣贤之书,久慕君子之道,君子行事方法有很多,但是“忠孝”二字当放在首位。当今朝政紊乱,大臣尸位素餐,没有人愿意进言,小官则担心获罪,没有人敢说话,他们都只会徒然感叹朝廷的危难,却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这怎么能行呢?
“况仆之先人,世传儒业,训仆以为子之道,历仆以事君之节。今仆之委质,有年世矣,安可自同于匹庶,取笑于儿女子哉!……吾子又谓仆干进务入,不畏友朋;居下讪上,欲益反损。仆诚不敏,以贻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
魏长贤再次告诉他们,祖先世代以讲述儒学为业,教导我们为子之道、事君之节,为的就是今日之事,如果和朝中那些匹夫竖子一样对现实无动于衷,是会被后世之人所耻笑的。无声无息地苟且容忍下去,那不是他平生的志向。
在信的结尾,魏长贤说:“言与不言在我,用与不用在时。若国道方屯,时不我与,以忠获罪,以信见疑,贝锦成章,青蝇变色,良田败于邪径,黄金铄于众口,穷达运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则仆之所怀,未可一二为俗人道也。投笔而已,夫复何言!”
这封信发出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由衷敬佩魏长贤的气魄和品德,纷纷为他的遭遇抱不平,但是魏长贤对此却泰然自若,毫不在意。魏长贤身上这种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对他的儿子魏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徵的心性简直和父亲毫无二致。从此后在魏徵一生的为人处世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父亲对他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
其实魏家才华横溢或是操守正直的名人贤士,远远不止魏徵的父祖。例如魏徵的族兄魏澹,史书记载其“专精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词采赡逸”,北齐时担任中书舍人,参与修国史,隋朝时任著作郎。此外还有魏徵的族叔魏兰根,“仪貌奇伟,博学高才,机警有识悟”。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任启蒙教师。家庭的熏陶、先人的遗训,对于一个人品格的形成、志向的奠定、情操的陶冶,都会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通过对魏徵家世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魏家世代官宦,长盛不衰,是当时典型的门阀士族、豪贵之家。魏徵祖上几辈人都博通经史、学兼文武、直言敢谏、不避艰险,一身凛然正气,这种浓厚的儒家家风肯定会对魏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魏徵的心理素质、文史修养、政治节操、从政特色等等,无不受到家风的影响。
魏家这种儒学传家、仁德载物的家风带给魏徵最大的影响是两点:
第一,忠。从此后魏徵的人生经历来看,魏徵一直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他最早为李密效力,后来李密兵败,魏徵依然不离不弃;投降唐朝后,魏徵进入李建成幕府,为李建成的储位之争尽心谋划,甚至做好了身死殉主的准备;在成为李世民的臣子之后,魏徵更是犯颜直谏、刚正不阿,为大唐盛世鞠躬尽瘁。虽然魏徵屡次改换门庭,但是这都是因为局势所迫,身不由己,而不是因为他投机钻营。魏徵对于每一个效劳的主公都从未生反叛之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忠诚之心。
第二,仁。仁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儒家学者一直主张行仁政以安天下,魏徵正是这一思想的坚定继承者、执行者。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李世民偃武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仁政”思想。此外魏徵主张明德慎罚,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治理国家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义之道。魏徵的仁政思想,是天下苍生之福。
公元580年的一天,魏徵出生了。
魏徵的出生,对于魏长贤来讲,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因为这确是老来得子。关于魏长贤的出生时间,历史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根据534年魏长贤就随孝静帝北迁邺城这一点推断,此时的魏长贤应已及冠(二十岁),所以魏长贤的出生时间约为515年,也就是说魏徵出生的时候,魏长贤可能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魏徵的出生对于魏长贤也是一个极大的慰藉。在被贬为屯留县令之后,魏长贤并没有在这一职务上待太久,就称病辞官回乡,此后再未出仕。后来北周武帝宇文邕为求取贤才,曾经多次下达诏书征召魏长贤出仕,但是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现在晚年得子,家业后继有人,魏长贤内心必然欣慰无比。
不过关于魏徵的籍贯,现在确实很有争议。尤其是近些年来,很多地方都喜欢标榜自己是名人故里,想方设法和历史上的名人拉上关系,就导致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了。
《旧唐书·魏徵传》记载:“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新唐书·魏徵传》则记载:“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两本书的记载很明确,那就是魏徵是曲城人。曲城是现在的哪里呢?据学者考证,应该是现在河北省晋州市。
但是在《太平寰宇记》和《贞观政要》中,都记载魏徵是钜鹿人,此外在明代《顺德府志》和《钜鹿县志》中也都记载魏徵是钜鹿人。所以很多人主张魏徵的籍贯应该是现在的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不管是在晋州还是在邢台,这两个地方离得并不算远,所以差距并不大。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魏徵是剑阁(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人。他们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三条:
1.剑阁武连镇现存一块清朝石碑,上面有七个大字“唐魏文贞公故里”(魏徵谥号文贞);
2.《保宁府志》记载,元朝时期武连镇魏徵出生于此,曾经兴建一座文贞书院;
3.明代史学家曹学佺所著《蜀中名胜记》记载,魏徵出生于剑阁武连镇。
在史学研究中,史料的权威性和成书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是决定一条史料是否可信的关键所在。《新唐书》《旧唐书》《太平寰宇记》《贞观政要》,这些史书都是现在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唐代历史的权威资料,其成书时间也都很早,所以是很值得采信的。支持魏徵是剑阁人的这几条资料,成书时间太晚,也缺乏权威性,所以很难站得住脚。此外,魏长贤和魏徵活动的地区都是中原地区,说魏徵出生在剑阁,这在逻辑上说不太通。
对于魏徵早年的生活地,现在也有争议。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在《贞观政要·任贤》中记载:“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临黄。”唐时相州辖境相当于今河南安阳市周围。这句话中的关键就是“近”这个字,这里的“近”指的是相对于什么的“近”?如果指的是相对于《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近,那么《贞观政要》成书于唐玄宗时期,距离魏徵去世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此时迁居到相州的就只能是魏徵的后人,这事和魏徵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如果这里的“近”指的是相对于魏徵的出生时间近,那么魏徵幼年就应该是生活在相州。关于魏徵家是什么时候迁居相州的,由于没有其他资料作为旁证,所以只能存疑。
在579年,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已将皇位传给了太子宇文阐,即周静帝。宇文赟死后,八岁的宇文阐自然不能治理国事。
这种局面给了一个人机会,那就是杨坚。杨坚的女儿杨丽华是宇文赟的皇后,杨坚也因为这层关系身居高位,被封为随国公。宇文赟病逝之后,御正下大夫刘昉、内史上大夫郑译伪造诏书,让杨坚接受遗命,辅佐朝政。之后北周静帝拜杨坚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皆听命于他,杨坚自此大权独揽。此时就算是不懂政治的人也能看出来杨坚接下来想干什么了——篡位自立。
有感于此,忠于北周的大臣们开始掀起反抗斗争。大象二年(580年)六月,相州总管尉迟迥首先发难,他占据邺城,起兵反对杨坚,此后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兵马很快就达到十余万,声势浩大。杨坚急忙命令韦孝宽等人率军镇压,结果尉迟迥兵败自杀,司马消难南逃于陈朝,王谦也被杀死,杨坚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四方叛乱。随后杨坚将北周宗室诛杀殆尽,彻底扫清了自己改朝换代的障碍。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在杨坚的自导自演下,北周静帝宇文阐宣布禅位给杨坚,杨坚正式即位称帝,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
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杨坚下令以晋王杨广为主帅,统领五十一万大军,兵分三路,讨伐南陈。此时的南陈皇帝是陈后主陈叔宝。陈叔宝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相提并论的艺术家皇帝,写诗、作词、作曲样样精通,但就是不会治国理政。他在位期间,荒废朝政,耽于酒色,小人当道,南陈国力大不如前。面对隋军的大规模进攻,南陈军毫无抵抗之力,长江防线很快就土崩瓦解。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隋军先锋将军韩擒虎攻入建康,陈叔宝被俘,南陈政权灭亡。自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开始,经过三百年的乱世,天下自此重归一统!
就在这样的乱世之中,魏徵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现在天下太平了,人民终于有了安定的生活,这理应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可是此时的魏徵却开心不起来,因为他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顿之中。
关于这一情况,史书中的记载很简单,只留下了三个字“少孤贫”。从这条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测出魏徵小的时候父母就都去世了,大概也就是在隋朝统一前后,因为此时的魏徵只有十岁左右。如果父母有一人还在世,那么史书中不会用“孤”这个字来形容魏徵。
在乱世中,幼年父母双亡并不稀奇,但是魏徵的生活是否陷入贫困就需探讨一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魏徵家族长盛不衰,出了很多的著名人物,虽然魏家一直都是以文学世家的形象出现,高级官员很少,在当时应该不算是巨富之家,但是几代为官,家产肯定也不会少。所以即使是幼年丧父,魏长贤也应该会给魏徵留下一笔遗产,按照常理应该不至于让魏徵的生活陷入困顿。那么,魏徵的贫困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原因有可能有两点:
第一,魏家在魏徵出生之前就已经衰落了。
这一观点是由历史学家汪篯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在《魏书》和《北齐书》中都没有魏徵先祖事迹的记载,只有李延寿所撰的《北史》记载了魏徵祖上的情况。《北史》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当时魏徵是朝中重臣,备受唐太宗宠信,所以李延寿有可能为了讨好魏徵而增加了很多溢美之词。据此汪篯认为所谓的魏长贤是魏收族叔的记载并不可信,魏徵家应该只是一个小宗族,没有什么家产。
汪篯先生的这一主张,应该说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但是毕竟没有现实的依据,我们还是应该对李延寿的职业素养有信心,我们也应该对魏徵的人品有信心,魏徵为人正直,又十分忠孝,应该不会容忍李延寿以变更先人的方式来逢迎自己。
第二,魏长贤在尉迟迥叛乱中遭到重大打击。
尉迟迥叛乱的根据地就是邺城,虽然叛乱最终被平息,但是杨坚对邺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为了防止尉迟迥的残余势力死灰复燃,杨坚下令“徙居民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为相州理所,仍为邺县”,然后把邺城焚毁,由此这一座曾经的历史名城成为废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邺城”这个地方了。
东魏刚建立的时候,魏长贤就随同东魏皇帝来到了邺城,到他被贬,出任屯留县令的时候,他已经在首都邺城生活了十几年,所以他的家业重心应该是在邺城。魏长贤在辞去屯留县令一职之后,很有可能回到邺城继续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尉迟迥叛乱和邺城被毁的过程中,魏长贤的家产肯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由此魏家陷入贫困就说得通了。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前面提到的魏徵家曾经迁居到相州临黄,临黄就在安阳,而杨坚正是下令将原邺城居民南迁到安阳一带。所以如果魏徵家此次迁居也发生在公元580年,那么魏徵家很有可能也在南迁的邺城民众之中。
据此可以判断,魏徵幼年生活贫困,很有可能和尉迟迥叛乱有关。
魏家作为世代官宦之家,魏徵的其他亲人应该有能力帮助魏徵才对,为什么没有人伸出援手呢?其实原因也很好理解:第一,魏长贤已经带着家人迁居到了相州临黄,已经远离魏家世代生活的地方了,所以很可能此时已经和亲戚断了联系;第二,魏长贤曾经上疏得罪了皇帝,险些祸及家人,相信魏家的人对于魏长贤肯定充满了怨恨,所以他们基本不会热心地去帮助魏徵。
不过贫困的少年生活对于魏徵来讲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古语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种贫困坎坷的生活,使得魏徵养成了节俭、质朴和率真的性格,此后他为官和从政都保持了这种鲜明的特色。
与此同时,生活的落魄也使得魏徵有了和底层平民百姓充分接触的机会,这让他深深感受到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了解到他们饱受官府、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渴望英明的君主和安定的生活环境。有感于此,此后魏徵的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民本”色彩,他非常注重“行德政,重教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这对于唐朝贞观之治的出现有着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