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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的历史进程是随着国际之间的商务活动兴起而出现的。
一般认为，我国的商务英语教育大致有100年的历史。莫再树 ［1］ 认为，1867年京师同文馆开设英语“经济学”课程是一种商务英语教育。莫教授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合理的。首先，商务英语本科教育必须有经济学课程；其次，用英语讲授经济学课程，从语言角度而言，被使用的英语也属于商务英语性质，因为当英语承载了国际商务知识内容时，便属于商务英语范畴。
国外的商务英语教育史更早。早期的商务英语学习书籍都只是英语与其他语言，特别是法语的对照手册而已，突出了实用的特色。第一本这样的手册是由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于1483年左右在他位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新建成的印刷厂里印刷成册 ［2］ 。该商务英语手册的出现表明商务英语教育历史的开始。
若从英语用于跨文化商务交际的视角来看，商务英语的历史则更长。我们可以将我国的商务英语历史分为远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历史时期。
（1）远代：1840年以前；
（2）近代：1840—1949年；
（3）现代：1949—1978年；
（4）当代：1978年至今。
在近代之前，汉朝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中国与东亚、中亚至欧洲的陆上交通，促进了我国的国际商贸。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另外，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中国海上丝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又被称为“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唐朝的盛世及外交的开放和商务的往来，使各国文化、物资得以交流。在唐代，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科技文化全面繁荣，国际交往十分频繁，这一切推动着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进入了繁荣时期……从唐代中、后期开始，航海政策发生了重大改革，航海活动的经济价值得到了重视，出现了专门管理海外航运贸易的官吏——市舶使与机构；国内的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登州等，也成为当时名噪中外的航海贸易大港 ［3］ 。之后，元代与中亚的商业交流十分频繁；明清两代受到西方国家海上发展的影响，海上国际贸易发展迅猛。我国历史上这些与外国的通商活动中，尤其是在与欧洲诸国的商务交际中，英语是会用到的交际语言之一。这种有商务交际目的的英语即所谓“商务英语”。
事实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国的丝绸早已进入古罗马。罗马帝国在公元前开通了一条通往中国的远洋航道。公元前27年至公元69年，印度人、安息人（西亚伊朗地区）将中国的丝绸转卖给罗马人时，其价格要提高100倍；罗马与东方（当然包括中国）的贸易量每年达到近100万英镑 ［4］ 。
公元1世纪中叶，少数罗马船舶远航到卡提喀拉（Kattigara）。他们可能到达我国广州的某个地方。此后不久，一支名为安敦皇帝使节的罗马商船队来到东汉的京都洛阳，进献礼品，并同中国官吏进行了商贸谈判。“公元2世纪，另一位希腊地理家托勒密利用从海上和陆路上到达东方的罗马商人获得的资料，对中国做了新的记述。他认为，位于恒河以远的印度呈一个半岛状，恒河海湾流经它的西部，大海湾流经它的东部。大海湾在东部流经秦奈地区的海滨，而秦奈地区最后一个可进入的地方是卡提喀拉港口。托勒密根据一些航海家们的资料，知道于此以远的地区是一片沼泽，而且布满泥泞，但那里有一条从卡提喀拉通往秦奈首府的道路，秦奈首府位于卡提喀拉的东北部和赛里斯首府以南。研究者们认为，托勒密所记载的秦奈地区相当于交州（东京湾）和中国南部，位于卡提喀拉东北部的秦奈是东汉的都城洛阳。”远在公元2世纪，洛阳就与外国通商。国际远洋运输成了那个时期国际商务的纽带。欧洲列强的经济、政治渗透，主要通过海上通道完成。当时，英语不一定是国际商务的主流语言，但在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海外扩张中，英语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商务语言。由于中国一直是外国列强的扩张对象，随着列强的侵入，英语便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商人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商务人员所使用的交际语言。各国商人商务活动中使用的英语即是“商务英语”。
国际远洋运输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而海上丝绸之路的迅猛发展，又促进了远洋运输业务。配合远洋运输业务，在欧洲出现了保险公司。英国是在海上保险业方面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15世纪以后，新航线的开辟使大部分西欧商品运输不再经过地中海，而是取道大西洋。16世纪，英国商人从外国商人手里夺回了海外贸易权，积极发展贸易和保险业务。1871年，英国的劳埃德咖啡馆演变成“劳埃德保险社”，并通过英国议会法案，成为一个正式的保险社团组织。海上货物和船舶保险涉及进口方、出口方以及船公司，英语作为国际商务交际的工具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古罗马人开拓东方远洋贸易的同时，中国西汉帝国也派商船队远航于印度洋沿途诸国。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年间），汉朝派商船从广州出发航行一年左右，到达“黄支国”。《魏略·西戎传》有类似记载，汉末、魏晋、三国期间，中国有海上丝绸贸易，同时也有西方的罗马人在晋武帝太康年间抵达中国从事丝绸贸易。
丝绸之路于西汉兴起，是规模性贸易，到魏晋南北朝得到长足的发展，至唐代达到其鼎盛时期。之后，丝路贸易在中国域外通商的地位开始下降并逐步趋于衰落。
值得注意的是，蒙元丝路贸易在我国丝绸之路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上承唐代丝路贸易高度繁荣后的下降及渐进中断，下启古代东西方陆路国际贸易的尾声——明代前期中西陆路通商。
这些围绕着丝绸之路的跨国界的贸易所使用的语言应该包括英语。这种用于跨国界商务目的的英语属于当今我们称为“商务英语”的范畴。
17世纪后，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不断向外扩张，掠夺世界市场。英语也随之扩大影响。英国商人所到的港口、城市，由于商业交易的需要，产生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business English，其主要特点就是以当地母语为主，夹杂着许多英语词汇。这种语言被称为pidgin或pidgin English（洋泾浜英语）。近代以后，一些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所说的英语便夹杂着“洋泾浜英语”，如旧上海洋行中许多职员都能用洋泾浜英语进行简单交际。由此看来，“洋泾浜英语”也映射出我国商务英语的发展历程。
1600年，英国商人建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BEIC）。随后开始了在印度的扩张，之后逐步渗透到中国。自17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开始涉足硝石贸易。在该段时期，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印度和英国建立了一条呈三角关系的贸易航线，以便英国从当地进口茶叶和丝绸。1711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广东建立了一个贸易点，用银换取茶叶。
上述英国人从事跨国商务活动的交际语言即是“（国际）商务英语”。
自唐代以来，广州一直是对外贸易重镇。当时，中国的经济在全世界经济比重中份额较大。广州的黄埔港在世界贸易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黄埔港经常停泊着许多外国商船。1769年，英国人威廉·希克对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颇为惊叹。广州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口和大都会。中国丰富的商品对推动贸易全球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至1820年左右，广州是世界贸易非常重要的市场。在这一切的国际商贸活动中，英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务交际语言之一。
由以上可知，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商务英语的“远代时期”，英语不是主流商务交际语言，一些其他语言也同时在跨国商务活动中使用。换言之，商务英语的远代时期也可以被称为是“商务外语历史时期”。不过，在这个时期内，商务英语事实上一直存在，尤其是从17、18世纪以来一直如此。
商务英语在其“近代时期”发挥了更多的作用。不过，在这段时期，所谓“商务”主要是商品买卖，其中包括非法的鸦片贸易。到了近代，英帝国为了打开远东大国——中国的大门，并占领其市场，向中国继续大量走私鸦片。这种带有入侵目的的黑色国际商务中所使用的英语也属于商务英语的范畴。
1843年，外国列强在中国取得协定关税特权；从1845年开始，外国列强占有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英美国家取得中国的总税务司职位。由此，大批外资流入中国。
自1882至1913年，外国在华的洋行由440家增加到4805家，其商务活动渗透到了航运、金融、商品检验、保险业等。
1840年以后的清朝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际贸易业务增多，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国列强，通商口岸也都被外国列强所控制。
随着一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通商口岸陆续开放。就字面而言，“通商口岸”指国家或地区间为贸易往来而设立的港口。但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有其特定的内涵。一般来说，通商口岸就是条约口岸，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都是通过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关条款的规定而开辟的。到清末，租借地、自开口岸的出现使通商口岸和条约口岸的概念逐渐有了新的内涵。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如广州、上海、天津、武汉与外国的商务活动开始活跃。而这些商务活动的重要交际语言通常是英语，即现代意义上的“商务英语”。
随着通商口岸的建立开放，海关相继设立。中国近代海关在英国控制之下，使用的语言是英文。它的文件、出版物，主要是用英文撰写印刷的 ［5］ 。海关业务无疑是国际商务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所使用的英语固然属于商务英语的范畴。
另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王朝与西方列国商务谈判的语言主要是英语，这种用作商务目的的英语便是商务英语。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富国强兵”为口号，旨在应对外国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洋务运动使中国逐步走上工业化的艰难道路。洋务学堂几乎与洋务企业同时建立。在洋务学堂中，外国语言课程（英语是重要的外语）和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成为主课程，年级制和班级授课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个别教学形式，课程概念很快实现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洋务运动中的华人，为了能与英国等其他列强进行商务外交沟通，必须学习这种商务用途的英语，即“商务英语”。莫再树 ［6］ 认为，我国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成立）就开始了商务英语教育，京师同文馆设置的课程有类似今日的商务英语课程。叶兴国 ［7］ 认为，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在它制订的学科设置中，文学科下设外国语言文学，商务科下设商业语言学。
1873年1月17日，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在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正式开业。轮船招商局的建立与扩大加速了中国与外国的通商，将商务英语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我国的翻译史也可折射出商务英语历史。叶瀚在其《论译书之弊》中说，自中外通商以来，译事始起，京师有同文馆，江南有制造局，广州有医士所译各书…… ［8］ 。与外国通商必然涉及语言交际，因而翻译就成为必要。反过来看也亦然。翻译历史的开端也意味着商务英语的起始，因为翻译的内容除了涉及政治、军事、文学、科技、宗教等外，必然涉及商务。在中国近代的翻译历史中，马建忠是重要人物，他留学法国获得博士学位，精通英语、法语、拉丁语，归国后为洋务派李鸿章所用，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职务。他的工作内容包括商务活动，经常与外国商人打交道，所使用的英语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商务往来。
北洋政府期间，袁世凯上台后，在社会潮流的推动下，也明确宣称“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方针”。1912至1925年间，中国的通商口岸进一步增加，新开口岸21处，这些新设立的口岸几乎全部位于内地，极大地便利了商品的倾销和从中国更广阔区域攫取原材料，中国的对外贸易随之迅速发展。
国民政府期间，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对外宣言》，宣布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将与各国订立平等互尊主权的新条约。随后国民党政府开展了一系列争取关税自主的外交活动。为争取国民党政府好感，获取最大利益，美国首先表示愿与中国谈判，随后国民政府又与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比利时11个缔约国谈判，相继与各国签署新的关税条约，新约承认中国有关税自主权。签署关税条约的目的是与有关国家进行国际贸易往来，其交际语言主要是国际商务英语。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进出口贸易主要围绕抗战物资。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制定《总动员计划大纲》，其中明确规定对外贸易要实行国家统制，利用有限的渠道出口盟国需要的中国农矿产品等战略物资，进口中国急需的军用及民用物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美国等国家保持国际贸易往来。
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尽管战事连绵，中国与外国的商贸往来时断时续，但在上海、天津、广州、南京等城市，官商、私商一直没有中断与西洋、东洋、南洋商人的交易。在这些交易中，英语是常用的商务交际工具。
商务英语的现代历史时期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主要是自力更生建设新中国，但同时也与国外进行一些国际贸易，购买产品和引进新技术。在与国外的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通常是英语。
20世纪50—70年代，我国有三次历史性的对外经济引进历程，可以用156—43—78三个数字作为代表。“156”指20世纪50年代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工程，简称“156项”；“43”指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向西方国家引进预定43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简称“43方案”；“78”指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协议额度78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这三次引进高潮，国际、国内背景不同，引进对象、手段和指导思想也不同，分别代表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引进的不同时期的特点。英语是在进行这些跨国界的商务活动中的重要语言。这段时期的商务，主要是国家行为，或是国企与外国公司的国际商务交往和交易，国际商务的主要形式是国际贸易。
在国际贸易活动过程中，由于受到当时科技条件的限制，主要通过电话、电报、信函沟通。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国经贸院校的英语专业课程以国际贸易英语和贸易英语函电等课程为主要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与外国的商务往来基本处于迟缓状态。1949年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遵循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进行经济基础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探索。从1949到1955年，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1956到1959年尝试进行社会主义“大跃进”式发展，之后是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在此期间，我国的国际商务活动内容主要涉及有形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且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易。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粮食主要出口到苏联，并与亚非国家，如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有双边贸易往来。此外，有时与西方国家也有贸易往来，如与加拿大的进出口贸易。在这些国际贸易活动中英语是主要的交际语言，即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务英语。
此外，从1957年开始，我国在广州每年春季和秋季举行“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最初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广交会的工作语言主要是英语，用于国际贸易洽谈的英语是百分之百的商务英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对外贸易制度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统制的对外贸易制度，其特点是高度集中，国家集外贸经营权和管理权为一体，政企不分，国家财政统负盈亏。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与加拿大的大宗小麦的贸易。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阿根廷成为我国进口粮食的最大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中国更主要的是从加拿大进口食用小麦和大麦。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阿根廷也成为中国进口粮食的重要供给者。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势头较好，带动了中国与西欧诸国的贸易。中国在1964年与意大利和奥地利互设商务代表处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国际商务活动。英语是这些商务活动中重要的交际工具。
1966至1976年是我国特殊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干扰和影响。但是，即便如此，像“广交会”这样的国际商务活动仍然没有停止。
在商务英语的现代历史时期内，商务英语主要是国际贸易英语。作为交际语言，贸易英语在国际贸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校没有商务英语专业，只有少数经贸类高校开设了进出口英语口语、外贸业务函电、国际贸易英语阅读等课程，即“专业商务英语”，是突出专业特色的商务英语课程，正如现在的“国际物流英语”“国际金融英语”一样，属于商务英语的大范畴之内。
这个时期的商务英语特点是：商务英语是国际商务（主要是国际贸易）的主要交际语言。在大学教育中，以国际贸易英语为主要特色的商务英语教学逐渐起步、发展。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变化，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也从国家统制型转向开放型。自1979年开始，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开始转型，这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是紧密相连的。随着我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国际商务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过去单一的进出口贸易形式，发展到外国投资的引进和国际商务形式的多样化。单一的进出口贸易形式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形势不相适应，因此，“商务英语”逐步取代了过去的“贸易英语”。换言之，除了过去的国际贸易英语、进出口业务函电英语等课程，根据我国国际商务的发展，大学的商务英语课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国际营销英语、国际经济英语、国际金融英语、国际物流英语等国际商务英语课程。随着“三资企业”在国内不断增多，对“三资企业”的中国员工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的英语能力要求也相应提高。所以，人才市场大量需要商务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根据市场需求和社会需要，培养人才的高校英语专业教育需要进行相应的课程调整和培养目标的重新设定。
从商务英语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当代商务英语时期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这是具有新的内涵意义的商务英语的初始阶段，“商务英语”开始被使用并流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大量的外资投入我国，市场需要大批的国际商务英语人才从事国际商务业务和公司管理工作。同时，国外的商务英语证书考试（如Business English Certificate，BEC，1993年）也登陆我国，将商务英语教育推向一个高潮。商务英语随着时代的需求有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该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商务英语专业教育开始起步。当时的商务英语学者开始有了“国际商务英语”意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于1994年上半年主办了“华东地区高校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华东地区高校、企业和政府部门，共60余人 ［9］ 。这次会议是我国首次召开的商务英语研讨会。这表明商务英语人开始意识到商务英语教育需要走向规范化，需要相互交流，并且需要与企业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紧密联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商务英语越来越凸显其重要的作用了。为了适应市场需求，高校的人才培养需要规范化，全国的商务英语教师需要交流教学经验，需要对接市场。如果说上海的这次会议是我国商务英语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奠基式意义的会议，那么，1994年9月16—18日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是商务英语教育发展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从此，我国商务英语教育开始走向有序的轨道。1996年，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承办了第二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商务英语论文集。该大会扩大了商务英语的影响，团结了更多的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人员，尤其是该论文集，它集中反映了当时我国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的成果。从上述可知，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现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在我国的商务英语发展历史进程中做了两个第一：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大规模的商务英语研讨会（1994年上半年召开的华东商务英语研讨会）；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商务英语论文集《商务英语教学探讨》（王兴孙 等，1997）。这“两个第一”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
1998年11月12—16日在厦门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曁中国国际商务英语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该会议是我国商务英语专业和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式的大会。随着研究会的成立，全国的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基本上统一在研究会的领导下，将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不断向前推动。
在该阶段，由于有了全国性的国际商务英语研究组织，商务英语走向良性发展阶段。2006年在黑龙江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盛况空前。在此阶段，由于我国国际商务的迅猛发展，市场亟待需要商务英语人才，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商务英语专业（方向）。社会力量办学大都开设有商务英语课程。除剑桥国际商务英语证书（BEC）考试外，一些其他国外的商务英语考试、职业英语考试也陆续登陆中国，如托业（TOEIC，2002年12月）、托普（TOPE，2003年9月）、博思（BULATS，2004年3月）。这些商务英语证书考试客观上为我国商务英语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将商务英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2006年，对外经贸大学向教育部申请试办商务英语本科目录外专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于2006年向教育部申报了试办商务英语本科专业，2007年3月获得了教育部批准试办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即英语语言商务专业），商务英语专业试办代码：05049，2007年招收了我国第一届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学生，2011年通过验收。商务英语作为一个崭新的专业2012年被正式列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代码为：050262，成为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专业并驾齐驱的正式的本科专业。至此，商务英语专业有了官方认可的“名份”，商务英语终于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商务英语方向”到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的历程。如果说2007年是商务英语的诞生之年，那么，2012年便是商务英语这个新生儿获得了政府的正式“户口”的里程碑式的一年。商务英语专业有了合法的地位。因此，2012年便成了商务英语发展成熟的一年。紧接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申报商务英语本科专业也获得批准。
与此同时，商务英语学术活动也开始频繁。2007年6月30日至7月1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协办的全国商务英语学科建设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的十余位专家参加会议并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申请的教育部项目《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要求》和专业建设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此后至2009年，举办了多次《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要求》专家研讨会议。《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要求》成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指南》制定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可以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我国商务英语本科专业诞生的“摇篮”。
此外，区域性的商务英语活动也开始活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于2007年暑期主办了商务英语教师培训班；同年4月，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发起成立了浙江省国际商务英语及商贸翻译研究会，该外国语学院于2008年10月举行商务英语教学研讨会；由高教社联合南京工业学院、《中国外语》杂志社、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全国商务英语教学研讨会暨第三届体验商务英语教学论坛”于2007年5月11—13日在南京召开。全国三十多所高等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共计23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2008年8月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主办召开了商务英语国际研讨会；2008年10月24—26日，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召开了第八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与会人数超过历届，达400多人，所提交的论文质量有所提高，并有商务英语理论探讨文章多篇；2010年5月21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召开了我国第一本商务英语学术期刊《商务外语研究》创刊会。从此，商务英语学科发展有了自己的平台，这无疑将有力推动商务英语学科的发展和建立。
2010年10月底在成都召开了由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承办的第九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大会取得圆满成功。2012年10月26—28日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十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2014年10月9—11日在山东工商学院召开了第十一届全国商务英语研讨会，2016年10月28—30日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十二届全国商务英语研讨会。历次大会规模较大，且都出版了反映我国商务英语研究成果的论文集（第一次研讨会除外）。
2011年4月8—9日，中国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合发起，在上海召开了“首届全国商务英语院长/系主任高级论坛”，为我国的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推波助澜。
2011年4月16—17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发起、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召开了“2011年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会议及扩大会议”（正式开会时改为“全国高校商务英语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至2011年底，全国已有62所高校设有商务英语本科专业。这次会议在我国商务英语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商务英语是个崭新的专业，有关学校对如何办学缺乏经验；该会议的及时召开为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的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为后来的商务英语专业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该联席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1）商务英语院系负责人和各区负责人作2010年工作汇报；
（2）讨论全国高校商务英语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机制；
（3）讨论成立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委员会；
（4）讨论通过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大纲及机考样题；
（5）布置2011年协作组工作计划及研讨各大区工作设想。
参加会议的是全国有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和有商务英语方向的，或准备申报商务英语专业的院系负责人，另外有部分特约嘉宾。
这次全国商务英语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牵头人的“全国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该协作组的成立为2013年教育部英语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成立“教育部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初步成立了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专家委员会。在该会议之前，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牵头，黑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院校的专家们共同努力，基本完成了商务英语专业考试四、八级考试题型的研发准备工作，初步拟订了商务英语专业考试四、八级的考试大纲，商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还进行了几次试测。
关于商务英语测试方面的会议，2008年12月底左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小型的商务英语专业测试务虚会议。会上确定开始研究开发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
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9月17日在南京主办召开了“第二届商务英语测试体系专家研讨会及《综合商务英语1》样章审定会”。会上单独召开了小型研讨会，专门讨论了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参会人员有：仲伟合、王立非、许德金、刘宝权、贾巍、张毅达、张维华等。这次会议讨论的成果是初步确定了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大纲的框架，为后来的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设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10年7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商务英语专家专题会议”。该会议由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共同主办。会议主题是：
（1）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商务英语本科专业院校协作组”；
（2）成立“全国商务英语专业考试委员会”；
（3）审定“商务英语专业考试大纲”；
（4）审定《全国商务英语考试（BET）考试大纲（征求意见稿）》；
（5）审定《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要求（试行）》词汇表。
可以看出，该次会议在商务英语历史中意义特殊，为上文提及的2011年4月16—17日召开的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因为该会议首先讨论成立后来为商务英语专业发展作出巨大特殊贡献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其次，三个议题都是围绕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目前该四、八级考试正在推行，逐步受到商务英语界的欢迎。
2012年1月，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在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了第一次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讨论成立了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专家委员会。会议对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的前期工作做了回顾与总结，对具体的工作做了认真讨论，就考务工作做了调整与分工。商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项目组由时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许德金教授负责，商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项目组由时任黑龙江大学应用外语学院院长严明教授负责（此前由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刘宝权负责）。这次会议为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逐步走向正轨做好了准备工作。
至2022年8月，全国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四、八级考试基本成熟。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的研发与开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基本获得了我国高校商务英语院系的认可。就这项工作而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黑龙江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高校功不可没。其次，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与商务英语学界长期合作研发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给予了考务管理和技术及经济支持，为我国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的开发与推广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务办公室设在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曾获得国家人事部有关部门核准及上一届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的认可。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在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研发、推出等一系列相关工作中起了主要的作用。2019年4月7日成立的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商务英语专业工作委员会开始参与推出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四、八级考试。与此同时，由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原教育部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秘书长，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专家委员会四级考试项目组组长许德金教授主编的《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样题解析及模拟试题集》于2018年10月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重庆工商大学戴运财等教师主编的《商务英语专业四级模拟试题集》；2019年6月西南交通大学出版了由重庆工商大学邹莉等教师主编的《商务英语专业八级模拟试题集》。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工作需要各有关单位和组织继续协调与合作，进一步完善该考试工作。
2013年下半年，教育部组织商务英语专家在山东财经大学召开首次《商务英语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讨会，初步成立了由24人组成的“全国高等院校商务英语本科专业院校协作组”。之后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正式成立了由14人组成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以下简称“协作组”）。以下是该“协作组”全体成员名单（资料来源于教育部2013年11月批文及其附件）：
顾问：叶兴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组长：王立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副组长：（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郭桂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刘法公（浙江工商大学）
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
严明（黑龙江大学）
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邓海（西南财经大学）
贺云（上海外国语大学）
翁凤翔（上海海事大学）
杨霞（西安外国语大学）
俞洪亮（扬州大学）
秘书长：许德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副秘书长：贾巍巍（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的商务英语专业“协作组”存在前后7年：自2013年“协作组”成立，在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及“协作组”顾问和组长的直接领导下，每年召开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并组织召开了许多其他商务英语专业和学科研讨会，以及商务英语教师培训会，也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商务英语教学公开示范课。该“协作组”与中国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一起，大大推进了我国商务英语的教学与发展。“协作组”于2019年终止活动。除了其他业绩，“协作组”上述全体成员按照英语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的要求完成了商务英语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即完成了《高等学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至2020年，新一届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将名称最后定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由教育部批准颁发。此外，“协作组”还研发推出了“全国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成立了“全国商务英语专业考试与培训专家委员会”，上一届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对这项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由此可知，“协作组”完成了肩负的历史使命，在我国商务英语专业发展和学科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特殊贡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以上“协作组”所有成员14人都参加了《指南》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在最初的准备工作中，时任“协作组”顾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校长叶兴国教授和翁凤翔教授负责《指南》课程模块的国际商务类课程研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20年4月出版的第1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册）的“后记”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没有提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指南》从最初起草到“协作组”组织召开的最后定稿会（2018年6月29—30日由西安外国语大学承办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商务英语国标》定稿会）都全程参与的陈洁、许德金、翁凤翔、邓海、贺云、贾魏巍。他们和“协作组”其他成员对于该《指南》的制定功不可没。此外，王立非、许德金不仅参加了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研发《指南》的会议，还参加过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的外国语言文学类《国标》的讨论。
与此同时，商务英语学科发展取得显著成果。
为加强商务英语学科建设，由翁凤翔提议，中国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主办，每年定期召开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邀请在商务英语学科建设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专家教授参会。会议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却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商务英语学科建设。
首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于2011年11月26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的召开对商务英语作为独立学科的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在商务英语专业发展成熟后，商务英语学科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因为学科是专业的支撑。此外，商务英语硕士和商务英语博士教育需要有商务英语学科本体理论体系，以指导商务英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
2012年6月1—2日第二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在上海海事大学成功举办。会上专家们热烈讨论了商务英语学科发展，如学科的定位、学科级别、学科核心理论等。《解放日报》对该会议进行了专门报道。会上基本达成共识：商务英语是语言专业而非商务专业。此外，与会者都认为，将商务英语建设成二级学科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3年11月1—3日，黑龙江大学承办了第三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大会讨论了《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导下的商务英语学科发展。
2014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会上达成了“重庆共识”：商务英语学科是外国语言文学项下的二级学科/方向，其名字被定为：“商务英语研究”（等同于“商务英语学”），英文名称：Business English Studies，BES。此外，会议还决定制订中国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会标、会旗和会歌，以弘扬研究会的商英文化。该会标、会旗和会歌都已经完成。会歌的名字是《商务英语之歌》，歌词由时任中国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理事长仲伟合教授创作，后由研究会全体理事共同定稿，作曲由翁凤翔完成。
2015年11月27—29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在商务英语学科建设历程中有着特殊意义。会上把商务英语作为二级学科来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会议决定：由该校国际商务英语学院牵头，负责商务英语作为二级学科建设的申报准备工作，尤其是针对申请二级学科/方向需要填写的表格内容在研究会理事会成员中做具体分工，争取早日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商务英语二级学科/方向申请书。
2016年5月27—29日，在湖南大学召开了第六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对商务英语教育的主体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尤其是对商务英语主体的交叉复合性质做了认真的讨论与研究。
2017年6月2—4日，上海海事大学承办了第七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商务英语学科建设中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一致认为，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是商务英语学科内涵建设不可忽略的内容。此外，围绕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对商务英语学的各有关分支学科，如商务英语复合理论、商务语言学、商务英语语用学、商务英语文体学、商务英语话语研究、商务英语句法学、商务英语词汇学等提出了研究动议。这对完善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8年11月9—10日，第八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功召开。论坛重点对商务英语学科建设历程做了回顾，对商务英语学科理论建设的未来做了展望。
2019年11月8—10日，江西师范大学承办了第九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高层论坛。这次高层论坛相当于“第三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因为这次高层论坛的唯一主题是“商务英语学科的研究方法”。此前，2017年12月8—10日，中国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主办、宁波大学承办了首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专门研讨了“商务英语学科的研究对象”。与会者都是我国在商务英语学科建设领域有着丰硕成果的专家教授，他们对商务英语学科的研究对象做了热烈的讨论与研究。该专题研讨会由本书作者动议，旨在研讨商务英语学科的研究对象，因为不明确商务英语学科研究对象，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将受到瓶颈制约。众所周知，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必须解决三大问题：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内容、学科研究方法。第二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于2019年3月22—24日由位于福州的阳光学院承办。这次专题研讨会的唯一主题是“商务英语学科的研究内容”。通过这三届专题研讨会，商务英语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在商务英语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商务英语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商务英语现象，包括商务英语话语现象（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被使用的英语话语和承载国际商务内容的文本和口头话语，如公司的英文商务报告、英文版国际商务类教材等）、商务英语教育现象、跨文化商务沟通现象；商务英语学科的研究内容与其研究对象直接相关，是其研究对象的具体细化内容；商务英语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涉及实证研究法、非实证研究法及这两者的结合研究法；此外，商务英语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问题研究法”“跨学科交叉研究法”等。
2023年10月13—15日，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承办，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该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商务英语文体学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商务英语文体是商务英语专业的重要课程，也是商务英语学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五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将于2024年5月31日—6月2日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四川外国语大学承办。该次专题研讨会的主题为“商务英语文体教学研究与商务英语文体学理论建设”，参会专家将继续研讨上一届研讨会没有完成的有关商务英语文体及商务英语文体学的议题。
目前，我国商务英语学科建设正呈良性发展，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从2009年第一本专门探讨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专著出版（此前有张佐成关于商务英语学科的重要著作出版，但对商务英语学科体系架构的研究不系统），迄今已经有近20本商务英语专著出版。此外，一些重要期刊，如《外语界》《中国外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山东外语教学》《外国语文》《当代外语研究》等学术期刊开辟专栏，刊登了商务英语学科建设方面的学术论文；《商务外语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国ESP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商务英语研究》（四川外国语大学）发表了大量关于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的论文；国内其他大学的学报也发表了不少商务英语研究的论文。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的历届全国商务英语研讨会的论文集中有越来越多的论文探讨商务英语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