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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实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目标，也就必然要包括推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容。
作者认为，中国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上至少已从实践的层面或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推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目标。或者说，客观上是因为我们至少已从实践的层面或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完善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本书的“后记”部分，将对其中的相关内容概括性地进行一些总结）。只是人们可能还无暇把它们从理论的层面升华出来而已。
因而本书试图根据上述客观事实，在对传统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及其所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和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近现代的自然及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将上述我们已从实践的层面或事实上所实现了的推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目标成果，从理论的层面上予以升华。
几个世纪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和不断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人们认识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人类社会关系形式及相关问题的一门社会科学，便应运而生了。
显然，无论这门科学之后的发展状况如何，当初人们选择通过对劳动价值理论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探究，去揭示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人类社会关系形式中出现的相关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奥秘，至少从理论上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正如本书的第一、二章中将要指出的那样，人们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所要认识探究和解释的相关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在商品经济关系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内在所具有的最为基本或基础的问题。即或说，是上述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内在的本质矛盾或像诸如物理和生物等科学研究对象中的粒子和基因之类的问题。因而如果人们能够通过不断的认识探究努力而使得劳动价值理论具有更多客观科学性的话，理论上就既将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科学地去揭示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奥秘，也有助于人们能够更为从容或理想地去应对或处置这些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了。即或说劳动价值理论实际上就相当于人们在商品经济关系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相应的思想观念、选择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和建立应用经济学理论所赖以的重要理论依据或基础理论。因而，后者只有建立在具有更多客观科学性的前者基础之上，方才可能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科学地去揭示那些新出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奥秘，并能够更为合理有效地去应对或处置它们。否则，无论后者显得多么厚重、深奥、时髦、华丽和貌似合理，实际上都不过是些沙滩上的建筑而已。
但很有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人们在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探究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相关的认识方法论和科学知识成果等客观条件方面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的制约，客观上又必然使得人们对劳动价值理论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探究及所获得的成果，始终都要相应或历史性地存在着一些不完善性或缺陷甚至是错误的地方。因而对于这门科学及其的正常发展来说，人们所需要做的始终都应当是：在不断承继前人所运用的认识方法论及取得的认识探究成果中具有一定客观科学性的内容，并及时揭示其中客观存在的不完善性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的需要和当时的上述那些已得以不断发展演变的相关客观条件，不断去完善发展前人成果中所存在的不完善性的地方，从而使它不断地得以发展完善或具有更多的客观科学性。而且，人们也因而始终都只能谨慎或有条件地将前人已有的认识探究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中。这可能也是几乎任何一门科学所具有的一个正常的发展规律或客观性（即或类似于波普尔所说的：科学实际上只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
除此之外，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一般来说，人们在对它不断完善发展和对其已有成果进行应用的过程中，还必须要充分地考虑或结合它所具有的以下两个特征。
其一，人们在认识探究劳动价值理论及相关问题时，客观上往往都容易不同程度地受到各自的意识形态观念或价值观的影响或左右，从而既容易由此而相应地减少或削弱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原本所具有的超意识形态或纯学术性，也必然使得人们的认识探究成果相应地存在着一些不完善。或者说，人们在认识探究劳动价值理论及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往往都容易不同程度地戴有一副受各自的意识形态观念影响或左右的有色眼镜，并因而使得其认识探究过程及成果中相应地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且甚至还可能比人们因受前述的那些客观条件的历史局限性的制约所导致的不完善更多和更为严重。
即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有可能这也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所具有的重要区别或差异之一。（参见[英]苏珊·哈克著《理性地捍卫科学》一书中第六章的内容，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二，与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中的类似情形基本相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及相应的认识探究成果，理论上也必须是要在通过多种小样本试验或应用实践的检验证明其基本正确，进而对其客观存在的不完善性进行了完善发展，并与当时当地相应的历史条件相结合之后，方才有可能容许有条件地将其推广至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社会实践或推广应用。
但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表现为：若因社会科学中的某种理论观点或猜想客观存在的不完善，而致使人们在试验或应用实践时出现失误或失败所付出的成本代价，除了同样要由相应的物质或财富等有形的东西构成之外，还要包括大量参与其中的有关人类社会成员的生命或命运和精神或心灵的创伤等无形的内容。因而上述相应的成本代价有可能显得要更大或更为惨烈一些，也由此而要求人们在上述过程中必须更为小心谨慎。作为社会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也不可能例外。
然而，自马克思批判性地传承了圣典和古典学派的学者们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探究成果，并创建起了其独具特色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体系之后，劳动价值理论似乎就再也未能循着其原本应有的上述正常的发展规律不断完善发展，而开始进入了一个被人为扭曲了的发展轨迹或停滞不前的死胡同。不仅如此，之后的人们还因此而在对劳动价值理论中的那些最为基本或基础的范畴及相关问题的认识理解，以及对劳动价值理论在实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具有的基础理论的地位和作用意义的认同等方面，形成了更多的具有意识形态对立或对抗而非学术性争论性质的两大派别或阵营。
而且从上述两大阵营对劳动价值理论所具有的不同的认识探究和社会实践方式及导致的不同后果来看，他们都已经从不同的方面和在不同的程度上背离了前述社会科学的正常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那些规律或客观性。因而概括性地总结一下这两大阵营在上述问题方面所存在的片面性和经验教训，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所具有的实质内涵和强大生命力，不断地去完善发展和发扬光大它所应有的客观科学性和作用意义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了便于对上述两大阵营所具有的现状及特征进行比较，我概括性地将马克思，以及肯定或信奉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在实用经济学理论中具有基础理论或基石地位和作用的人们，界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肯定或信奉者一方；而将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在实用经济学中具有基础理论地位和作用的人们，界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者一方。
1.先来看肯定或信奉者一方的现状及特征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根据前述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有的正常发展规律或客观性来评估的话，马克思在对经典和古典学派学者们的认识探究成果进行了批判性传承的基础上，所创建起来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客观上至少应当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与经典和古典学派学者的情形大致相同，马克思也一定会认同：劳动价值理论既是人们认识探究人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形式及相关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奥秘的一门社会科学，也是相应的应用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
二是与经典和古典学派的学者们在认识探究劳动价值理论及相关问题时所具有的认识方法论和获得的认识探究成果相比，马克思在上述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科学性的内容成分，理论上也一定要比前者所具有的更多。
三是马克思仍然会受到其所面临的前述那些主客观方面条件的历史局限性的制约或影响，而使得由其所创建的劳动价值理论，相应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一些需要后人不断去完善发展的地方。
可见，如果人们能够将劳动价值理论（包括由马克思所创建的），还原为是人们认识探究人类社会在商品经济关系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形式及相关问题奥秘的一门社会科学的话，那么界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存在着上述特征，就既符合客观事实或它作为一门科学自身所具有的正常发展规律或客观性，也容易被更多理性的人们所认同或接受。因而，之后的人们所需要做的就应该是：要在有条件或与当时当地的客观历史条件相结合的前提下，应用马克思已有的认识探究成果。并在充分结合和运用当时已历史性地得以发展演变了的前述那些客观条件，确保能及时和更为全面准确或客观科学地揭示发现前者所存在的不完善性，以及导致其产生的原因等相关因素的条件下，不断地对其进行完善发展。从而使得它具有更多的客观科学性，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当时的人类社会或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需要。
然而，至少从今天已出现了的种种现状来看，后来的大多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肯定或信奉者们，似乎并没有完全按上述要求去做。他们在现实中不仅只是简单或盲目地将马克思的那些原本还需要不断去完善发展的认识探究成果，视为是不变和不容触碰或更改的真理或法则，并将其作为确定自身的意识形态观念、信仰和言行或社会实践活动准则的理论依据和基石，甚至在未能与本国的国情、文化和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前提条件下，就直接将其应用于以亿为单位的人口大样本的社会实践中。与此同时，他们还据此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和不断发展、已经和仍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且尚有相当活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关系，进行了几乎是全盘式的否定，并超前地向人们昭示了它们都行将灭亡的历史趋势及结果（如同在那些科幻片中，人们超前地警示或昭示了宇宙终将走向寂灭那样）。
因为，他们一直都坚持认为：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或交换价值及其的一系列诸如价格、生产价格、利润和社会财富等货币表现形式，几乎被界定为是由他所理解和界定的劳工阶级或劳动力商品们所创造的。或者说几乎被界定为是由后者在商品或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过程中，所付出并凝聚或积淀在商品中的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的表现形式而已。
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关系的条件下，作为上述意义上的所谓价值或交换价值及其一系列的货币表现形式的创造者的劳工阶级，却往往只能从中分配到勉强能够维持其再生产所需的工资或劳动报酬部分；但作为其中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阶级，却可以在从中收回其为此所投入的相关资本费用后，凭借相应的社会关系形式占有或剥削超出其资本投入的那部分增量或上述劳工阶级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而且劳工阶级从中所分配到的仅在由其所创造的上述总量中占极少部分，而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资本家阶级从中所收回和占有或剥削的却在上述总量中占绝大部分。
于是，人们便认为这似乎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所出现的前述那些社会不平等和贫富悬殊或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根据马克思据以所提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而将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并成为阻碍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种桎梏，且行将消亡的历史趋势的原理，而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无论是从解放在人类社会全体成员中占绝大多数的劳工或被剥削者阶级自身，还是从解放社会生产力和促进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的需要来看，作为此时的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即上述劳工或被剥削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必要及时地通过社会革命或暴力的方式剥夺那些“剥夺者”，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现象甚至是商品经济关系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关系形式。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及由肯定或信奉者据以所推断的上述结论，客观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种种社会矛盾冲突和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等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都充分表明：上述理论及历史趋势原理，客观上也存在着许多合理或科学的内容形式。
一方面，尽管上述那些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今天，已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和改变（特别是在那些发达国家中，劳工阶级的贫困化问题更多的可能都已表现为相对的，他们所具有的各种权益至少从形式上看也大大地得以改善或提高了），但那些贫富悬殊或两极分化，发达与欠发达国家及地区之间或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或冲突，以及各种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的经济危机、中等收入陷阱、生态失衡或灾难和存在着可能毁灭人类的威胁（如核武库）等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却不仅始终客观存在，而且已日趋严重或恶化了（[美]雅克·巴尔赞在其所著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一书中，就曾对上述历史趋势的过程及后果有过相当细致和准确的描述）。
另一方面，由上述理论和历史趋势原理及推论所揭示的劳工阶级之所以被剥削或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原因，以及为此所提出的应对方式等相关问题，与人类文明史中的那些在当时的人类社会关系形式中处于底层的人们为此所具有的直观感觉，以及他们为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等权益所具有的理想诉求或愿望和相应的文化成果，也都是一脉相承或相吻合和呼应的。因而它一直以来都仍然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
然而上述客观性却并不能成为人们可以在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所存在的不完善进行历史性的完善发展，以及与自身的国情、文化和已不断得以发展演变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前提条件下，就简单地将其界定为导致前述的那些社会矛盾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并将其直接应用于超大型样本环境条件下的社会实践的理由。
尽管马克思可能也是反对这样去做的（他就曾多次对那些滥用其理论的人们说过，他并不是后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遗憾的是，后来有相当多的肯定或信奉者却确实是这样去做的。百余年来，他们直接据以所进行的一场场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实践活动，至少影响和左右了当时的人类社会中的一半以上成员的言行或生活方式。
显而易见，人们在上述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尽管确实都曾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同程度地对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过一些积极或理想的成效，但都没有、也不可能去实现人们理想或预期的目标。其中主要的原因就表现为：
由于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并未能更为客观科学地揭示导致前述那些社会不平等、贫富悬殊或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原因，因而尽管上述那些社会革命或实践活动确实都曾迅速地在很大程度上改观了上述社会矛盾问题，并极大地激发或调动起了社会底层的成员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主动、积极和创造性或动力，但它们更容易忽视甚至是扼杀或抑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必需的统治集团和社会精英阶层成员们所具有的相应动力，并使得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因此而缺乏强大、高效的领导和不断创新或引领的力量及促进作用。因而上述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由此而出现了短暂的迅猛高涨现象后，却往往都难以具有可持续性。20 世纪 90 年代初所出现的所谓“苏东事变”（即指在上述那些肯定或信奉者们的国度中所发生的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颜色革命）等现象，至少就标志着上述意义上的那些社会实践的尝试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
因而，此时有相当多的人在不得不放弃上述那些尝试的同时，也因此而完全放弃了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甚至是劳动价值理论本身的肯定或信奉。而对于其中的那些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要兑现历史的承诺或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仍然需要坚持作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肯定或信奉者的人们来说，此时却面临着以下两个必须及时去解决或应对的问题或挑战。以当时的我国为例，这两个问题或挑战可概括为：
其一，如果人们为了兑现和承担上述那些承诺和责任而仍然需要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话，那么就必然是要在及时对曾经因简单盲目地据以所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及造成的失误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更为客观科学地去揭示发现其中所存在的不完善性，并通过相应的发展完善或推进实现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努力而使得其具有更多的客观科学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去寻求和界定导致前述的那些社会不平等、贫富悬殊或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原因。
其二，与此同时，又必须尽快地去解决或应对由前述的那些不成功的尝试或社会实践活动所导致的已危及其国家或民族存亡的种种后果问题（如此时与发达国家相比，已十分贫穷落后，以及因而使得其时时处处都有可能处于被动状态等）。
显然，尽管上述两大问题或挑战都显得十分重要和具有紧迫感。但由于前一个问题或挑战，并非人们可以通过一朝一夕的努力就能够轻而易举去解决或应对得了的，且其更多的也只表现为务虚层面上的东西。故即使人们一时半会儿未能理想地去完成相应的历史性任务，似乎也并无大碍。即或说，客观上也容得下人们多费点时间去应对。而后一个问题或挑战，由于更多的是表现为直接关系到人们实现其繁衍生息目标或务实层面上的东西，加之此时的它们甚至已达到了危及其国家或民族存亡的程度。故即使人们在解决或应对它们时要受到前一个问题或挑战所具有的那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束缚或制约，似乎也容不得待由其理论家们去解决或应对了这些问题后，再来解决或应对它们了。
可见，此时的人们所面临的是必须尽快地去选择一个既能够快捷高效地去应对和缓解因简单盲目的应用或社会实践所导致的种种后果，又能够切实兑现和承担其作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肯定或信奉者所具有的那些承诺和历史责任的策略的问题。
于是人们在迅速果断地纠正了一些明显的历史错误（比如在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那些曾经由此而被列入另册的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成员恢复了公民身份等），放弃了过去的那些“左”的社会实践活动或折腾方式的同时，一方面，迅速地通过改革开放，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与现代的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规则相结合或全面接轨，并期望因而能够更快更好地去应对和缓解前述的那些已危及其繁衍生息或民族存亡的困境或危机。另一方面，则希望其理论专家们也能够及时地去根据上述改革开放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完成完善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我以为，这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内容）的历史性任务，从而使其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活动能够拥有更多客观科学性的理论基础或依据。
毋庸置疑的是，上述策略客观上所产生的最大效应，就是突然极大地激发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成员（特别是其中的底层和精英阶层的成员）在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动力，由此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短短四十余年，不仅迅速和有效地克服和缓解了前述的那些困境和危机问题，而且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取得的成效。甚至使得一个原本还十分落后和在国际社会关系中尚无足轻重的国家，迅速成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或影响今天的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和走向的主体力量或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上述策略所取得的奇效确实值得人们引以为傲，该策略所具有的实质内涵及其实现上述奇效的作用机理等相关问题，也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去认真总结的时髦话题（本书的有关章节和后记部分，还要概括性地讨论与其相关的话题），但其客观上也存在或潜伏着一些可能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导致出现不稳定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因素，或者说，也存在或潜伏着一些可能会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矛盾问题。
一方面，人们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并取得了上述成就之后，并未及时去完成揭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客观存在的不完善性的地方，以及导致其产生的原因等问题的历史性任务。自然也就谈不上能够在及时对已有的历史教训进行必要的深刻反思或检讨之后，对实现推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意义上的完善发展了。也不能在此基础上揭示导致前述那些社会不平等、贫富悬殊或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问题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同时又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仍然声称要坚持它们。客观上这也就必然使得上述改革开放活动至少与人们声称所坚持的劳动价值理论之间，似乎存在着相悖或相违的地方。
另一方面，尽管人们可能已经意识到前述的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在实现改革开放的那些奇效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客观存在的必要性或必然性，却又无法及时为此寻求到一个既不与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相矛盾或冲突，又能令自己的内心信服或可自圆其说的理由。
而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人们仍然缺乏实现推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所必需的相关条件（在本书的第二、三、四章中，作者试图为探索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尝试），因而可能他们即使有心却又无力去完成上述那些历史性的任务；二是有相当多的理论专家或学者们，可能在面对由前述的那些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活动所提供的种种红利的诱惑时，也并不愿意丧失这些只需要通过简单的抛头露面就能挣钱的机会，而已经无暇顾及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从内心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存在的疑问。
于是，人们往往选择的是通过沉默去应对上述那些颇令人尴尬的问题。显然，沉默是无法保证人们最终能够从上述处境中全身而退的。因为在这个看似暂时还并无大碍的尴尬处境中，实际上却潜伏着以下一些可能会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不稳定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因素。
首先，对于任何一个多少都有着一些今天的正统教科书仍然还在传授的劳动价值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常识，也有着一些相应的历史知识和经验的人来说，他们对于以下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所具有的本质的理解或认识，理论上都应当是心知肚明的。即前述的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本质上与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些被剥夺了的所谓“剥夺者”或剥削阶级都应当是基本相同的。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性的影响或作用，当先富起来的人还并未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层面影响或危及大多数人正常的社会生活，且还能使人们分享到因改革开放和由前者的作用所提供的种种过去从未有过的红利时，便很有可能会使得人们无睱或不愿更多地去在意和质疑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与正统的理论知识和历史经验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或冲突问题。所以，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上述矛盾或冲突似乎已完全被改革开放突然带来的奇效或红利所屏蔽了。
但这种屏蔽却只是暂时的。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旦人们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之间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所具有的差距愈益加大，且已超出了某个令人们难以容忍和接受或客观上所不得突破或逾越的神秘的度或红线，以及人们从改革开放和前者的作用中所能够分享到的红利也已愈益减少，加之如果还未能及时地去消除绝对贫困化现象、减少贫富差距，以及无法确保大多数人都能历史性地享有相应的权益时，便必然会迅速地唤醒早已根植或融于人们大脑和血液中的前述那些正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知识和相应的历史经验，并据以去反思或质疑甚至要求改变前者与自身之间所具有的巨大差距等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了。
特别是对于其中的那些之后才陆续出现的所谓农民工的二、三代和城镇中不断出现的弱势群体来说，由于他们并未直接分享到当初由改革开放和先富起来的人的作用所释放出来的红利，或者所分享到的红利很少，且他们感受到自身与后者所具有的差距已经很大了时，上述潜伏着的那些可能会导致出现不稳定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因素及其所具有的负能量效应，便会因而显得日渐突出和典型。
其次，此时对于那些同样也曾有过前述的那些正统的理论知识教育和历史经验洗礼，但因不同的原因（包括他们自身所拥有的某些条件和能力）而及时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有幸先富起来的人们说来，当他们也感觉或意识到自己与广大的劳工阶层成员和弱势群体之间所具有的贫富差距，已达到了某个敏感的节点或警戒线时，前述的那些同样也早已植根于或融入其大脑或血液里的正统理论知识和历史经验，以及可能直接是由其父辈或祖父辈们曾经作为剥夺“剥夺者”或被“剥夺者”时的亲身经历所提供的警示，便必然会使得他们不可能轻易地忘记或低估此时仍然还具有合法地位的那把剥夺“剥夺者”的理论大刀所具有的威力。客观上也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抑制他们在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动力。
于是有可能是受到所谓前车之鉴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完全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往往都会因而以种种不同的名义或理由和形式，逐步静悄悄地将其家人和财产转移至他们认为是更为安全的国度。据有人统计，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惊人、庞大的数目。尽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此可能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并无大碍，甚至还有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积极效应（如通过移民扩大文化影响、有利于国内市场的洗牌或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等），但由此所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的心理效应及其后果却是不容轻视的，对于确保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民营企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因而无论你如何宣告或承诺要保护私有财产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若未能通过完善发展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去反思过去由此而曾出现过的那些失误，从而解除人们心中的上述那些顾虑或包袱，可能产生的效果都是十分有限的。
况且，声称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人们，理论上也只有在较为理想地解决或应对了前一个问题，即揭示了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所具有的不完善，历史性地完成或实现了相应的完善发展或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客观科学地揭示导致前述的那些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等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后，方才能够更为自信和理直气壮地昭示他们的坚持，也才有可能使得具有更多客观科学性的劳动价值理论，能够更好地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2.再来看看前述的那些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否定者们一方所具有的情形与现状
显然，他们不仅完全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甚至还干脆完全否定由那些可称得上是其嫡系先辈的重商、重农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所创建、传承和不断完善发展的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在应用经济学理论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可见，他们已完全不再像其先辈们那样，还能朴素地将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所出现的相关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中内在的本质矛盾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其认识探究的对象和理论依据，而是在忽视或完全否定了劳动价值理论的条件下，将现实中的诸如效用、供求关系、价格、利润和财富等，仅仅还只是劳动价值理论的相关范畴的表象或表现形式的一系列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直接作为他们认识探究对象，并提出了一个个声称与劳动价值理论完全不相干且相对立或抗衡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我们可以概括性地将这些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近现代的代表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哈耶克为代表的学者们所创建的、以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另一类则是由凯恩斯为代表的学者们所创建的、以重商和重农主义者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所谓不完全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参见[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现代史表明，上述两大类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其一，它们所具有的同一性特征表现为：都更偏重于去激发社会精英阶层成员在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动力，却忽视了通过改革分配等社会关系形式的途径去激发社会底层的成员在其中所具有的动力。
其二，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某个历史时期或某种历史条件下，确实都曾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或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产生过许多具有正能量作用的效应特征及后果。但当它们处于其中的另一个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时，或者说当上述具有正能量作用所赖以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时，它们往往又有可能会突然成为阻滞当时的经济社会或人类文明健康可持续发展进步的主要因素。因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现代发展史中，它们往往都会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各领风骚若干年循环轮回的方式轮番出现。而它们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确实还具有一定的客观科学性的内容成分和正能量作用的效应特征，却往往也会随相应的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迅速地减少和消失。可见，尽管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都具有相应的正能量作用，但它们客观上又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片面性或缺陷。
其三，由于它们相互之间不仅难以共处或相容，似乎也缺乏能够使得双方可实现平稳过渡或循环轮回的衔接机制。故它们在分别作为左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理论依据所进行的每一次硬着陆式的循环轮回中，客观上都要使得人类社会为此付出相应的损失或代价，且每一次循环轮回所付出的损失或代价也都要比上一次的更大或更为惨烈。可见，它们相互之间所不断进行的循环轮回，既是不可避免的，也都必然是要使得人类社会相应为此付出一定的损失或代价的。
因而尽管人们似乎对它们都难以割舍或既爱又恨，但每每在面对由它们的循环轮回作用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对其深感失望时，也从未放弃过寻求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但事实表明，即使人们勉强找到了类似于后者的路（如西欧各国就将其推行的所谓福利主义或混合经济的模式，称之为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其实质也不过是简单地将上述两大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混合所形成的一种大杂烩而已。而且现实也充分证明，一方面，人们不仅难以把握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上述大杂烩中到底该各占多少比重，以及它们在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各自所更为适用的领域和程度等相关问题。另一方面，由这个大杂烩所造就的所谓普遍福利并不可能持久或具有可持续性，由此所导致的具有负能量作用的效应特征及后果，也并不会比前述分别由上述两大类经济学理论体系单独作用时所导致的后果更好。
显然，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会普遍出现和日趋恶化，诸如像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中等收入陷阱、衰退及对衰退的焦虑、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争端、由依赖移民所导致或加剧的不同文明或族群之间的冲突等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主要的原因之一很有可能就是由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前述那些缺陷或乱象所致。
因为，由前述的那些否定者们所提出的两大类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以完全否定劳动价值理论为前提的。他们已经不再像其嫡系前辈重商和重农主义者及古典经济学家们那样，将认识探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中所具有的有关问题，作为认识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形式中的相关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切入点或对象，而是直接跨越了前者，将只是作为前者的表现形式的后者即诸如价格、效用、供求关系、利润和财富等问题作为切入点或对象。即或说，此时的他们已完全撇清了与其嫡系先辈及劳动价值理论之间客观存在的血缘关系。问题是真的能撇清吗？
以凯恩斯提出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例。其实质上是与作为其嫡系祖宗的重商和重农主义者们所提出的有关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学者们提出的有关理论，实际上更多的却是他们当时在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认识探究后取得的相应成果基础上所提出或创建起来的。
再来看那些以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或依据，所提出或创建的所谓自由或完全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显然，提出这些理论观点的人们在声称与劳动价值理论无关时，实际上同样也否定或忘记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或理论，更多的也是由其在对劳动价值理论有关问题的认识探究后所取得的相应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即或也是亚当·斯密以其劳动价值理论认识探究成果为依据提出来的。
可见，上述两大类经济学理论体系都并非悬在空中的楼阁，它们本质上都不过是劳动价值理论这棵进化之树中的一个枝叶而已。而其中的经济学家们出于不同的目的或原因完全否定劳动价值理论（除了有意识形态对立方面的原因之外，本书的相关章节还将指出：他们缺乏相应的认识方法论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必然使得其经济学理论体系既会由此而存在着许多类似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矛盾问题或尴尬，也注定都将是充满不完善或缺陷的。
因此，即使否定者们有幸能避免前述的肯定或信奉者们因盲目或简单地信仰和实践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所付出的那些损失或代价，甚至一度还曾为此而幸灾乐祸。但他们却无法逃脱因完全否定了劳动价值理论，而必然使其不可能去揭示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人类社会关系形式内在的本质矛盾，也不可能更为客观科学地去认识和应对其中所存在的相关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并由此而同样必然会使得其经济社会或文明的发展进步，相应的要为此付出有可能是更大的损失或代价（特别是自 20 世纪初至今的百余年间，资本主义世界中先后出现的若干次具有不同表现形式和愈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衰退趋势等现象，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客观上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走向衰退和消亡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劳动价值学说理论的肯定或信奉者和否定者们的不同行为及其后果都充分地表明，人们几乎已经完全掩盖或扭曲了劳动价值学说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原本所具有的客观性，并严重地阻滞或冻结了其不断完善发展的进程。而在此期间，理论界中真正能够超然于上述那些更多的是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对立或对抗，且既能够更为客观科学和历史性地对待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已有的认识探究成果，又能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该理论进行有实质意义上的完善发展的人及成果，却几乎已再也难觅踪影了。显然，曾经具有旺盛活力和感召力的劳动价值理论，今天却似乎已凋谢或衰落和被人们所遗忘或遗弃了。
问题是，难道这个曾经被若干学者们通过数世纪的不懈追求才得以创建和不断完善发展，且也曾经被人类社会中相当多的成员奉为科学真理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劳动价值学说理论，真的就只是昙花一现，即或真的就只是一场误会甚至是伪科学或骗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劳动价值理论的命运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窘境，最为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上述那些形形色色的肯定或信奉者和否定者们，都并不是事先就能够理性地将劳动价值理论视为人们认识探究客观世界的一门科学。正如美国的苏珊·哈克教授在其所著的《理性地捍卫科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是非神圣的：像人类的其他事业一样，它归根结底是易错的、不完美的、获取成绩是不平坦的、经常是摸索性的、不时也有腐败、当然也是不完善的。同样，它也不是一个骗局……涉及科学知识、证据和探究的条件，它是认识论的。”（[美]苏珊·哈克著《理性地捍卫科学》第 3 页。）
如果人们真的能够事先将劳动价值理论，还原为是一门认识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形式及相关问题的科学的话，那么它客观上也就必然如苏珊·哈克教授所说的那样：既非神圣，亦非骗局。而更应当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运用自身不断提高和改善的抽象认知能力及相关的科技知识与物质条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形式及相关问题的不断认识探究后，逐步和无限接近于揭示其内在所具有的本质意义上的东西或奥秘，从而有助于人们不断地去选择更能够适合当时人类社会或文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或策略的一门社会科学。
显然，在上述过程中，一般来说，人们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历史条件下所可能获得的认识探究成果，理论上都只应当是在之前的人们所获成果的基础上，从一定程度上不断地得以进步或完善发展了的。即或说，理论上都应当是相对具有更多客观科学性的内容成分了的。但与此同时，如前所述，由于种种相关主客观方面的历史条件所具有的局限性的制约，它们相对于所谓的真理或客观科学的要求说来，却一定还历史性或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一些不完善或缺陷甚至错误的地方。因而，如同漫长的劳动价值理论发展史所昭示的那样，人们在上述过程中所能够做的就只能是：既应当历史性地承认劳动价值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认识探究成果中的那些具有客观科学性的内容成分，力争尽可能客观科学或全面准确地去揭示发现其中所存在的不完善性，并不断地去完善发展它们；同时将已有的具有一定客观科学性内容成分的成果，有条件地应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去。
可见，科学及其成果对人类社会或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是有益的，但它又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一个终极版的万能的成果和方案。劳动价值学说理论亦是如此。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如前所述，在带领亿万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迅速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从实践的层面不断推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为此，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过不懈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境界。2021 年，时值建党百年大庆，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要求理论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2022 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要求。
基于此，本书试图在前人（主要是马克思的）有关劳动价值理论已有认识探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和运用中国和西方文化中的认识方法论成果和现代相关科技知识等客观条件，对劳动价值理论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一次深入的反思和认识探究，并相应地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全书的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对劳动价值理论发展史的简要回顾”，围绕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劳动和价值范畴相关问题所进行的认识探究及取得的成果，概括性地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史进行回顾。并着重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1.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劳动和价值范畴及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实质上是人类文明史中在出现了商品交换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历史条件的那些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关系形式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内在所具有的最为基本或基础的问题。即或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涉及的上述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内在的本质矛盾所具有的相关问题。亦即相当于是物理或生物科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涉及的有关粒子或基因之类的相关问题。
2.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人们认识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人类社会关系形式及相关问题的一门科学，因其客观上要不同程度上地受到当时所具有的主客观方面条件的局限性的影响或制约，必然使得人们的认识探究努力及取得的成果，因而始终将存在着一些不完善性或缺陷甚至是错误的地方。即或说，人们对劳动和价值范畴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探究及取得的成果，因而至今仍然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性。而导致这些后果的上述那些主客观方面的条件主要可概括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在认识方法论和相关科技知识成果等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或条件，以及人们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相应的社会需要。
3.当下的劳动价值理论处于一种十分微妙和尴尬的境地。而在这些不正常的现状中，客观上却存在或潜伏着一些可能会影响或危及人类社会实现健康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因素。
第二章“人类劳动行为的二元动因及作用形式”，结合和运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或进化论和现代基因科学及考古学等相关科研成果及其所涉及的认识方法论，明确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1.人类劳动行为及相应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客观存在和不断发展演变，都是由人类所具有的动物性本能或寓于其体内的基因和意识观念能力的二元动因及相应的作用形式决定和不断驱动的。
2.人类社会不断繁衍生息的目标和相应的劳动行为过程，都是要以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单位形式为最基本的单元去实现和开展的。因此，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类物种的类似问题相同，人类社会也是要在首先确保每一个人类社会单位形式整体的繁衍生息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下，方才有可能确保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和人类社会整体的繁衍生息目标得以实现。
3.人类社会或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单位形式所具有的完整的人类劳动行为，客观上都是要由类似于亚当·斯密提出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所构成。即由类似于这两大具有完全不同的劳动职能或目标任务的劳动所包含的不同劳动种类形式构成。
4.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形式，以及其中始终都有可能要客观存在的诸如不平等、贫富悬殊或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问题，既具有其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即或必须历史性地达到、又不得过度突破或逾越由相应的自然法则决定的某个神秘的度或红线的一面；也具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允许或要求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或途径，不断对其中的某些内容形式在相应的程度上或历史性地予以改善或纠正的一面。
第三章“人类劳动行为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特征暨个别或具体劳动与劳动一般范畴”，主要分析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几乎任何一种客观事物的认识探究，都是为了要实现满足其繁衍生息的某种需求目标。但因要受到包括认识方法论与相关的科技知识成果、资源，以及意识形态观念和社会需要等主客观方面的条件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的制约，一般来说，人们往往需要经历三个不同层次的认识探究阶段和过程，在对前人的认识探究成果进行传承和不断完善发展的基础上，方才有可能更为全面准确或客观科学地去实现上述需要和可能实现的认识探究目标，并无限接近于实现人类认识探究某个客观事物的所谓终极目标。
而人们今天对人类劳动行为这一客观事物及有关问题的认识探究所进入的阶段和过程，以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二重性范畴或原理为标志，也才刚刚进入到了其中的第二个阶段和过程或相应的层次。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范畴或原理本身也尚存在着一些不完善（本书第四章中将专门分析讨论这个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之后的人们也需要不断取得有实质意义的完善发展成果。
2.着重介绍在类似于上述人类认识探究客观事物的第一个阶段中，人们是如何运用类似于形式逻辑的认识方法论和结合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从众多纷繁复杂的人类劳动行为现象中，揭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性与同一性，进而据以提出所谓的个别或具体劳动和劳动一般或一般劳动这对范畴的。
本章还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也正是在上述认识探究阶段和过程及其所获得成果的基础上，进而运用辩证逻辑的认识方法论，方才有可能首先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等范畴及其原理的。
第四章“劳动二重性范畴及其原理”，主要分析讨论以下一些内容。
本章在尽可能更为客观准确地理解和消化黑格尔《小逻辑》一书提出的所谓“两种同一性”关系、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的《易经》等文献中所涉及的相关认识方法论的基础上，明确地将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二重性双方界定为是构成或作为人类劳动行为或劳动范畴内在的本质矛盾双方。或者说将其界定为隐藏于劳动内在的类似于生命体或物质中的基因或粒子，亦即界定为中国文化所说的构成劳动这一客观事物太极中的阴阳两方。并据以对劳动二重性双方所具有的实质内涵、对立统一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不同的对立统一体形式等相关问题，重新进行梳理和界定。明确指出：劳动二重性与之后将要分别分析讨论的商品二因素和两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三对范畴及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实质上都不过是相同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在不同的维度上所呈现的不同的存在形式而已。或者说它们是相同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从不同的维度所呈现的越来越具象或具体化的表现形式而已。
进而还指出：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存在的前述那些不完善性或缺陷甚至是错误的地方和争议，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人们并未完全认识把握劳动二重性范畴所具有的上述实质内涵及相关问题。因而如同马克思将劳动二重性原理界定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一样，读者们消化和理解本章的有关内容，对于理解上述问题和本书之后几章将要陆续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来说，都将是大有助益的。
第五章“人类劳动行为或社会分工关系现象问题”和第六章“异化性质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主要结合和运用前几章中所提出的新的认识方法论观点，第一次将人类劳动行为的分工关系形式，划分为具有完全不同性质和实质内涵的两大类：即人们一般或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和本书所提出的异化性质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并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讨论。
在第五章中，着重分析讨论所谓一般或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及其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以及导致它们产生和不断发展演变的原因等相关问题。并在对传统的劳动分工理论在上述问题上所存在的不完善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完善发展的意见或新的观点。
在第六章中，第一次提出并着重分析讨论所谓异化性质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涉及的相关问题。明确指出：根据本书第四章对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原理进行完善发展努力后所提出的那些新的观点，当人类劳动行为内在的本质矛盾即劳动二重性双方，以及它们各自所涉及的不同的劳动职能及目标任务和相应的劳动行为部分，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历史性地分离开来，并通过类似于前述一般或传统意义上所指的那种劳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的方式，分工为由人类社会中的不同阶层成员专职或专业地去承担和实现或完成时，即表明人类社会出现了所谓异化性质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
进而在对上述特殊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所具有的实质内涵和作用意义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分析讨论它们与第五章所述的人们一般或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关系形式和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范畴之间所具有的异同和内在联系等相关问题。
第七章“商品二因素与交换价值范畴”，分析讨论了有关价值与交换价值范畴之间所具有的本质区别与内在联系等相关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1.明确指出：价值范畴作为商品二因素中的一个方面（也即与劳动二重性中的抽象劳动方面相对应的产物），从辩证逻辑或辩证法对立统一法则的认识方法论维度看，它自身是不可能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能够在撇开与其同集于一体且相对应和对立的另一个要素方面即使用价值（也即与劳动二重性中的具体劳动方面相对应的产物），以及后者所具有的同样重要的内容和作用后（且绝对不仅仅是所谓的“物质承担者”之类的内容和作用，甚至还有可能比与其相对应的价值要素方面所具有的内容和作用更为重要和更大），独自去决定或形成作为商品二因素双方的对立统一体形式的商品及其的交换价值和一系列货币表现形式等范畴的。
用中国文化和现代科学中的相关成果来说，这就如同封建父权时代的人们将原本是作为父母双方共同作用产物的子代，视为只是由其中的父亲单方面作用的产物，而实际上他们则是作为其父母双方的不同基因共同作用的产物，且在一定条件下母亲一方基因构成的作用甚至还有可能比父亲一方基因构成的作用更强那样。
2.进而指出：商品或其交换价值及其的一系列货币表现形式如价格等范畴，实质上都不过是商品二因素双方通过对立统一关系所形成的对立统一体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它们实质上都是某单位商品所具有的可换取满足其所有者的某种需要的其他商品或服务的量或能力。因而它们既是其中所涉及的价值（即其所代表的劳动二重性中的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亦是其中的使用价值（即其所代表的具体劳动）的表现形式。即或说，此时的商品及其所具有的交换价值或货币表现形式价格等范畴，已经既是又不是其中的价值，既是又不是其中的使用价值了。
第八章“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所谓的价值转型问题”，明确指出：客观上必然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并在分别分析讨论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实质内涵和作用意义后，介绍它们与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之间所具有的逻辑关系或内在联系。进而指出：所谓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质上不过是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越来越具象或具体化的存在或表现形式而已。因而它们对人们完成认识探究劳动价值理论及相关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历史性任务说来，同样也具有枢纽意义上的地位和作用。本章还从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重新论证所谓的价值转型问题。
第九章“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反思”，则结合前述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在对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范畴所具有的历史背景及不完善性等相关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剩余的交换价值和剩余的价值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或范畴，并论证它们与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的社会现象问题或范畴之间所具有的本质区别和内在联系等相关问题。
本书的“后记”则将上述九章的认识探究所得到的感悟，概括性地进行了总结。
1.本书所提出的一些创新性的观点，肯定仍然不可避免要存在着许多缺陷。且即使可能有一些亮点的话，也还仅仅停留在定性的认识探究的维度或层面。而如果人们要更为客观科学地去完成对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完善发展的历史性任务的话，除了需要继续从定性的维度或层面不断地去努力之外，还必须要在此基础上运用相关的知识技术条件为其构建起合适的数学模型，从定量的维度或层面去完成相应的认识探究任务。
2.始终必须要保持在由相关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某个度或红线范围内的国家或中央集权制和金字塔型的社会关系形式，不仅是人类社会或文明之所以能繁衍生息至今和得以不断发展进步的前提条件，而且如同生命和宇宙现象的存在及其终将死亡和寂灭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一样，也是完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3.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效，除了中国所特有的认识方法论或文化和人口红利、全产业链、超大市场规模、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条件外，不仅得益于人们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文化和现代的商品交换关系或市场经济规则实现了有机结合，也得益于人们至少已经从实践的层面，不同程度地完善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所具有的前述那些不完善性，即已在很大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只是我们的相关理论专家们可能尚无暇将它们从理论的层面概括和升华出来罢了。
本书曾于 1995 年和 2003 年分别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经济体制改革》杂志以 95 专辑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对劳动价值学说理论的重新论证和研究”和“劳动价值学说新论”的书名刊行和出版。此版是作者自2011 年开始，在陆续对上述书稿从文字、结构和理论观点等方面进行了可以称得上是脱胎换骨式的修改后，于 2024 年 1 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