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农村文化生活

我的家乡宝清县，在黑龙江省东部的三江平原上，名字优雅且蕴含着历史文化的韵致。

说到文化，不禁让我回忆起 20 世纪 50-60 年代我们农村人的文化生活，单调也不乏热切，清贫也不乏淳厚。1964 年通上电之前，家家都点着煤油灯，煤烟忒重，熏得墙和棚黢黑，鼻孔眼圈像被墨染了。有人说，点蜡呗，哈，那可是高消费呀，偶尔点点行，常年的话在经济上那是承受不了的。想要知晓外面的世界，除了报纸，最主要的是靠各家拉着广播线的广播匣子。报纸每个大队就一份，能看的是少数。那一个小小的广播匣子便成了老百姓和外界连通的最主要的媒介了。大人们想了解国内外大事，都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小孩子们一听到“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可兴奋了，这时，不管谁高声说话，那是要被严格禁止的。除了这些，当然还有其他节目，都挺好。不过每天只有那几个时间段，得等呀盼的。

人都有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感知，促使心灵愉悦的天性，文化艺术便应运而生，产生了陶冶情操的巨大魅力，并吸引着人们满含热情地去追求。那时的农村，虽然生产力比较低下，生活比较清苦，文化传播比较单一落后，可人们对文化娱乐的分享也还是在不停地追求。

看电影，最能吸引人。电影下乡，基本上每月一次（隆冬季节除外），是人们最为期盼的文化盛事。县里电影放映队下乡，一村一场，轮到这个村了，村里出马车，当然牛车也行，不过农村人爱面子，农活再忙，也要派上马车，彰显隆重。要是派个牛车，那显得对放映队多么的不重视。马车须到上一个放映完的村子，将放映队接来，食宿当然要安排好一些。“来电影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村，人们等候着吃完晚饭到小学校操场专享“盛筵”。电锅（小型发电机的俗称）一响，更证实信息的准确。孩子们晚饭也不好好吃，匆忙扒拉几口，便蹦蹦跳跳地赶到大街上会小伙伴们去了。暮色刚刚降临，人们便扶老携幼自带坐具陆陆续续地来到场地，只见小学校操场中高高竖起宽大的屏幕，一侧挂着个大音箱，人们叫它大喇叭，场面很是庄重。只见有性急的或为占有好位置的已早早地坐在视角最佳的位置。不过有一点是大家约定俗成的，那就是，年老的都被大家让到好位置，让他们看得方便，顺心。青壮年都很自觉地站在半圆形的外围，交谈着，说笑着，特别开心。播放前，总有一些顽皮的小孩子，互相嬉笑着，追逐着，喊叫着，打打闹闹一点也不消停，只有大喇叭开始说话了，他们才安稳下来。村干部有时会趁这个机会讲讲村里的事，很短，也许是怕影响大家看电影的热烈情绪吧！开始放咉了，先是加演的短片，多是新闻纪录片。要换故事片了，大家都静静等待着，目光从不同的方向集中到放映机处，静得放映员换片时发出的细小声音都听得十分清晰。故事片开始了，人群中不论大人小孩个个都直勾勾地盯着银幕，看那神态，像是他们的灵魂完全被电影摄了去。随着影片中人物行为或语言的变化，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人们神态和心理也跟着变化，除了电影，似乎其他什么的都不复存在了，身体仿佛凝固着，一动不动，只有在换片子的空档，身子才活动一下，变个姿势。随着电影故事尾声的到来，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这时间也太快了，没觉得怎么的，放映就结束了。有的人脸上流露出意犹未尽的神情，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先前站立者慢慢地挪开步子，更有人依恋地回头望一望即将被卸下的屏幕。喜欢议论的人们边走边回味着电影中那些激烈而感人的情节。

更让人称奇的是，村子里一群对电影情有独钟的青年人，当然也有壮年人，为能提前看这部电影，竟在头一天晚上到四五里路以外的邻村去看，有个别人更甚，一连走了几个村子，连续看了好几遍，虽然是同一部电影，他却百看不厌。夜幕中结伴的队伍不小，有一二十人，从起点到终点，一律是奔跑，即便是干一天的农活了，第二天还得出工，那也不怕累，心里还甜滋滋的。

当时的我，也属小青年一类的，类似的作为也未曾落后。那时的电影都很传统，如《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英雄虎胆》等，在看的过程中被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所感染所震撼，热血在沸腾，似乎自己已是英雄了，似乎自己变得高大了许多，并暗下决心，将来我定要成为这样的英雄。我想如我这般感触的人为数不会少的，就是那些中老年人，谈论起来，也对电影中的正面人物赞不绝口，对那些凶残邪恶的坏人也是深恶痛绝的。我想这就是文化教育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激励着人们的思想情感，教人正义，催人上进。

听大鼓书。那时的农村借以寄托情趣的文化活动样式少之又少，尤其是数九寒天的农闲时节，更觉无聊。两三个小女孩坐在炕上，礤嘎拉哈，礤袋籽；男孩则溜冰，打雪仗，滚苏雀。中老年妇女三三两两地坐在炕上围火盆，张家长李家短地唠个没完。男人们，尤其有点年纪的人，很喜欢听大鼓书，也就是现在人所说的评书。说是大鼓书，可没有鼓，只借用名称而已。说书人在我记忆中比较清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家亲戚，我叫他叔叔，姓胡，40多岁，家住邻村西六的，人比较厚道，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叫他胡傻子，我看也不傻呀，傻子怎么能说书呢？或许是他平时言语很少的缘故吧，大家还挺喜欢听他说的书。每次来我村说书，都在我家吃住，每每对饮时，与父亲两人相谈甚欢，亲家长亲家短的，我们两家是不远的亲戚。我父亲又特别喜欢听书，每场都不落。另一个叫李延云，比我大两岁，是我们本村的，没上几天学，七八岁就给说书的盲人领路，走村串屯的，时间一长，再加上记忆力特别好，他竟十六七岁就能独立说书了。那时他们说的大体是《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呢？我猜测，名著的人物和情节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些书籍在民间流传甚广，说时自由发挥很难，再则选大家不很熟悉的，也有新鲜感，有利于说书人的自我发挥。

说书场选人口轻年纪大些的有空余屋子的人家。当我长到十四五岁时，听大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说的大鼓书中的人和事，觉得很有味，于是便也蹭上了书场的顺风车。这是第二次来的，书场面积不是很宽敞，民房的三间，中间是厨房，两个锅灶，东间是这家人的卧室，关着门，西间则是说书场，这屋只有一面南炕，坐有七八个人，地中央端坐着说书人，他的面前是一张旧得发黑的地桌，桌子上放着一个很普通的茶壶跟一个也很普通的茶杯，并排还放有一把蒲扇和一个磨得有些乌黑发亮的醒木，这个醒木也不知是不是和书中所说的县太爷在公堂上“啪”的一声那个惊堂木一样，我不得而知了。那半空中照例挂着一盏点着煤油的沾满油灰的马灯。屋的空地凳子上也已坐满了人，后来的听客，无奈而自觉地坐在外间的凳子上。整个屋内空间弥漫着老旱烟的烟雾，苦辣苦辣的，可能是我这个不会吸烟人刚一进屋的缘故吧！那些烟仙们，可能有享受这份浓浓烟雾的本领吧，他们并不觉得苦辣难闻，似乎还在享受呢！过了一会儿，只见那胡傻子叔叔，扬起了醒木，往桌子上一拍，“啪”的一声，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只见他肃然地站起身来，操起那有些瓮声又略带着沙哑的嗓音说道：“上回书说到，那秦琼拖着病歪歪的身体，牵着心爱的黄骠马，辞别了逼他房租的店主人，随着带路人，来到了单雄信单二爷的庄子上……”紧接着，习惯地拿起蒲扇，扇了两下，大冬天扇扇子，那纯粹是为了摆出说书人那优雅的架势。说的过程，表情神采飞扬，语调抑扬顿挫，没有一丁点傻气，听客们的灵魂渐渐地被吸入古代那英雄的世界里，眼睛直直地看着说书人的嘴巴，全神贯注，倾耳静听，唯恐漏听哪怕一点点细节，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十分享受的神情。听着听着，不觉时间已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大家正听到精彩处，只听到醒木“啪”又一声响，说书人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人群立刻骚动一下，怎么在这节骨眼上停了呢？只见话音刚落，那胡叔叔便端起茶杯，紧喝了几口。父亲代劳，端着小柳条笸箩兜圈式地走到每个人的面前，人们都很自觉地往小笸箩里放赏钱，大多是一角的，也有两角的，这赏钱就已经很高了，那时在生产队里，上一天工是十分，有的村十分工才四五角钱，我们村还是好的，每十分工两元左右。我看别人都给钱，也想表示一下，可惜兜里只有五分钱，那也得投哇！意想不到还得到大人们的赞许。场间休息了十分钟，那性急的人还嫌长，催着说书人赶快往下说。两回书大约两个半钟头，结束时有人好像还没从意境中走出来似的，还在留恋着，有的人把自己对下回书的猜测很自信地向说书人询问，是不是？说书人只能含糊其词，不置可否，因为说了，大家知道了下面的内容，便缺少一些神秘感了。那人仍自得地说，“我看一定的”，便悠然而去。就这样，腊月和正月几乎不曾间断地听着。

还有一种很有趣的独特的听书方式。1962 年，青山粮库有一个下放工人王延秋，人高马大的，干农活不打怵，说评书还真有一套！他下放到我们二队，和大家处得很融洽。在铲地的时候，打头的铲中间一垄，然后两边一字排开，一人一垄，在打头的左边的十几个人为里摽，右边的十几个人为外摽，王延秋被安排在紧靠打头的旁边，原因是，铲地中他尽义务为大家说书，很有吸引力，他讲的是《施公案》，很是赞赏窦尔墩，而对黄天霸颇有微词。大家边铲边听，既能减轻疲劳感，还能激励赶进度，一举两得，这是二队社员独享的文化大餐，大家都十分感谢王延秋，感谢的方式很简单，铲到前边的给王延秋铲一段，让他直直腰。到外地干活需要带饭时，大家都愿意把好吃的东西送给他一些，对他都十分的尊敬，要是放到现在，怎么也得饭店里请他撮几顿，那时的条件也是不行。

还有一种传统的文化活动值得一提，那就是扭大秧歌。正月里闹新春，各村自发地组织起了秧歌队，自愿参加，多数是年轻人，也有部分中年，其中也有女性。有的是为凑热闹，但也不乏为展示自己一技之长而来的，如打鼓、吹喇叭、演丑角、扮各色各样的人物等。打从腊月开始，有参与扭秧歌意向的人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服装、高跷和其他应用道具，大年一过，初一开始，就有人迫不及待地绑上高跷走上大街，一是练习，二是展示，就等到秧歌队长在初六那天一声令下了。

我十七八岁吧，小青年，好热闹，不自量力地动手做起了高跷，待观察请教后，便找木料，动斧锯，边比量边拼凑，锯呀，刨呀地，居然做成了，沾沾自喜起来。试试吧，两腿绑上腿绷，屋内扶四墙，后又屋外扶园门杖子，磨呀练呀，终于能独立，张扬着上大道操作，不承想，没走几步，摔了一跤，被人扶起，还不甘心，接着练，尽管趔趔歪歪，竟也没摔倒，又过了两天，总算能熟练了些，估计能跟上队伍的节奏了。

原定正月初六早晨开始活动，可参与者们都憋不住了，初一初二家族亲戚拜完年，初三早早的，我还没吃完饭呢，大街上就响起了“咚、咚、咚咚……”的敲鼓声和“呜哇、呜哇”的喇叭声，在弟弟的帮助下，我穿上了不十分合身的绿军装，扎上了表哥不知从哪弄来的小皮带，手里握着自己做的小木头匣子枪，踩上高跷，乐呵呵地奔向集合地点。大街上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都站在路两边。没到半个小时，秧歌队的人员都基本齐了。只听得高跷扎拧路面上的硬壳雪，发出刺耳的“吱呀吱呀”连续而杂乱的声音。带队的一声喊：“跟上我！”这些人自觉地形成两行，踩着鼓点，按自己扮演的身份扭起了形象各异的姿态来。就连那“吱呀”雪声也随着鼓点变得有了节奏。扭得越来越起劲的队伍中，孙悟空手持金箍棒，蹦蹦跳跳在前边开路，唐僧没骑马，但袈裟是穿了的，禅杖也还是拿了的，八戒沙僧紧随其后；农村老汉头戴白毛巾，叼着带荷包的铜烟袋，弓着腰，一步一颤地走来；跑旱船的妇女，头上戴着叫不上名来的首饰，腰间固定着前后带尖的小船，两手握着桨柄，还做出划船的优美动作；梁山伯和那个男生扮的祝英台身着古装，雅致而悠然地踏着鼓点，时而分开，时而聚拢，并互相按古代礼仪施以敬意；身着工作服的工人兄弟双手举起铁锤，走一步向下砸一下；农村老板子，手里扬着鞭子，还不停地“嘚……驾……”；还有姜子牙银髯飘飘；美国兵狼狈丑态……。还真不乏几个小丑模样的在队伍中串来颠去，逗着队员们，还不时地向着观众做着各样的鬼脸。

一连几天，秧歌队都一直在村子里走街串巷，由于兴趣浓，队员们都不觉疲劳。为了迎接元宵节，提前几天，全乡各村的秧歌队互相交流，你到我村，我到他村，各村主动出马车接送，甚是热情，就这样热热闹闹地一直过了元宵节才结束。

县剧团或民间小戏班有时也到乡下巡回演出，不过他们要收费的，钱是村里出。演出剧目多是评剧、二人转等，人们多称这两种为唱落子，二人转的区别在落子前面加上“东北”两字。有时还穿插活报剧、双簧、快板、山东快书什么的。村里的共青团在农闲时也组织青年们排练些短小精致的小节目，以此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生活清贫，文化传播设备和技术都很薄弱，可对于精神生活的享受，人们内心积蓄着无尽的渴望，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总是那样的纯真而质朴。回想起这些令人心灵愉悦，特别值得留恋的往事，怎能不让人思绪万千，心起波澜！ xhriBddYoGi9Kg3iqBthvnprJhDbY3bvvdXyhyhGyCAoreKleBhkxx/icJl6ic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