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序

《远渡加勒比》一书的作者罗敏军，是深圳大学第一批干部专修科法律专业的学生。那时，我们刚从北京来到深圳这片热土，是深圳大学的第一批教师。罗敏军是班委，年轻、活跃、有朝气，是个能给老师留下印象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亟须人才，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大多陆续走上了单位的领导岗位。后因各自工作都忙，师生彼此又不在一个系统，就没有了什么联系。

今年4月，忽接罗敏军电话，很是惊喜。不久，就发来他撰写的《远渡加勒比》电子文稿，我们即刻详阅并兴奋地讨论了起来：真没有想到，罗敏军竟然是龙岗鹤湖新居罗氏长房的后裔！我们兴奋的原因，要从刘丽川于2002年出版的《深圳客家研究》一书，历经十年之后又得再版说起。

该书能够再版的主要原因是，2012年间得到了龙岗区委宣传部、龙岗街道办事处及龙岗鹤湖客家民俗博物馆从出版经费到再版所需的各项支持。当然，支持的前提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有关龙岗镇客家的内容。因为第一版是以坪山、坑梓两地的客家为主要研究对象。我们欣然允诺，随即赶赴龙岗，入村对罗氏历史开展调研。为此，我们才有机会较深入地接触到龙岗罗氏。这些调研成果，就形成了再版的《深圳客家研究》的第三章，即“移民高峰时期进入深圳的‘龙岗罗’”。未曾想，罗敏军竟然是龙岗罗氏的血脉，这就是我们兴奋讨论的缘由。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撰写第三章时，他还没有与我们联系，否则，如有他的帮助，我们对罗氏的调查会顺利许多，对“龙岗罗”的报告也肯定会丰富、精彩许多。

据《罗氏族谱》记载，龙岗罗氏的开基祖是罗瑞凤。他偕妻将子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由广东兴宁“徙居惠阳县属之龙岗墟”（有清一朝，直至20世纪50年代，龙岗隶属惠阳）。从瑞凤公至其祖父，罗敏军在《远渡加勒比》一书中，用流畅的笔触，清晰地讲述了他们在龙岗、美洲等地艰辛拓殖的历史，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罗氏祖上的敬佩之情。

在龙岗，说到罗氏，人们自然会提及鹤湖新居：它是从瑞凤公起的三代人，前后花费了40多年的时间，创建了占地面积达25,000平方米，内有300多间房的大型客家围堡。它开建于乾隆末年，嘉庆二十二年（1817）建好内围；道光年间完成了外围的扩建。

深圳的东部、东北部，从乾隆至光绪的200多年间，似这样独具地方风格的围堡，大大小小约有160多座，它们是当年客家人曾经创造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历史标志，而鹤湖新居位列翘楚，现辟为龙岗客家民俗博物馆。它已成为龙岗，乃至深圳的一个历史性建筑地标。

深圳客家，大部分来自嘉（应）、惠（州）、潮（州），少数来自赣、闽两省。康熙年间，因“复界招垦”引发了“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他们就是此种背景下走出大山、走向粤东南滨海的客家人。伴随鹤湖新居的营建，罗氏在龙岗的影响力也随之攀升，逐渐成为地方上的豪门大族，被当地人称作“龙岗罗”。当时，活跃在这方土地的还有“坑梓黄”“坪山曾”“坪地萧”“观澜陈”“葵涌潘”“淡水叶”等地方标杆性的大姓望族。民国时的“龙岗罗”，现今仍是老人们口中的话题。

而罗敏军《远渡加勒比》所撰内容，则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那是中国最悲惨的年月。1840年“南京条约”后的时代，清政府在外国列强压力下，被迫开放海禁。1845年左右起，先是闽省的厦门港、粤省的广州、汕头港开始了向美洲出口苦力的“贸易”；1852年后，香港、澳门的洋行也参与了“苦力贸易”，把华工运往南洋和南美。华工主要来自闽、粤两省的民人。罗敏军的祖父罗定朝，就是1906—1910年间，成为赴美洲华工潮的一员。

《深圳客家研究》再版第七章“4.4‘同（治）光（绪）中兴——下南洋、赴南美’”，专文讨论了深圳客家人在这个时期向海外的流布。这个讨论，大部分是依据族谱或乡人口述的某些记忆来展开的。由于时光的雾障、地理的阻隔，故土的人们，对远在他乡亲人的具体活动，极缺翔实的了解，这也正是《深圳客家研究》有关章节的薄弱之处。《远渡加勒比》一书，在这方面做了极好的充实与补白。

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非常重视个案研究，因为要想认识并解释清楚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只有大量积累“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才能准确“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但似《远渡加勒比》的“个案的、具体的”实证，在现今本土文化研究中却相当匮乏。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具体个案研究出现。有了它们的出现，我们才有可能“回到历史现场”，深圳的乡土史、华侨史也才有可能更加丰满、鲜活起来。罗敏军《远渡加勒比》的出版，意义正在于此！他嘱我们为之作序。这是关注乡土文化学人深感荣幸之事。我们爽快地答应下来，提笔写下以上数语，以表我们的热切期盼。期盼对深圳本土历史“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更多地涌现，期盼对深圳本土微观历史更为生动精彩的追述。

刘丽川
张卫东
于深圳龙华圣·莫丽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