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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谈起深圳时，都说深圳没文化、没特产，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深圳历史。”“合成号”第五代传承人陈淦忠认为，深圳的民间传统小食有很多，只是缺少挖掘和保护。作为土生土长的宝安公明人，陈淦忠的家族早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就创办了专门生产、经营传统小食的商号“合成号”。据民俗学者廖虹雷介绍，深圳老字号企业在1949年以前最少有2000家，保留到现在的3家百年老字号，其中一家就是做传统小食的“合成号”。
1766.18万人生活在深圳（根据《深圳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许有十分之一的人亲自去过公明，可能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准确说出宝安近1700年的建县史，也许有千分之一的人听说过包括“合成号”在内的3个深圳百年老字号，不超过万分之一的人了解“春节吃沓米饼、清明吃鸡蛋饼、重阳吃蚝酥”的深圳节气美食习俗。所以，读者贤达看完本书，已然是最懂深圳味道的人之一！
话说这沓米饼、鸡蛋饼、蚝酥，还有云片糕，其制作技艺也是几百年前由内地传来广东的，后来经过不断衍变、改进，最终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美食。据说清朝末年，深圳地区就传唱着这样一首民谣：“大鹏鲍沙井蚝，石岩柿子南山桃，龙岗鸡金龟橘，还有深圳云片糕。”这云片糕，早在120多年前就已经卖到了东南亚，在港澳地区都很有名。
美食的传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培养美食的文化自觉却需要契机——2003年，深圳率先提出“文化立市”战略，打造“文化强市”。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兼任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院长的李凤亮认为，以“合成号”为代表的深圳美食老字号，无论在传承物质文化方面还是非物质文化方面，今天均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挖掘开发利用，实际上是有力彰显了深圳这座城市经过40多年发展之后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核心议题，便是“出身”。我们迫切需要用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定位深圳味道的孕育。
沙井蚝
深圳最早的前身为广州府宝安县，于东晋时设立，治所为今南头古城。之后宝安县治所迁往今东莞城区，并更名为东莞县。南头古城则成为东莞县的海陆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年设立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就是今天的南头古城和大鹏所城。明万历元年（1573年），明朝政府又将东莞县南部区域划出，设立新安县治于南头。民国时期，新安县更名为宝安县。
1953年，宝安县治东迁至距南头10公里外的深圳墟。1979年，撤销宝安县，成立深圳市。次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
所以，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史虽只有40多年，却拥有着近1700年的城市史、600多年的海防史、悠久的广府民系和客家移民史——历史上，深圳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
山与海的馈赠，四大民系的勤劳，孕育了深圳味道。
今天的互联网上，有一幅著名的“梗”图——1945年的上海人穷得“只能吃大闸蟹充饥”。而在深圳南澳，则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无钱买鸡蛋，餐餐食海胆”。古时深圳是南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驻足点，居民以捕鱼、航海为生，甚少农垦。大鹏半岛南澳海域水质优良，气候适宜，盛产优质海胆，一直是中国极品海胆产地之一。深圳人“食海胆”是有史可考的，康熙《新安县志》 ［题外话：现存完整的《新安县志》有两种，分别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重修的《新安县志》、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重修的《新安县志》］ 记载：“五月端午，酿角黍，缚艾虎，制龙舟竞渡。”嘉庆《新安县志》记载：“海胆，状圆亦扁，围寸许，周身皆刺，破其壳，内皆红膏，烹食，甘香异常，腌之亦佳。”端午节吃海胆粽是深圳南澳的特有风俗。南澳海胆粽色彩明丽诱人，口感有海胆黄的鲜美、糯米的软糯、芒叶的清香，加上配料提味，鲜味十足，香气扑鼻。
沙井养蚝始于宋代，当地流行吃“全蚝宴”的民间风俗，积淀的独特“蚝文化”传承1000多年。沙井蚝个头比其他地方产的蚝大一两倍，通体雪白，肉质肥美香嫩。北宋著名文学家梅尧臣写过一首《食蚝》诗赞美道：“薄宦游海乡，雅闻归靖蚝。”诗中的“归靖”即沙井的古称。有诗为证，果真是“千年沙井千年蚝”。
民间有“冬至到清明，蚝肉肥晶晶”的俗谚，意即从冬至开始到次年清明的蚝肉最为肥美，是最好吃的时候。然而，沙井当地人也推崇“吃蚝要吃冬前蚝”，认为冬至前夕的蚝才够肥美；待到春节过后，雨水多、海藻少，蚝就瘦了，也“起粉”（起渣）了，肉质大为逊色。赶在冬至前收获的沙井蚝，当地客家人拿来制作酿蚝豉——用猪网油把猪肉和蚝豉卷成条状，再经焖煮即成，鲜香四溢，入口甘香而不腻。在客家话里，“蚝豉”谐音“好事”，寓意酿蚝豉一开，好事自然来。这道传统菜肴，代表着滨海客家人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朴素希冀和美好祝愿。
大鹏的打米饼则体现了明清时期特有的卫所文化。大鹏守御千户所城（简称大鹏所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是明清两代中国海防的军事要塞，今天被誉为“深圳八景”之首。大家熟悉的深圳别称“鹏城”，即源于此。
根据史料记载，大鹏所城实行军士屯田制度，“三分守城，七分屯军食粮”，其家属另立军籍，全家迁至所城，世代为军。所以，虽然都是临海而居，大鹏人的饮食文化却与南澳、沙井不尽相同——屯田种粮，以大米为主食。起先为了方便保存大米，军士们将大米磨成粉，以水调和做成饼，放在铁锅里，用柴火烤熟成为米饼。后来心灵手巧的军嫂们将大米用开水浸泡，再用石磨磨成粉，加入糖水、芝麻、花生等原料，这样烤出的米饼金黄松软又香甜可口；又有巧匠制作木制模具，并刻上吉祥的文字、图案，将米粉倒入模具里，用木槌捶打定型，最终演化为今日的大鹏打米饼。
大鹏打米饼（钟锦银 摄）
1839年，鸦片战争的前哨战——“九龙海战”打响。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率军击败英国侵略者，受到了道光皇帝的嘉奖，“著赏给‘呼尔察图’巴图鲁名号（勇士），照例赏戴花翎，以副将即行升用，先换顶戴”（后在1843年升任广东水师提督）。为了赞颂这场胜利，大鹏军民创作了一首《米饼歌》：“九龙海战奏凯歌，鹏城军民齐庆贺。支援前线送米饼，保障干粮装满箩。”由此可见，充饥又美味的打米饼，也对保卫中国海防贡献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