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止龙岗”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他拜别亲长，出走墩上，布衣荷担、挈妇将雏，举家迁往三百多公里外的惠阳县龙岗镇开基创业，奠定了龙岗“鹤湖罗氏”百年基业之始。

自瑞凤公南迁至今，“鹤湖罗氏”家族繁衍11代，裔孙遍布全球。

一年多来，我多方查阅文献资料，拜访散居各地的族人长老，找寻所有与家族历史有关的点点滴滴，希望能从这些记忆碎片中拼凑出“鹤湖罗氏”二百多年来的大致轮廓。

我们熟知的历史，通常是大人物、大英雄的舞台。想要从历史的熙攘川流中，找到好似开基先祖瑞凤公这般普通人留下的痕迹，实非易事。

幸运的是，2001年5月，世居广东省兴宁县叶塘镇下洋村墩上围的罗氏远亲，带着精心保存的四册《罗氏族谱》，前来深圳联谱。我欣喜地在族谱中发现下面这段文字：

瑞凤公，十五世子拔公次子也，世居邑之墩上村，于乾隆二十三年徙居惠阳县属之龙岗墟。初为小贩，善观时变，能与僮仆同其苦乐。居久之，致赀百万，购田万顷，置商肆一百余间。于龙岗筑鹤湖楼，回廊复道，气象壮阔，谈者比之郡城。子三人，长国文公，字廷龙；次国章公，字廷贵。兄弟佐父创业，具著劳绩而性皆慈惠，遇圯桥岪，必集赀修治，习以为常，不矜其德。道光间值岁大荒，饥民载道，公兄弟殚力赈济，全活甚众，乡里啧啧称道，以为聚而能散，有古风云。

这篇《瑞凤公小记》，不足三百字，却生动传神，是研究“鹤湖罗氏”迁徙创业，拓展壮大，子佐父业，积德行善最珍贵的历史文本之一，也是罗氏子孙们解读家族历史最好的引子。

客家客家，自是处处是客，又处处为家。自古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瑞凤公举家搬迁之时，已近天命之年，究竟为何他毅然决然背井离乡、从头再来？

翻开客家历史，千百年来，因为战乱，也因为灾荒，客家人自北向南、从中原到边陲、由平原遁入山川，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迁徙。其中，清代客家人的迁徙是规模最大、地域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次。客家历史研究专家张卫东先生认为，清初实行的“迁海复界”政策是引发清代客家人大迁徙的主要社会原因之一。

清政府于顺治十二年（1655）和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禁海令”与“迁界令”，强令北起辽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50里；康熙三年（1664）颁令“再迁”——向后再退30里。1683年，台湾平定之后，清廷宣布废止“迁界令”，全面复界；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禁海令”，康熙皇帝降旨招民复业，奖励拓荒。与此同时，生活在闽粤赣交界山区的客家人，经过明代的休养生息，人口急剧增加，正为地少人多所困。在朝廷及地方一系列招垦劝农政策的感召下，部分居住在粤东北及闽赣地区的客家人，开始向广东惠、潮及南路各县的沿海地区大规模迁徙。刘丽川老师在《深圳客家研究》第2页指出，“深圳（包括香港九龙、新界）的客家是‘迁海复界’造成的疆域最清楚、人口最集中、发展最成功的新客家地区，因而成为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也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向外播迁发展的一个典型”。这次迁徙可以说是客家史上所称“第四次大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祖瑞凤公正是在这股历史洪流的挟带之下，身不由己地加入浩浩荡荡的南迁大军。

深圳龙岗客家民俗博物馆出版的《鹤湖新居》录有“鹤湖罗氏”第五代孙清末秀才罗裕杰写过的一副对联：

瑞徵罗国派衍豫章湘水展模猷历代英雄昭史册，

凤止龙岗谋成东莞鹤湖兴厦宇千秋勋业冠人寰。

这副以“瑞凤”藏头的对联高度概括了“鹤湖罗氏”的渊源及发展。上联描述罗氏自周代匡正公始封罗国，后人以国为姓，至汉代罗珠建豫章城，发展而成豫章宗派，世代人才辈出。下联歌颂“鹤湖罗氏”自瑞凤公始扎根龙岗，东莞发迹，之后兴建规模宏大的鹤湖新居，为后世子孙开基立业的创业史。

对联中的“凤止龙岗”，还蕴涵着族人口耳相传的一个有趣故事：当年，罗子拔公（瑞凤公之父）将长子瑞斌留于家中撑门立户，让次子瑞凤和三子（名不详）出外谋生、另立门户。临行前，按客家风俗，请来风水先生指点一二。风水先生让兄弟俩各自抱上一只公鸡上路，公鸡最先在哪里打鸣，哪里就是宜居之地。瑞凤公之弟所抱的公鸡，走到四川才肯打鸣，于是“天府之国”成为罗氏旁支族人的安身立命之所。而瑞凤公一路南行刚到龙岗地界，公鸡便放声鸣叫，全家人便停下脚步，在此定居发展。古人将能扇起风的公鸡称为“凤”，故作“凤止龙岗”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