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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说专制的官僚的政治是产生于近代初期，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那是近代国家观和近代政治史所提供我们的一种认识。但正如一个有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就不免受到许多拘束一样，有了政治科学知识的人，他对于这里有关的问题的想法就不能太过“自由”了。
认定中国秦汉以来直至现代以前的政治支配形态是专制的、是官僚的，如其同时又不承认这个历史阶段是过渡性的，于是，比照一般的讲法，就得对中国专制政体官僚制度的产生，提出一些异乎一般的说明来。那些说明，值得在这里提论到的，约有以次三点：
第一，以水来说明。把治水或讲求水利与中国专制官僚政治关联起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在卡尔的《资本论》中，已可发现一些片断的提示。但晚近注意中国社会问题的苏联学者，如Vargo、Madjar、Wittfogel等，差不多都特别强调此种说法，以为灌溉对东方、对中国经济有决定的重要意义，因为要讲求水利，要有集中的组织，要有特殊技术人材，于是才产生专制国家，产生有学问的治水工程师——官僚。把原有的事实强调得太过火，这就是错误。这些“水的理论家”之所以犯了错误，大约有两件事实“鼓励”他们：其一是西方人一向比较多知道一点的世界，如埃及，如巴比伦，如印度，都有关于治水方面的记载，特别是埃及，尼罗河早被视为它的生命线、它的政治经济组织，与集体人工灌溉有极密切的关系；而其二，中国夸大宣扬的大禹治水业绩，早成为国外接近中国历史的人最感兴趣的故事，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Wittfogel也就不自觉的发生这样的联想了：“黄河与扬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国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随着农业的发达，河道工程官吏的势力不能不增加起来。名声啧啧的禹，其最大功绩，即在于调制河流，整顿山川。”
然而中国“政治的一统”，是在大禹以后很久很久的秦代才开始实现，秦代专制官僚政治，据历史所载，与水并无“渊源”。水的理论的系统说明者马扎尔（Madjar）又相并提到另一个“外敌”的因素了。
第二，以“外敌”来说明。“拉狄克（Radek）否认水的作用和意义……否认韦伯（M. Weber）关于中国国家的起源是由于治水的必要的解说。代替这个理论，拉狄克提出自己的理论，说中国是在和游牧人的争斗中产生。可是，聪明免不了错误，中国的官僚制度，不仅是和游牧人的争斗上产生，而且也在和水斗争。并且也不仅在和水（洪水）争斗，如拉狄克之了解韦伯，也是为着水的取得。”
“这个官僚制度，是因为实行密度灌溉经济的必要，指导这经济的必要，和一方面组织抵抗游牧人的侵入，一方面化游牧人为农夫的必要而产生的。”
秦代在统一过程中，曾有过“用注填阏之水，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而在灭亡六国以后，又“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筑长城”以及其他对外战争，仿佛用治水再加上对外敌斗争来说明专制官僚政治的产生，算是“言之有据”了；而且，秦以后的任一朝代，皆有水患，也皆有外患，自然也都需要专制官僚型的统治。然而，有一件史实，被作这种主张的学者看漏了，即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及与其相配合的官僚系统的建立，治水要求与对外战争要求，都不会变为怎样重要的敦促因素，而往往只是到了那种政治支配形态已经成立起来以后，才有余力讲求水利，讲求“四征弗庭”；而且，在另一方面，专制官僚的统治，到了每一王朝后期，差不多都成了招致水患与招致外患的直接诱因。那将如何解释呢？
第三，以士的创造力量来说明。现在先看吴景超先生所特别推奖的吴保安君的意见。那是说，“君主集权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必定需要一些人来帮助他，这些人便是士”。这是不错的。“这种新的人物，或为沦落的贵族，或为不得志于本国的贵族，或为自耕农的子弟，总名为士。”这也是不错的。但往后他就想得有些飘飘然了，以为士想做官，又看不惯贵族的骄横，于是就“想抑制贵族，故主尊君，由尊君而联想到一统，由一统而想到政权不应该由某阶级独占，应依照机会平等的原则，交给有才有知的人去掌理。他们这种理想，正合当时集权君主的需要，所以士在政治社会上逐渐取得领导的地位”。接着举了“战国时的七雄，没有不用士的”许多例子，仿佛集权政治是依照士的理想，而又为士所实现出来的。吴先生在这样介绍过了吴保安君那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以后，就提出他附和的大见解：“士对于创造君主集权国家及打破封建社会的贡献，由作者所举的例证看来，是无可怀疑的。因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的人物，与欧美打破封建社会的人物不同，所以中外历史的演变也异其趣向。作者说：在西欧国家统一运动历史里，我们但见许多城市商人派代表，开国会，加重君主之权，以裁抑贵族的封建势力。可是在中国统一运动历史里，却出现这许多称为士的人来，既不做买卖，也不甘于做地主，终日的哄嚷着要改革社会，要从贵族手里取得政权，为未来历史创一崭新的局面。”
然则由士创造的崭新局面，究是称为什么局面呢？两位吴先生都没有说得明白，只含糊的表示：“在西洋史上，封建社会以后，是工商阶级所开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史上的封建社会以后，则未尝有此。”
总之，水利也好，外敌也好，士的创造力也好，也许分别在某种限度对促成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有所帮助，但中国初期封建的解体，或官僚政治的实现，不但不能由这任一动因解释，且也不能由它们三方面连同得到解释。它们极其限，不过是在更基本的动因上演着副次作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