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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与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生物）类物种之间所具有的生存竞争关系中胜出，且取得了今天所具有的骄人成就，主要还是得益于人类特有的大脑结构或意识观念能力对其劳动行为所形成的特殊的动因及作用形式，以及相应的文明成果能够不断地以文化或文字等形式为载体得以传承等因素。（参见[美]迈克尔·托马塞洛著《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一书，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
正如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特有的意识观念能力对寓于其体内的基因及其所具有的动因及作用形式或本能（即前一种动因及作用形式），有一种反抗作用的能力。而后者既是作为复制基因的人体机器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寄居于人类身体内的基因所特有的一种复制方式（人类劳动行为客观上也应当是后者的表现形式之一或其中的主要内容）。因而，他又把人类的意识观念能力及其所具有的上述所谓的反抗作用形式，称之为是人类进化所具有的一种新的动因及作用形式，即所谓的“meme”。（《自私的基因》第 213—227 页，中信出版社2012 年版。）
为此，本书将上述人类的意识观念能力对人类劳动行为及有关问题方面所具有的所谓反抗作用，称之为是导致人类劳动行为产生和不断发展演变的另一个动因及作用形式。而后者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可称之为文明成果的东西，至少可概括为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形式或特征部分所构成。
一、随着人类的意识观念能力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当人们能够不断愈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已危及了实现其繁衍生息的目标或与已有的人类文明成果相悖时，便不会再像以前在面临类似的问题时与其他生物或动物类物种所做出的相同反应那样——选择通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去适应的策略，而是利用由其特有的意识观念能力及文明成果所形成的动因及作用形式，主动有意识地选择通过以下一些途径去适应或反抗的策略。
l.当人们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前述那些艰难险恶的自然或生存环境，以及其自身在身体结构及行为方式和生存能力等客观条件方面所具有的那些局限性，已成为实现其繁衍生息目标的主要障碍时，便会主动或有意识地选择通过不断改变或升级其劳动行为的方式，以及征服或改造相应的自然环境条件等途径去适应或反抗的策略。
自然界中的众多生物体形式或动物类物种（含人类）赖以繁衍生息的自然或生存环境条件，大多具有极为艰难险恶的特征。而它（他）们自身由其的身体构造等因素的决定所具有的行为方式和相应的能力等方面的客观条件，与适应上述自然环境条件和实现其繁衍生息的目标要求相比，也往往都存在着许多短板或局限性。
根据自然选择或进化论的法则，一方面它（他）们为实现其繁衍生息的目标相应所发生的行为方式，往往都是由各自在上述方面所具有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当上述客观条件已成为实现其繁衍生息的目标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它（他）们往往都只能选择通过进化其在身体构造或相应的感官和器官、行为或运动的方式、食物构成与觅食时间甚至生育形式等方面所具有的局限性，以不断地去适应或反抗的策略（但据称，要实现或完成其中的任何一项内容的进化，往往都需要以 10 万～ 20 万年为周期。参见理查德·道金斯《盲眼钟表匠》一书第 190 页，中信出版社出版）。否则，它（他）们则都有可能因此而逐渐走向消亡（自然界中的生物或动物类所具有的上述类似于“军备竞赛”的进化，也是导致今天的自然界中的生物或动物类如此复杂和多样化的主要原因。而大多数已灭绝了的生物或动物类，则有可能主要是因其的进化速度难以适应上述那些相应的客观条件所致）。
显然，人类凭借其特有的意识观念能力及文明成果，则有可能并不需要通过上述漫长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过程，而是可以主动有意识地选择通过不断改变或创新其劳动行为的方式和征服与改造相应的自然环境条件等途径，以弥补其所具有的上述那些短板和不断提高其繁衍生息的能力的策略。从而使其能够更为快捷高效地应对或适应，由前述的那些自然环境和自身的行为能力等客观条件方面的局限性对实现其繁衍生息的目标所具有的种种制约。
一般说来，上述变革应当与人类文明的形成过程同步。概括地说，它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众所周知的是，人们首先会选择改变其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类物种的类似行为相近的原始或传统的劳动行为的方式，即将过去更多的只是通过自身的器官、感官和体能去从事劳动的方式，不断改变为开始逐步通过更多地借助或依赖于利用工具去从事劳动的方式，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劳动行为所具有的能力和效率。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去发明创造新的工具和提高工具的效能及智能化的程度。
人类文明史也充分表明，这种新的劳动方式，客观上不仅不断减少了人们的劳动行为对自然环境和自身的身体结构及能力等方面客观条件的依赖性，弥补了人类在身体结构、体能等方面所具有的局限性，从而也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或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效率。而且也有利于人类社会据以更好地去实现和发展其繁衍生息的目标。上述策略或新的劳动方式，甚至因此而被许多学者们界定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类的主要标志。
而随着上述新的劳动方式的不断发展完善，客观上也使得人们不断去发明和制造工具，以及不断去提高工具的效率和智能化的程度等相应的行为，逐步演变成为人类劳动行为中的一系列新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劳动种类形式。而且还使得人类社会将是否拥有工具，拥有多少工具、拥有多少具有更优效能或更高科技含量或智能化程度的工具和拥有多少从事创新研发和制造这些工具的人才，以及相应的投入与能力，作为衡量或评估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和人们所拥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竞争力及财富量的重要标志或主要指标。同时，它们的不断发展也大大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并有助于人类社会据以不断地去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征服和改造自然。
其二，原始或传统的人类劳动行为的方式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类物种的类似情形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共性或同一性特征。即往往都表现为不能将已获得的劳动成果（特别是其中的剩余部分）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对象，并在通过对后者进行了二次或延伸性的劳动再加工后继续利用，或者在增加了其附加值后再利用，从而可以更为高效和充分地利用这些劳动成果。
但是，随着人类的意识观念能力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便有可能因此而逐步选择将上述劳动成果作为新的劳动对象，并通过对其妥善地贮藏和深加工或予以驯化和养殖或予以培育和种植等二次或延伸性的劳动行为进行处置。客观上，人类劳动行为的这种新的方式，不仅使得人们能够更为从容地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时之需和更为高效充分地利用劳动成果或生存资源（特别是其中的剩余劳动成果），而且也由此而开始逐步改变了人类社会过去不得不依赖于通过长途迁徙，去应对经常出现的因季节变换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食物短缺等困境现象的生存方式。并使得人类的劳动行为相应不断地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劳动种类形式（如农业、畜牧业等），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类劳动行为的能力和效率。
可见，上述由人类的意识观念能力的动因及作用形式所选择的应对策略，不仅使得人类劳动行为的方式产生了两大类创新及后果，从而既大大提高了人类劳动行为的能力、效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人类社会中逐步出现了诸如村庄、集市、城镇等更为集中和稳定的生活和劳动场所，以及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关系等社会现象问题。而且，也使得之后的人类社会能够通过这些新的劳动方式，不断去征服或改造自然，以满足其永无止境的繁衍生息的需求目标，甚至试图在外太空中去寻求新的家园。
2.当人们已逐渐意识到人类社会前述的那些原始的劳动组织形式或相关的社会关系形式，已成为人们难以提高其劳动的能力和效率，以及阻碍实现其繁衍生息的目标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主要因素时，便可能会有意识地选择通过对前者变革或改革的方式去应对或适应的策略。
如前所述，人类劳动行为原始或传统的组织形式或相关的社会关系形式，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类物种的类似情形之间都有一些共性或同一性的内容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当时的人类社会单位形式的规模都很小（包括领地及相关资源、人口的数量或规模等），人们根本就无法规模化地去从事相应的劳动种类形式（更不可能有专门去从事那些发展科技和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劳动种类形式了）；二是此时人类社会的劳动组织形式或相关的社会关系形式，仍然沿袭的是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类物种的等级制社会关系形式相类似的模式。如完全是由人类社会单位形式中的首领或统治集团的成员，负责组织指挥单位内的成员利用名义上是单位内全体成员共有的领地及资源去从事相应的社会劳动，并严格地按等级关系去分享劳动成果等相应福利或权益的（本书的第六章中还将分析讨论这个问题）。
显然，当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到一定程度后，一方面，人们会逐步意识到，上述原始或传统的劳动组织或相关的社会关系形式所具有的那些内容或特征，已经无法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发展具有规模化的劳动和发展科技等新的劳动种类形式等方式，不断地去提高其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发展的能力、效率和速度，以满足或实现其日益增长的繁衍生息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的意识观念能力及文明成果的不断发展进步，也必然会使得此时的那些在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过程中作为主体力量的非首领或非统治集团阶层的成员，在能够意识到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地位和待遇是不平等和不公正时，会因此而在上述活动过程中逐步丧失其原本由其本能即前一种动因及作用形式原生的主动、积极和创造性或动力。从而使得上述原始或传统的劳动组织形式或相关的社会关系形式，开始成为制约当时的人类社会（有可能是自原始公社末期开始）不断提高其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发展的能力、效率和速度的主要原因。即或说，开始成为导致当时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出现效率低下和缓慢停滞等社会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
因而，随着人类的意识观念能力及其文明成果的不断发展，以及随着劳动工具、科技和相关资源等因素条件在人类劳动行为中所具有的地位作用愈显重要；剩余劳动成果不断增多和人们对其进行了更为充分的利用；社会劳动的种类形式和能力与效率也相应不断地得以增多和提高之后，人类社会便有可能会根据上述变化及其不断增加的需求，逐渐主动或有意识地选择通过变革上述劳动组织形式或相关的社会关系形式的方式，予以应对或适应前述的那些新出现的社会现象问题。而上述意义上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人类文明史表明，不断通过战争等暴力的方式去掠夺或占有或兼并更多的领地、资源和人口，并因此而使得人类社会单位形式的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其个体成员的民族或血缘关系成分和文化呈多元化结构模式，从而使得人类社会单位形式以越来越成熟的国家和不同形式的国家联盟（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所谓不同的文明，本质也可能就是国家联盟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已）等表现形式出现或存在，一直都是人类为实现其繁衍生息的目标所选择的一种稳定策略。
当然，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特别是自 20 世纪之后，一方面，人们公开地通过战争等暴力方式去实现上述策略的行为，似乎已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即使客观上此时确实仍然有人将这一方式作为实现其上述策略的一个内容形式或选项，但其表现形式却往往都必然是要以文明的名义为幌子。因而，此时的人们已开始更多的是要通过不同国家之间所具有的政治、经济、贸易等竞争性关系，以及借助于复杂的外交关系和相关国际法等方式或途径，去实现上述策略了。除了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国家模式之外，人类社会中先后出现和不断完善发展的诸如联合国、欧盟、东盟、非盟和世贸组织等一系列新的跨国界的人类社会单位形式或组织形式的雏形，以及亨廷顿所说的由具有不同的文明或文化或价值观的族群所构成的团体或利益板块等，有可能就是上述演变所产生的一些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策略往往更容易伴生诸如民粹或民族主义和所谓不同文化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等之类的具有负能量效应的产物。因此，人类文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因此而更多的是选择通过所谓“零和”而不是“非零和”或相互融合的方式，去处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或文化之间所具有的前述那些有关利益和竞争关系方面的问题，并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由此而不断出现受阻、反复甚至是倒退等社会现象问题或后果。人类文明史中的那几大著名的古文明的相继消亡、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诸如“苏东事变”后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联盟形式的解体、今天的“英国脱欧”和美国不断从一些国际组织“退群”等社会现象问题，可能就算是其中的一些典型案例。
其二，人类社会通过具有不同性质的劳动分工关系形式，将有限的资源和不同成员之间所具有的不同劳动能力予以整合，从而非线性地提高了其从事相关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能力和效率，客观上也是当时和今天的人们所选择的另一种重要的应对方式或策略（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将专门分析讨论这些问题）。
其三，人类社会单位形式中的首领或统治集团阶层成员，为满足或追求其私欲或私利最大化而利用其拥有的权力所发生的一些行为，客观上使得人类社会前述的那些原始或传统的劳动组织形式及相关的社会关系形式所发生的一些变革或升级及其后果，也可能是人类社会所选择的另一个更为特殊、复杂和重要的应对策略。理论上，上述意义上的发展演变或策略及后果，也应当是发源自人类社会的原始公社时期阶段的末期，其中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人性中的弱点决定了，一旦当首领或统治集团阶层的成员们已经意识到，生存资源或生产诸要素条件及其拥有的权力等因素在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些因素与满足或实现其私欲或私利之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或内在联系时，便必然会驱使他们主动有意识地利用其拥有的权力，逐渐将当时可能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属于全体成员共有的生存资源或生产诸要素条件中的一部分据为己有。并在完全由其来决策和管控的条件下，通过强制性地组织或雇用其他非首领或非统治集团的成员，按照其意志去实现与上述资源或生产诸要素条件相对应的那些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发展的相关目标任务，且主要是由其更多地享有相应的劳动成果或权益。于是，在人类社会此时的全部人类劳动行为中，便开始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劳动组织形式或相关的社会关系形式。
而且，上述策略或发展演变客观上不仅会使得此时的首领或统治集团阶层的成员们，在上述部分的社会劳动和文明事宜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主动、积极和创造性或动力（其中的非首领或统治集团阶层的成员们，所具有的相应动力理论上却是不可能大的，往往需要通过强力驱使和物质与精神方面激励），也因此而使得这部分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所具有的发展效率和速度有可能相对更高和更快。显然，上述变革及其后果不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改变前述那些社会现象问题或后果，而且也为人类社会在之后出现雇佣劳动关系形式或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形式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上述首领或统治集团阶层的成员们为了实现其私欲或私利（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实现其人类社会单位形式的全员或整体相应的权益，或者仅仅只是以此为名义更多的却是为了实现他们自身的权益及最大化），也会将此时人类社会单位形式中名义上仍然是归全体成员共有的那部分生存资源或生产诸要素条件及对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以及全体成员理论上因此而在其中应享有的相应权益问题，强制性地纳入到完全由其来进行决策和管控的范畴。即或说，他们还会凭借权力作为其人类社会单位形式的全体成员理论上所具有的上述那些权益的代理人（理论上，这应当是国有资产和相应的国有经济最早的历史形式。本书的第四章中将专门分析讨论这个问题），并由他们负责组织和管理全体成员去实现或完成这部分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中相应的劳动职能及目标任务，并决定其中所涉及的分配关系形式等相关问题。于是，在人类社会此时的全部人类劳动行为中，也开始出现了另一种全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及相关的社会关系形式。
显然，此时在上述条件下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发展过程中，首领或统治集团成员们仍然有可能会凭借其权力从中分配或占有更多的相应劳动成果或财富。因而可能也仍然只有他们在其中具有相对更大的主动、积极和创造性或动力。而其他的非首领或非统治集团阶层成员们在其中是否具有应有的动力，则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有其理论上应当从中享有的相关权益。显然，上述不同阶层的成员此时在上述过程中所具有的动力的大或小，也有可能因此而完全相反的。
可见，人类社会此时所具有的大多数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已经开始分裂或分离为由上述两个具有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或社会关系形式的部分所构成。此时人类社会的生存资源或生产诸要素条件的所有权关系，以及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发展方式所发生的上述演变，表明马克思后来所提出的异化劳动范畴和本书第六章所提出的异化性质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等社会现象问题的雏形，实际上有可能早在人类社会原始公社的末期就已经开始以当时所特有的历史表现形式出现了。
另一方面，可能首先主要还是因为受到了首领或统治集团阶层成员为追求实现其私利最大化所具有的高昂动力的决定，当由于不同的原因而使得在上述两个部分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中作为主体力量的非首领或非统治集团成员，丧失或缺乏了必要的动力，并使得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存在效率低下和发展速度缓慢等社会现象问题或后果时，他们仍然会继续选择通过变革相应的社会关系形式的方式或策略予以应对或适应。
因为众所周知的是，由于当时的首领或统治集团阶层的成员，最初一直都更多的是选择通过暴力或暴政的手段或方式，驱使非首领或非统治集团阶层的成员去提高上述那两个部分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效率和发展速度（奴隶制时期可能最为典型），但一旦当他们逐步意识到完全依靠上述手段或方式已难以奏效，且因此还会导致管理成本过高甚至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社会负能量效应等后果时，便会在被迫不断减少上述手段或方式使用的范围和程度的同时，开始选择通过逐步扩大和发展完善前述的由其所首创的私有制关系形式的范围和表现形式（本书的第六章将分析讨论这个问题），发展商品交换关系，以及逐步赋予非首领或非统治集团阶层成员更多的相关权益等手段或方式，促使不同阶层的成员在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主动、积极和创造性或动力，从而不断地提高这些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效率和发展速度（上述手段或方式大致自封建时期开始一直沿用传承至今，只是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历史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可见，上述诸应对方式或策略，客观上不仅使得人类社会单位形式的规模和形式逐步扩大和不断发展演变，从而既有利于人们去从事和发展规模化的劳动种类形式，有利于促进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而且也必然促使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因此而产生和得以不断发展完善，从而既有利于历史性地提高不同阶层的成员在其中所具有的动力，使得人类劳动行为开始出现了具有不同性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客观上也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综上可见，其中的有关选择通过战争和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单位形式之间形成具有不同性质和表现形式的联盟或同盟，以不断扩大人类社会单位形式的规模的方式或策略及相关问题，实质上也是一部完整的人类文明史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由于该问题十分复杂，且已经有许多较为成熟的成果，本书将不再进行分析讨论；其中的有关通过各种性质的社会或劳动分工关系形式，去整合有限资源和不同成员的劳动能力的方式或策略及相关问题，本书的第五和第六章将在有关传统理论的基础上，试图从全新的视角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并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而其中有关通过发展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形式，即通过构建和不断发展完善相应的劳动组织形式及社会关系形式，去提高各个阶层的成员在从事或参与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动力，以不断提高相关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发展的能力、效率和速度的策略及相关问题，尽管已有相当多的较为全面、成熟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本书仍将在相关的章节中结合相应的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
3.当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原始或传统的社会关系形式中的一些内容形式，不仅与已有的人类文明成果或程度完全相悖，而且已成为阻滞人类文明或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步的主要障碍，即或说，已成为人类劳动行为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速度及效率的主要原因，并因此而产生了一些严重的社会矛盾及后果时，便必然会激发人们主动有意识地选择在通过不断去纠正或改变这些社会现象问题的同时，建立起更能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匹配的社会关系形式去应对或适应的策略。
如前所述，原始社会的相关社会关系形式中的不同成员之间所具有的等级制等内容形式，首先都是由人类的动物性本能或基因所具有的动因及作用形式决定了的，且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的特征。但从人类文明的视角看，它们往往又都是不公正、平等，且明显地带有“丛林法则”或原始野蛮和血腥的特征的（以至于今天有相当多的人，甚至都不愿意去看动物世界之类电视节目中的一些内容形式）。
而上述特征在人类文明发源至今的漫长岁月里，却始终都是以金字塔型的社会关系形式，即不同阶层的成员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问题及后果等表现形式存在的。显然，这些内容形式与不断发展进步的人类文明成果之间会不断出现冲突或是相悖的，也有可能不仅会成为扼杀人们参与或从事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时所应有的主动、积极和创造性或动力，以及成为导致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效率低下和发展速度缓慢、停滞的主要原因，而且，也会成为阻碍人类文明稳定可持续发展进步的主要因素。因而及时和历史性地去纠正和改变上述那些已不相适应且当时已有条件进行纠正或改变的内容形式部分，可能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或历史时期，为提高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效率和发展速度，所选择的又一个特殊的策略。
因为，人类社会中所不断出现和发展完善的诸如善、爱、平等、自由、民主、人性、人权等观念，在此基础上所逐步建立起来并不断得以发展完善的诸如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艺术、法制等精神文化类或人文体系的文明成果，以及人们根据上述成果和社会底层成员反抗斗争的作用所不断形成或产生的所谓觉醒（参见[美]罗伯特·威廉·福格尔著《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一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因素，而使得人类社会不断地对包括劳动及相应的分配关系在内的相关社会关系形式的问题，所设立和不断完善发展的、能够更多地反映或体现上述人类文明成果的有关规则或法，以及相应的社会实践等社会现象问题及后果，实质上都是人们所选择的上述策略中所具有的主要内容。
人类文明史表明，人们所选择的上述应对策略及后果，必然会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而不断得以发展完善。今天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的普通劳动者所拥有或享有的相关权益或福利，也都因此而从相对和绝对的层面大大地得以改善和提高，甚至有的还是中世纪以来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单位形式中的首领或统治集团成员都不可能拥有或享受到的。而今天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们所拥有或享有的相应权益或福利，也许即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明天可能会实现的目标或梦想。
二、随着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意识观念能力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当人们已能够逐步认识到，凭借其当时所拥有的相关能力和条件，既无法去解释和应对此时所面临的前述那些已危及实现其繁衍生息的目标的相关客观条件或困境，也无法去改变金字塔型的社会关系形式中所具有的那些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问题时，便有可能会因此而不断在人们的心灵或精神世界中，相应地产生或出现一些需要及时去安抚或满足或化解的诸如惶恐不安、焦虑、期待或希望或梦想、愤愤不平或不甘或怨恨或绝望或内疚之类复杂的情感。即或说，便有可能因此而开始在人类社会原来主要是由物质方面的需求内容所构成的繁衍生息的目标清单中，历史性地新增加一些有关精神方面需求的内容。
而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也充分地表明，一方面，上述精神方面的需求不仅会愈益增加和显得更为复杂，还会在人类繁衍生息的目标清单中占有愈益重要的地位。而且，如果能够更为理想或历史性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则有可能可以更为有效地调动或激励他们在从事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动力。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若未能及时历史性地去满足其上述精神方面需求可能产生的后果，甚至比人们因未能满足其物质方面需求可能产生的后果还更为严重。因为，它往往不仅有可能更容易直接使得相关的人类社会单位形式和成员，在各自所从事的相关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过程中，因此而丧失或缺乏其原始所具有或应有的主动、积极和创造性或动力，从而使得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出现效率低下和发展速度缓慢、停滞等后果，而且它也更容易在人类社会中导致出现社会矛盾尖锐突出和动荡、罪恶之类更为严重的副作用后果。因而这也就必然会不断促使人类社会选择通过以下两种策略去应对或适应。
1.通过不断发展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去满足人们不断增多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或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的职能任务。
从选择或寻求和祭祀用于寄托其情感以及有助于实现其繁衍生息的目标的图腾和神灵，到不断创造和发展能满足人们心灵与精神方面需求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游戏和体育活动等文明事宜，客观上不仅表明人类社会繁衍生息的目标中的精神方面需求的内容形式在不断增加和呈多元化发展演变的趋势，而且也表明此时与前者相关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种类形式，以及它们所占用消耗的资源和因此形成的产值，在相应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亦会愈益增多。
之所以亚当·斯密当年就曾明确地将宗教等文化类的文明事宜或职业及相关的预算费用，列入一国之非生产性劳动及相关国家财政的范畴，很有可能正是因为客观上他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或发现了，人类社会新增加的上述那些精神方面的诉求与权益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那些所谓的非生产性劳动与满足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诉求与权益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等相关问题。
当然，人类文明史中所具有的许多相关案例也充分地表明，其中既有因人们完全否定或忽视了人们在精神或心灵方面所具有的前述那些需要去满足的诉求与权益，否定或忽视了前述的那些相关文明成果及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与投入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与满足人们的上述诉求与权益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和客观性，而使得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业的发展及投入低于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必须拥有的规模或量，从而难以满足相应的社会需求的社会现象问题，也有因人们难以更为客观科学地揭示发现上述精神方面的需求及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业和投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既必须满足和达到又不得逾越的红线，加之有可能还要受到人性弱点的影响作用，而使得人们人为地去夸大上述需求和那些文明成果及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所具有的作用意义，并使得相应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的发展及投入，在一定的程度上超过或逾越了由当时历史条件的规定所不得逾越的红线；加之还有人将它们作为实现其私利的工具（如各种宗教的宗教激进主义和马克思所揭示的宗教所具有的鸦片功能，以及一些人将宗教作为获取私利的工具等现象）等，从而使得此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相应的后果等社会现象问题。
但是，现实中的上述情形，其结果都是必然要在使得当时的人类社会或文明的发展进程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或招致相应的惩罚后，被强制性地予以纠正的。
2.选择通过对社会劳动成果或财富进行多种形式的再分配的策略，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矛盾问题或冲突，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去满足人们因此而可能产生的前述那些精神或心灵方面的诉求与权益，从来都是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单位形式和人类社会整体实现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的一个重要选项。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实现上述策略可选择使用的手段或形式越来越多，它们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意义也显得更为重要。
三、人类文明史充分地表明，特别是当人们尚不能更为客观科学地去认识到前述那些社会现象问题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其中的一些人在面对上述那些自身完全无力去应对或无法改变的社会现象问题时，往往都会选择通过以下一些极端的方式或策略去应对或适应。
1.如当某种社会关系形式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问题，已明显与当时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文明成果相悖，且当时的人类社会也有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改善或改变时，即当上述问题已严重危及此时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底层的成员实现其最为基本的繁衍生息的目标，且他们既无法或无力凭借自身的能力去应对或改变上述困境，又难以寄希望社会来帮助其解决，而只能听天由命时，他们往往便会因此而深感焦虑不安或愤愤不平，并很容易在其所参与或从事的社会劳动或文明事宜中丧失必要的活力或动力。从人性的维度看，上述处于社会底层中的大多数人，此时客观上要么可能更容易会因此而存在着一些类似于乌托邦之类的理想诉求，要么则可能存在着选择通过暴力或社会革命活动的行为方式或策略去改变的动机或倾向。
但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也充分表明，一般说来，即使他们在面对上述困境时确实有可能会存在着上述那些理想的诉求和选择暴力方式的动机或倾向，但在缺乏必要的外在因素的策动、组织或从众效应的环境等之类的条件时，他们往往都有可能会无奈地选择通过容忍、接受，以及试图通过自身的奋斗努力去改善或改变等策略予以应对或适应。
2.而当某种社会关系形式及由此所导致的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问题，不仅已引发上述暴力或社会动乱等灾难性后果，而且也成为阻滞当时人类文明继续发展进步的主要因素时（如在人类社会的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等社会关系形式的晚期，所出现的那些带有共性的社会现象问题及后果），一般说来，作为此时人类社会单位形式中的首领或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往往都存在着选择通过暴政的方式或策略去捍卫现有的社会关系形式及既得利益的动机或倾向。
尽管在人类文明史中的不同历史时期，在他们中间确实也还有一小部分人，或者有可能是因为对被统治阶层成员所具有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条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恻隐或怜悯之心，或者有可能是因为要实现自身更为长远和更大的利益，又或者因为确实是想要代表全民的利益，也曾经能够较为理性和不同程度上地选择通过诸如前述的那些财富再分配，以及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形式历史性地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变革等方式或策略，去缓解和减少上述那些社会现象问题及后果的一些特殊案例（人们可以从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找到许多所谓贤能的首领或统治集团成员和类似的事例）。
3.但正如弗洛伊德和一些近现代的心理或精神分析学家们所剖析的那样，在上述两种不同的情形中，都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特殊或极端的形式。即由于人类社会中总有一部分成员所具有的人性或人类的本质中被界定为更为极端或阴暗的那些因素或弱点，有可能要比其他成员所具有的更多一些。因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具有上述特质的成员在前述的那两种场景中，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他们往往都有可能更多地会选择通过暴力或社会革命的方式或途径，去改变自身的境遇或现有的社会关系形式，且也更容易在其中起到策动和组织或领导的作用，或者更多的则选择通过暴政和人为地恶化、扩大或加剧社会不平等等社会矛盾现象问题的方式或途径，去维护或捍卫其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
显然，尽管导致或驱使人们选择通过上述暴力和暴政的行为方式或策略，去改变自身的命运和维护其地位及既得利益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可概括如下：
其一，如前所述，由于人们尚不能更为客观科学地认识到，人类社会为什么始终都只能选择以类似于金字塔型结构的社会关系形式存在。即或说，未能认识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为什么始终都存在着前述的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问题及后果，首先都是由前述人类的动物性本能或基因的动因及作用形式和相应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了的。
因而，上述社会关系形式及相应出现或存在的有关社会现象问题及后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历史条件下，往往都历史性地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的特征。人们除了能够在当时的人类文明发展程度容许的条件下，有限地对其进行一些调整或改善之外，都只能历史性地容忍、接受或顺从它们。而如果人们真的试图要完全凭自己理想性的意愿去简单地全盘否定或超历史性地改变它们的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除了必然会由此而招致惩罚或付出代价之外，客观上它们往往都仍然会强制性地以不同的形式再一次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人类文明史中所出现的那些从未有过间断或停歇和屡败屡战的各类乌托邦式的思想观念及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后果，实质上很有可能就是上述原因所导致的最为典型的案例。
其二，如前述弗洛伊德等学者们通过推理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类社会中客观上总会有一部分成员，其人性或人类的本质中所具有的从人类文明的视角看是极端或阴暗的因素或弱点，可能比其他成员所具有的要更多一些。因而一旦当具备了某些必要的外部环境或诱发条件时，他们往往都会比其他成员更容易具有选择通过暴力或暴政的方式或策略去实现其利益诉求的动机或倾向。
令人欣慰的是，上述学者们的推理及结论有可能并非是一种难以被证明的假说。即或说，并非像有一些人曾对此所责难或质疑的那样，完全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或政治阴谋的偏见或产物（即使客观上确实也曾有人这样利用过上述推理及结论）。因为，今天已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现代基因科学完全有望证明，寓于人体中的某些特殊的基因或基因的结构形式，有可能会对应地使得作为其载体的人类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人性或人类的本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从人类的视角看是极端或阴暗的那些因素或弱点。而如果恰好某些人所具有的上述特殊的基因或基因结构形式比其他人的更多，且其此时又恰恰处于前述的某种环境条件下的话，客观上就必然因此而有可能使得他们与其他人相比，更容易选择通过暴力或暴政的行为方式或策略去实现其利益诉求。
综上所述，本节只是相当简要地对人类的意识观念能力对其劳动行为及相关问题方面，所具有的三种不同的反抗或动因及作用形式进行了概述。而若要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探究这些问题，却既非本书所要实现的目标，也非本书的篇幅所允许和作者的能力能够去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