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在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家”、“国”命运息息相通，密不可分。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俗语亦云，“大河有水小河流，大河无水小河干”。在动荡的时局中，谁能独善其身？纵观“鹤湖罗氏”百余载沧海桑田，其兴衰起落莫不与国家命运相连。

“康乾盛世”之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亡。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社会经济凋敝，无业游民骤增，社会矛盾不可调和，中国不可阻挡地走向衰落。身处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大清朝这艘巨大的龙船随时会有船覆人亡的危险。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南京条约》，福州、厦门、上海、宁波和广州港被迫对外开埠通商。此后，外国商品逐步占领中国市场，打破了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本国封建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夹缝中开始崛起。在这个经济转型的关键时点，“鹤湖罗氏”子孙未能如祖辈一般“善观时变”，错失顺势转型良机，开始由盛转衰。

刘丽川老师在《深圳客家研究》一书中对此有详述。虽然“龙岗罗”第四、五、六代子弟中，仍有少数能考取功名并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如满房第四代罗慕麟（品封：国学生、武生）在龙岗墟上另建龙和世居（现深圳市龙岗区长途汽车站旁）；民国时期，第六代罗秋航创办运输股份公司，垄断了龙岗地区的运输业。但微末萤火之光与“龙岗罗”鼎盛时期的影响力相比，实不能同日而语。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有人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罗氏长房、二房的不少子孙摈弃了客家人“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平时养尊处优、好逸恶劳；更有甚者开始沾染鸦片，五、六代的各房后人有一些染上了毒瘾。

鸦片的流入让中国民众蒙受了无比深重的灾难。据估计，至19世纪30年代，中国吸毒人数已达到300万。根据托比·马斯格雷夫、威尔·马斯格雷夫著，董晓黎译的《改变世界的植物》一书的数据，20世纪初期，有27%的成年男性吸食鸦片；1906年鸦片的消费量已达39,000吨。陷入毒品人数之众，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众多烟民吸食鸦片，钱财耗尽，家破人亡，其祸害犹如洪水猛兽。刘丽川老师在《深圳客家研究》中提到，鸦片战争时期，鸦片经由香港、澳门等地运入惠州，以惠州为“中转站”，分销到东莞、东江上游、海丰、陆丰及韩江各地。地处香港至惠州必经之路的龙岗地区，自然而然成了毒魔泛滥的重灾区。

这些不肖的罗氏子孙终日沉湎于“抽大烟”（吸食鸦片）、“搓牌九”（“牌九”是客家人常用的一种赌博工具）、“打豆豉”（惠阳客家人把开“大吃会”称作“打豆豉”），并以此斗富，大肆挥霍祖上历经艰辛才积累下的家业。围堡内弥漫着一股颓废衰败之风，并且愈演愈烈。直至在鸦片、赌博的双重冲击下，赖以维系宗族“聚族而居”的基础开始瓦解，家业凋零、子孙星散，无情地应验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