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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在县衙看似顺风顺水，却也有隐忧和烦恼。他待在县衙越久，越熟悉政务，烦恼也就越多。
尽管萧何执法留情，但不能真正缓解严苛的秦律法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况且，像他一样心存仁慈的官吏能有多少呢？
这天，萧何又来到修补城墙的工地上，只见一个身穿长襦、外披铠甲、下穿短裤、腿扎行縢、足登浅履的武卒面目狰狞，吆五喝六。
“你这懒虫，昨日就看你像蜗牛一样慢腾腾的。搬个丁点大的石块，半天挪不动地儿，演戏给谁看呢！”武卒抡起软鞭，“啪啪”猛抽两下，民夫的肩臂和后背顿时多了两道血痕，不停地往外渗血。武卒还不解恨，用手擦着鞭梢上的血，瞪大眼珠子怒骂：“看什么看，就是你娘老子来了，也得继续干！”说话间又劈头盖脸甩了几鞭子。
旁边正在和泥的老者替民夫求情：“兵爷爷，行行好，他昨天已经病得吐血了……”武卒一脚将老者踹倒：“有你什么事，我眼瞎吗？要你来教训……”
萧何快步走过去，一把攥住武卒高高扬起的鞭子，声音低沉地说：“打死他们，你一样要按《军爵律》服刑！”武卒见来人是萧何，忙点头哈腰地谄笑着说：“主吏掾有所不知，这家伙老是偷懒，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只怕要坏了规矩。”
萧何不是那种刚烈脾气，尽量忍着性子，规劝道：“都是本县人，何必下毒手。役夫是为国效力，不是刑徒。”
武卒这才悻悻地对那民夫说：“要不是看主吏面子，今天可饶不了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干活去。”
萧何见了这样的情景，心中无比酸楚，却又无可奈何。在国家律法与悲悯之心两者之间，很难找准一个平衡点。与黔首们说，他担心引起大范围的抵抗运动，自己成为无形中的“始作俑者”；与同僚说，他也只能隔靴搔痒，不敢深入谈论，怕落下个诽谤社稷的罪名。
“秦始皇，何彊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飨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
萧何走在街上，忽闻一阵童稚歌谣，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小儿手拉鸠车，边跑边唱。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虽说只是孩童游戏，但这种口无遮拦的大不敬童谣，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揭发，成为株连家族、人头落地的导火索。萧何疾步走到孩童身边，做了一个让他噤声的动作，同时用眼睛扫了一下四周。
随后跟来的民妇，看到小儿身边站了一个人，从那一袭华丽深衣可知身份不一般，她吓得脸色惨白，生怕惹祸上身，边磕头边求饶：“贱民没有管好小儿，请大人饶恕，请大人饶恕。”
萧何弯腰扶起民妇，小声叮嘱一番，方才离开。他心里五味杂陈，民谣是世道人心的反映，看似孩童的无意之举，背后定是有人编排。
萧何深知自己作为县府主吏，无力改变现状。回到县府，他只好继续埋头伏案，处理事务。郡府不断催征赋税，看着案卷上统计的触目惊心的数字，萧何长吁短叹。随着徭役加重，鳏寡孤独的人数成倍增长。
秦朝的赋税主要有田租、口赋、杂赋三种，占农民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
萧何知道，因为交不起赋税被抓进牢狱的百姓，并非有意对抗法律，实在是因为收支不平衡。面对这些犯人，尽管他会从中斡旋，尽力让他们早日归家，下田耕种，不至于被充作徭役，送到遥远的地方去，然而这也只是杯水车薪。
萧何发现，秦朝“苛政”，徭役繁重是其一。秦朝一统四海后，急于巩固政权，生怕六国再掀波澜，为加强防御，把秦、燕、赵北部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且加以增筑、扩建；为便于通行，修建直道、驰道，构筑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交通网；为服务农业，修建灵渠，连通长江、珠江水系；为宣扬权威，兴修阿房宫、建造陵墓等大型工程。
凡此种种，都需要征调大量民力服徭役。民众苦于徭役繁多，无暇耕种，失去安身立命之本，更加困苦不堪。
萧何尽己所能地根据郡府对每项工程要求的人员服役数量，结合丁男的年龄、家庭状况等，合理安排，分配人员到不同的地区服徭役。
当时的几个重大工程多在函谷关内，秦统一前，官府要求民夫几天内到达服徭役的地点是完全可行的。这一律法推广到全国后，各地的人情风俗、气候条件、道路状况都不统一，一旦遇到雨季，就很难按时到达。而秦严刑峻法，不听辩解，只看结果，这就导致民众越来越怨恨“秦法严苛”。
秦朝苛政是个整体循环的链条，工程越大，徭役越多。逼迫越紧，民夫越难以准时达到。前逼后追，恶性循环，民众如稻草，秦律如石头。重压之下，家庭无法完成赋税，渐成沉疴痼疾。
观之思之，念兹在兹，萧何的烦恼如影随形，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