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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圣经·马太福音》7：3
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搭乘政府专机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准备与副总统迪克·切尼一起去打野鸭，而后者在最高法院还有一桩案件尚未了结。案件关系到切尼作为副总统是否有权对其在能源政策工作组的工作细节保密。此事被曝光以后，斯卡利亚明知存在利益冲突却不选择回避的做法，立刻激起了公众的一片抗议之声。有不少人质疑，由斯卡利亚评估关于切尼的申诉是否符合宪法规定，他审判的公正性是否会受到这种特殊招待的玷污。对于这样的暗示，斯卡利亚本人感到异常愤怒。在写给《洛杉矶时报》的一封信中，他解释了自己选择不回避的原因，他这样写道：“我没想到自己的公正性竟会受到如此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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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心理学家斯坦利·贝伦特和神经学家詹姆斯·阿尔伯斯曾受雇于美国CSX运输公司和陶氏化学公司，负责调查铁路工人关于接触化学物质导致永久性脑损伤和其他医疗问题的申诉。当时在美国15个州，有600多名铁路工人被诊断出存在某种形式的脑损伤，此前他们都曾大量接触过氯化烃类溶剂。CSX向贝伦特和阿尔伯斯名下的咨询公司支付了超过17万美元的研究费用，最终该咨询公司对接触工业溶剂与脑损伤之间的联系提出疑问。这两位科学家在调研过程中，未经工人知情同意，便查阅了工人的医疗档案，并在工人提起的诉讼中担任了代表CSX公司的律师事务所的专家证人。贝伦特认为自己的研究并无任何不当之处，他声称自己“获得了关于溶剂接触的重要信息”。随后，因在此案中存在利益冲突关系，贝伦特和阿尔伯斯受到了联邦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的谴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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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洛杉矶有一家宽容博物馆。一走进这家博物馆，你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互动展厅中，其设计初衷便是为了让你了解你的偏见，看到对于哪些人，你总是无法宽容。这里既有大众所熟知的歧视对象，譬如黑人、女性、犹太人或同性恋，也包括矮个子、胖子、金发女郎和残疾人……在正式进入博物馆之前，你会先被要求观看一段展示各种偏见的视频，其目的是让你相信，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偏见。然后你会被邀请从两扇门（一扇门上标有“偏见”，另一扇门上标有“无偏见”）中的一扇正式进入博物馆。实际上后一扇门是锁住的，以防有人不得要领。不过，偶尔总有些人不懂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就在参观博物馆的那天下午，我们亲眼看到有4位哈西德派犹太人正愤怒地拍打着那扇“无偏见”之门，要求从那边进入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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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大脑天生存在视觉和心理上的双重盲点，但它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诱使其主人产生一种盲点并不存在的令人欣慰的错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知失调理论就是一种关于盲点的理论，即人们如何以及为何会无意中蒙蔽自己，从而主动忽略可能促使他们质疑自身行为或信念的重要事件和信息。除了证真偏差，大脑中还附带其他自利性习惯，这些习惯的存在使得我们能够为观念和信仰辩护，认为其准确、实事求是且公正。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天真现实主义”（naive realism），它是指我们清晰感知事物“就如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即如此”的必然信念。 2 我们总是假定其他理性的人对待事物的看法和我们的是一样的。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的看法，那显然是因为他们没有观察清楚。天真现实主义创造了一个逻辑迷宫，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两件事：第一，思想开明且毫无偏见的人肯定会同意理性的观点；第二，我所持的任何观点都是理性的，若非如此，我就不会予以保留。因此，只要我能让对方坐在这里，听我解释事情的真相，他们就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对方无法被说服，那必定是因为他们有偏见。
罗斯对于这一切的了解，都源自实验，以及自己为减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激烈冲突所做的努力。即便当事双方都意识到对方看待问题的方式与自己有差异，他们也依然会认定对方存在偏见，而自己是最客观的，自己对于现实的看法应该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在一次实验中，罗斯将以色列谈判代表提出的和平提案贴上巴勒斯坦标签，再让以色列公民对其进行评判。“相较于贴有巴勒斯坦标签的以色列提案，以色列人更喜欢贴有以色列标签的巴勒斯坦提案，”他说，“你自己的提案哪怕只是贴上了来自对方的标签，都会让你心生排斥，那么当真正来自对方的提案摆到了你的面前时，它又有何吸引力可言？” 3 再举一个更贴近美国一点的例子，社会心理学家杰弗里·科恩发现，如果民主党人认为某个带有严苛限制条件的福利提案（通常由共和党人发起），是由民主党发起的，那么他们就会支持该提案；而如果共和党人认为一项慷慨的福利政策来自共和党，那么他们同样会选择支持。 4 提案不变，只是贴上了一个来自对方的标签，再要求你去支持它，对你来说，就相当于要求你去支持由希特勒、斯大林或匈奴王阿提拉这样的人所提出的政策了。在科恩的研究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盲点的存在，即自己受到了所处政党立场的影响。相反，他们都声称，这些信念是在对当前政策进行细致研究后而顺理成章地形成的，并且受到了政府综合执政理念的引导。
要克服这样的盲点非常困难，即便这属于你工作职责的一部分。正如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言，最高法院法官的职责就是要保护第一修正案对于“我们所憎恨之思想的自由”的保障。尽管这意味着要克服强烈的失调感，但多数大法官认为，自己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挑战。不过，一项针对最高法院法官在1953年至2011年间涉及500多起案件的4 519次投票结果的研究表明，大法官们更倾向于支持那些他们赞同其言论的发言者的言论自由。罗伯茨法院中的保守派成员在大约65%的情况下，做出了偏向于保守派发言者的裁决，只有21%的时候偏向自由派发言者。相比之下，自由派大法官的偏向差别并没有如此巨大，大约相差10%，但是他们也更倾向于投票支持与自己拥有相近政治理念的发言人。 5
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的判断比其他人更为客观且更为独立，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通常依靠内省来获得自身的思想和感受，但我们无从知晓他人的真实想法。 6 而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灵魂和内心时，逃避认知失调的需求又促使我们确信，只有我们自己的动机才是最完美、最高尚的。我们将自身对于某一问题的情感投入视为准确性和启发性的源头（“多年以来我一直对枪支管控问题感触颇深，因此我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却将观点相左者类似的个人感受看成偏见之源（“她不可能在枪支管制问题上做到不偏不倚，因为多年来她一直保留着强烈的私人感情”）。
没有人能意识到盲点的存在，就如同鱼儿不知道自己在水中游泳一样，不过那些在“特权”水域“游泳”的人们，却具备某种对盲点保持视而不见的特殊动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玛丽尼亚·法纳姆曾提出女性应待在家中照看孩子，否则就有可能患上性冷淡、神经官能症，并丧失女性魅力。她本人由此名利双收。自己有幸成为医生，且不用待在家里抚养自己的两个小孩，在这一事实面前，她却毫无言行不一或讽刺之感。当有钱人在谈论弱势群体时，他们很少会感叹自己的富有是受到了命运的垂青，而那种感觉自己占有财富过多的想法，更是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特权就是他们的盲点。 7 既然看不到，他们也不会太放在心上，所以他们视自己的社会地位为理所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对生活所赋予的特权视而不见，即便这些特权只是暂时性的。大多数通常只乘坐飞机经济舱的人，会认为坐在商务舱和头等舱里的特权人士哪怕令人羡慕，也依旧是奢靡浪费的势利之人。为了区区6个小时的飞行，就多付出了那么多钱！可一旦他们自己决定为商务舱买单，这种态度立马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我辩护式的同情和鄙视感——在他们眼中，那些从自己身旁经过走进经济舱的同行乘客，仿佛都带着无以言表的凄凉感。
开车的司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视野盲区，但老练的驾驶员会特别注意。他们知道，如果不想撞上消防栓和其他车辆，倒车或变道时最好加倍小心。正如两位法律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与生俱来的偏见“在两个重要方面与视觉错觉非常相似——它们会让我们从数据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使有人当着我们的面揭穿了把戏，它从表面上看依旧是正确的”。 8 我们无法避免自身的心理盲点，但如果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我们就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无所顾忌起来，直至越过道德底线，做出愚蠢的决定。单纯依靠内省无助于提升我们的眼界，因为它只能加强我们用以自我辩护的信念，即作为个人我们不会被收买或遭到腐蚀，我们对于其他群体的厌恶和憎恨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有理有据且合情合理的。盲点强化了我们的傲慢，激活了我们的偏见。
我认为，最大的过错莫过于意识不到过错。
——托马斯·卡莱尔，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
当得知众议院前共和党领袖汤姆·迪雷，接受了当时正在接受调查的腐败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的邀请，前往位于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高尔夫球场旅行时，《纽约时报》社论撰稿人多萝西·萨缪尔斯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之情。“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默默记录着有权有势的公职人员们的种种不良癖好，如果不是有出庭的需要，我通常不大愿意透露，”她写道，“但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甘冒名誉和职业生涯受损的风险，去享受说客赠予的一点儿小恩小惠，比如去豪华度假村度假呢？” 9
原因何在？认知失调理论可以给出答案：日积跬步。腐败的政客向最富有的竞选捐助者兜售投票权，尽管这样的人有不少，但大多数从政者，由于盲点的存在，都认为自己是廉洁的。初涉政坛时，他们接受了说客提供的午餐，因为这毕竟是政治的运作方式，也是获取待决法案相关信息的有效途径，不是吗？“除此以外，”这位政客还会说，“说客和其他普通公民一样，都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我只需要倾听。我会根据自己所在的政党和选民是否支持这项法案，以及它能否造福于美国人民，来决定如何投票。”
然而，一旦你接受了第一个小诱惑，并按照上述方式为其辩护，你就相当于开启了自抉择金字塔顶端向底端滑落的旅程。如果能与说客共进午餐，讨论待立法案，那为什么不能在本地的高尔夫球场上谈谈事儿呢？这有什么区别？说不定那里更适合谈话。如果能在本地球场谈，那为什么不能接受友善的邀请，去更好的球场边打高尔夫边谈事，比如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等到这位政客落入金字塔底层，接受了越来越大的诱惑并为之辩护时，公众就会开始大喊：“‘这有什么问题？’你在开玩笑吗？”在某种程度上，这位政治家并不是在开玩笑。其实，多萝西·萨缪尔斯说得没错：谁会为一次苏格兰之行就赔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声誉呢？如果那是第一次邀请，肯定没人会接受，但如果在此之前，我们接受过几个微不足道的邀请，那么轮到这次时，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就会坦然接受。紧随自我辩护出现的傲慢，铺平了通往苏格兰的道路。
利益冲突是政治的代名词，政客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不惜牺牲大众福祉，形成了密切的勾结关系，这一点我们都非常清楚。法官、科学家、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为了司法公正、科学进步或公众健康而保持了学术上的独立性，并以此为傲，但即便是这些人，也会受到相同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就不太容易看出来了。专业人士所接受的训练和接触的文化，自始至终都在倡导公正的核心价值观，因此这些圈子里的大部分人，只要一听到有人在暗示金钱或个人利益可能会玷污他们的工作时，就会显得义愤填膺。专业人士的自豪感使得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完全超脱于这些俗事之外。毫无疑问，有些人确实如此，做到了超凡脱俗；同时也有一些法官和科学家被欲望或金钱所侵蚀，毫无诚信可言。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介于罕有的正直和公然的欺诈两个极端之间，我们普通人的各种盲点，在他们身上也能看到。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也会更倾向于否定这一点，这意味着他们甚至更易于由此陷入困境。
曾几何时，多数科学家都选择无视商业利益的诱惑。1954年，当被问及是否考虑要为自己发明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申请专利时，乔纳斯·索尔克回应道：“你能为太阳申请专利吗？”在今天看来，他的这番话是多么招人喜欢，但又显得无比天真。设想一下，出于公众利益，将自己的发现拱手让出，从而白白损失几百万美元，换作你，你能做得到吗？科学文化重视将研究和商业分离开来，而大学就相当于在二者之间设置了一道防火墙。由于研究经费来自政府或独立资助机构，所以科学家多多少少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花费数年时间研究某个问题，而不用考虑该问题在学术或实践层面能不能带来回报。科学家如果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并从中获利，就会遭受怀疑乃至鄙视。“生物学家在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还要操心某些商业活动，这曾经被认为是不体面的。”生物伦理学家兼科学家谢尔顿·克里姆斯基说， 10 “二者看似无法调和。但随着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开始大力寻找商业出路和快速致富计划，行业的风向标开始发生变化。现如今，能够开创多元化发展局面的科学家，才是享有威望的成功科学家。”
关键转折点出现在1980年，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转基因细菌可以撇开研发过程，独立进行专利申请。这意味着，以“制造产品”的名义来发现某种病毒、改变某种植物、分离某种基因或者改造其他任何生物体，都能获得专利。由此，生物“淘金热”开始上演——科学家的特权之路已经铺就。不久以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众多教授，纷纷加入生物技术公司的顾问委员会，并开始持有某些公司的股票，而这些公司通常销售基于其研究成果的相关产品。寻求新的收入来源的大学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办公室，为获得专利的研究人员提供奖励。纵观整个20世纪80年代，科学界的意识形态氛围从重视科学本身或公共利益，逐渐转变为重视科学能为个人带来的利益价值。随着税法和专利法的重大变革，联邦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急剧减少，而税收优惠却导致来自工业界的研究经费大幅增加。针对制药业的管制开始放松，于是在10年间它成了美国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11
随后，涉及部分研究人员和医生的利益冲突丑闻开始爆发。大型药企在生产救命新药的同时，也在生产各种往好了说是不必要，往坏了说就是在害人的普通药物。从1989年到2000年被批准的所有药物中，有多达3/4的药物与既有的同类药物相比，药效仅有微小的改进，而价格几乎翻番，且安全风险更高。 12 截至1999年，共有7种重要药物因安全问题而退出市场，其中包括曲格列酮（Rezulin）和罗肠兴（Lotronex）。这7种药物中，没有一种是挽救生命所必需的（其中有用于治疗胃灼热的药、减肥药、止痛药和抗生素等），也没有一种在药效上超过更安全的旧药。但就是这7种药物，造成了1 002人的死亡和数千例令人担忧的并发症。 13 2017年，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报告称，从2001年到2010年，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所有新药中，有近1/3的药物存在重大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平均在药物上市4年以后才显现出来。被撤销批准的药物包括抗炎药伐地考昔（Bextra）、用于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泽马可（Zelnorm）以及治疗银屑病的依法利珠单抗（Raptiva）。前两种药物会增加心脑血管风险，第三种药物有可能会引发某种罕见的致命脑部感染。在获批的222种药物中，有71种药物不是被撤销批准，就是需要在说明书中对副作用进行“黑框”警告提醒，抑或需要专门通报新发现的风险。在抗精神病药物、生物制剂和获得“加速批准”的药物中，上述风险出现的可能性最高。 14
对于此类新闻，公众的反应不仅是愤慨——就像他们惯于从无良政客身上感受到的那种愤慨——还有恐慌和惊讶：科学家和医生怎么可能推广一种他们明知有害的药物呢？难道他们看不出来这样做就等于在出卖自己吗？他们怎么还有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呢？当然，就像政客群体一样，研究人员中也不乏腐败分子，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受雇来做这些事情的，比如得到雇主想要的结果，并隐瞒雇主不想要的结果，就像烟草公司的研究人员几十年如一日所做的那样。但至少，这些不良或欺骗性研究，最终还可以被公众利益团体、监督机构和独立科学家们揭露。对于公众而言，更大的危险来自那些煞费苦心的科学家和医生的自我辩护，因为他们需要减少认知失调，需要确信自己没有受到资助企业的影响。然而，就像植物朝向太阳一样，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转向了赞助商的利益诉求，自己却浑然不知。
我们如何知晓这一点呢？一种方式是通过实验性研究来评估专家的判断，以及确定这种判断是否会因为买单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一项类似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按照现行酬劳标准，向108位法医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支付了一定的费用，让他们审查4份涉及真实存在的性犯罪者的案卷，然后利用经过验证的完全相同的风险评估方法，就这些人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提出意见。本来，如果专家们在非对抗性的情形下使用这些评估方法，他们达成一致的可能性非常高。但在此项研究中，当一些专家被告知其受雇于辩方，另一些专家则被告知他们受雇于控方时，他们的评估结果开始偏向于假定雇主：那些认为自己为控方工作的专家给罪犯打出了较高的风险分，而那些自认为效力于辩方的专家则为罪犯打出了较低的风险分。 15
衡量资助的微妙影响的另一种方法，便是将独立资助的研究结果与行业资助的研究结果相比较，这类研究往往能揭示资助所带来的偏见。
· 两位调研人员选取了在6年内发表的161项研究，其内容涉及4种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可能产生的风险。在由工业界资助的研究中，只有14%的研究发现了化学品之于健康的有害影响；而接受独立资助的对象中，则有整整60%的研究发现了有害影响。 16
· 某位研究人员审查了100多项对照临床试验，这些试验旨在确定某种新药相对于旧药的疗效。在偏向传统药物疗效的试验中，13%的研究由药企资助，87%的研究由非营利机构资助。 17
· 两位丹麦调研人员审查了159项临床试验，它们于1997年至2001年之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该杂志要求论文作者必须披露潜在的利益冲突。因此，调研人员可以将披露了利益冲突的研究与不存在利益冲突的研究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如果某项研究的经费来自营利性组织，其“对于试验干预（即新药与旧药对比）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强”。 18
如果大多数受企业资助的科学家并非存心欺骗，那么上述偏见因何而来呢？新药的临床试验非常复杂，它可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治疗时长、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副作用、剂量以及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异性。我们很少能就结果给出清晰明确的解释。科学研究之所以需要复现和完善，以及大多数研究结果之所以允许存在可以解释的合理差异，这就是原因所在。如果你是一位刚正不阿的科学家，恰巧你针对新药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但令人担忧的发现，比如这种新药可能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略有增加。这时，你可能会说：“这有些棘手，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种风险的增加或许是意外，也有可能是药物所致，再或者是因为病人异常敏感。”
但是，如果你是有目的地想证明新药比旧药疗效更佳，从而更好地保证持续获得研究经费，得到资方的认可，你就会倾向淡化疑虑，从有利于公司的角度来解释研究中含糊不清的地方。此外，你也会不自觉地为自己的假设寻找唯一确凿的证据。“这没什么，没必要再深究下去了。”“反正那些病人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我们不如先假定药物是安全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明结果出现。”以上话术正是受默克投资公司资助的一些研究人员所给出的理由。在独立科学家提出相关的风险证据之前，这些研究者一直在对默克公司一款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止痛药物——万络（Vioxx）进行调查。 19
1998年，一支科学家团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发现孤独症与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这一消息顿时引发了巨大的恐慌，科学家、医生和家长立马被推到了抉择金字塔的最顶端：我们究竟要不要停止为儿童接种疫苗？成千上万的儿童家长，选择了从金字塔顶往“是”的方向滑落，他们要么为知道孩子患孤独症的原因而感到欣慰，要么为掌握预防孤独症的方法而觉得心安。
6年后，参与这项研究的13位科学家中，有10人撤回了上述结论，同时还揭露了论文主要作者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存在未向《柳叶刀》杂志披露的与其他人的利益关联：他是受代表孤独症儿童家长的律师们所托，来进行此项研究的。韦克菲尔德前前后后一共获得了80多万美元的酬劳，他的研究目的就是要确认能否以研究结果为理由，向有关机构或企业采取法律行动，而且就在论文发表以前，他向律师们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针对这些内幕，《柳叶刀》杂志编辑理查德·霍顿这样写道：“我们认定，在我们决定这篇论文是否适合发表、是否可信和是否正确的过程中，所有这些信息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20
然而，韦克菲尔德并没有在撤回声明上签字，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不存在任何问题。他在申辩中写道：“当牵涉某个项目，有潜在可能或主动去干涉针对另一个项目过程或结果的客观且冷静的评估时，利益冲突才会产生。受影响的孩子先经过临床转诊和调查，后来他们的家长才提起了诉讼，却对（我们更早就写完的）论文的内容或基调构成了影响，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接受……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这不是一篇科学论文，而是一份临床报告。” 21 哦，现在终于说到点子上了，这竟然不是一篇科学论文。
没有人知道安德鲁·韦克菲尔德研究的真正动机和想法。但我们怀疑，他就像我们本章开篇提到的斯坦利·贝伦特一样，说服自己相信，他的行为很正直，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律师们所支付的80多万美元并没有影响到他。然而，与真正独立的科学家不同，他缺乏动力去寻找疫苗与孤独症之间相关性的证伪证据，却有着充足的动机去忽略其他解释。事实上，孤独症的发生与作为疫苗防腐剂的硫柳汞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尽管从2001年起，儿童疫苗中已禁止添加硫柳汞，但孤独症的发病率并未随之降低）。这种明显的相关性只是巧合，因为孤独症通常被诊断出来的年龄段，恰好赶上儿童的疫苗接种期。 22 截至2019年，十几项经过同行评议的大规模研究，包括在丹麦完成的涉及超过65万名儿童的一项研究，均未发现麻腮风三联疫苗与孤独症之间存在任何相关性。
那么，那些认定二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并最终做出抉择的众多家长，是否会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感谢上帝终于带来了有用的信息”？当初，有些家长为了不让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曾发起全美范围的宣传攻势。一些密切关注此事的热心人士也希望了解上述问题的答案。事实是，在花了6年时间来证明硫柳汞是导致孩子患上孤独症或其他疾病的原因之后，这些家长拒绝接受得出证伪结论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们也拒绝接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国立医学研究院、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儿科学会支持疫苗接种的声明。“我是个好家长，我知道怎么做对孩子最好。”“这些机构告诉我，我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当夹在其中面对认知失调时，这些家长选择相信什么？答案显而易见。“那些科学家又知道些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这便是“疫苗接种导致孤独症”恐慌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悲剧性影响。一项重要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自1924年以来，儿童疫苗接种计划成功预防了一亿多例严重传染病的发生，挽救了三四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在某些家长停止为孩子接种疫苗后，麻疹和百日咳的发病率开始上升。2012年甚至发生了自1959年以来最严重的百日咳疫情，全美一共报告了4.8万例病例。2019年全美的麻疹病例超过了1 250例，也达到了25年以来的最高峰。鉴于早在2000年，卫生部门就宣布，麻疹在美国已经绝迹，上述病例的出现堪称公共卫生的巨大退步。“美国人正在亲眼见证百日咳、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细菌性脑膜炎等疾病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增加，”费城儿童医院传染病部主任兼疫苗教育中心负责人保罗·奥菲特这样写道，“就因为一些家长对疫苗的恐惧，超过了对疫苗所能预防的疾病的恐惧。” 23
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提到过，即便知道某个信念是错误，人们也往往会选择长期坚持这一信念，尤其是当他们为了支持错误信念，已经从金字塔顶端下滑了很长一段距离时。在这种时候，哪怕是获取了与坚定信念相矛盾的信息，效果也只会适得其反，人们反而会更加顽固地坚守错误的想法。布伦丹·尼汉及其同事曾经主动站出来，向全美具有代表性的儿童家长样本灌输了各种科学信息，希望能消除他们对于疫苗的担忧，这些信息包括：关于疾病的风险提示，儿童不接种疫苗会发生怎样可怕的事情，以及患病儿童的悲惨形象。结果非但无效，那些对疫苗持有异议或负面情绪的家长，反倒越来越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接种疫苗。他们虽然相信疫苗不会导致孤独症，但提出了其他担忧或不明确的不适感，以此来为他们不愿意让孩子接种疫苗辩护。 24 （针对那些错误地相信流感疫苗会导致接种者得流感的人群，尼汉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这就是自我辩护所导致的无穷遗患，因为大多数反疫苗的危言耸听者都不可能主动站出来说：“我们错了，看看我们所造成的伤害。”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被英国医疗部门吊销执照以后，依然坚持疫苗会导致孤独症的观点。“我不会被吓到，”他在一篇新闻稿中说道，“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2015年，在始于迪士尼乐园的大面积麻疹疫情暴发以后，芭芭拉·洛·费希尔，一个散布错误信息且专门阻挠儿童接种疫苗的反疫苗组织的主席，跳出来表示，所有的担忧都属于“炒作行为”，目的就是掩盖疫苗的失败。我们猜想，连迪士尼乐园都暴发了疫情，而这位主席和她所在的组织，怕不是还生活在“幻想乐园”中。 26
医生和科学家一样，都不希望自己的诚信受损。然而，每一次当医生接受酬劳或其他奖励，以进行某些检查和手术，安排某些病人进入临床试验，或者开出并不比旧药更好或更安全的昂贵新药时，他们其实都是在病人的福祉和自身的经济利益之间进行权衡。盲点有助于他们将天平向自己的方向倾斜，然后为此辩解道：“如果制药公司想送钢笔、记事本、日历、午餐券、答谢礼或者一点点咨询费，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呢？我们总不至于被这点东西收买吧。”相关调查显示，就道德层面而言，医生通常认为小礼物比贵重礼物更容易接受。美国医学会也同意这一观点，该组织规定，只要单份礼物的价值不超过100美元，医生就可以接受医药代表的馈赠。不过，有证据表明，小礼物对于大多数医生的影响程度甚至会超过贵重礼物。 27
制药公司深谙此道。一项针对美国近3 000名初级保健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发现，有84%的人声称从制药业获得过某种形式的酬劳，包括药物样品、食品饮料、报销和服务费等。 28 根据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数据，从2013年8月至12月的5个月时间里，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制造商向医护人员和教学医院共支付了35亿美元的酬劳，其中就包括向54.6万名医生个人支付的演讲和咨询费用，其总额约为3.8亿美元——事实证明，实际数额比早期的预估多了约10亿美元。 29 虽然个别医生收取的服务费超过了50万美元，但绝大多数医生所获得的报酬，都是以办公室小饰品、有偿旅游、“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唯一的“教育”内容便是介绍制药公司的新药）以及“未获认证的培训”等形式赠予的。
大型制药公司之所以在礼品上花费如此巨大，其原因早已为营销人员、说客和社会心理学家所熟知，那便是：获赠礼物会激发起一种隐性的回报欲望。富勒刷子公司的销售人员更是早在几十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时他们首创了“得寸进尺”式销售技巧：送给家庭主妇一把小刷子作为礼物，她就不会直接将你拒之门外了。如果没有直接拒绝，她就会更愿意邀请你进门，并最终购买你推销的昂贵的刷子。罗伯特·西奥迪尼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影响和说服技巧，他曾经系统地观察过印度教社团哈里·克里希那（Hare Krishna）的信徒在机场募捐的过程。 30 在通常情况下，向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直接索要捐款是行不通的，这种无礼的要求只会激起对方的怒火。于是，这些信徒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他们会走到募捐对象跟前，将一朵花塞到他手里，或者别到他的外套上。如果对方拒绝接受并试图还回去，他们就会抗议道：“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只有到了这个阶段，这些信徒才会请求对方捐赠。在这种情况下，请求很可能会被接受，因为赠送鲜花已经让旅行者产生了某种亏欠感和义务感。如何回报这份心意呢？你可以捐点儿小钱，或者买上一本内容不错但定价过高的《薄伽梵歌》。
旅行者意识到互惠力量对其行为的影响了吗？答案是，完全没有。但是，一旦互惠行为开启，自我辩护便随之而来：“我一直想买一本《薄伽梵歌》，看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鲜花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这不过是一朵花。”受赠旅行者如是说。“这不过是一份比萨。”住院医师如是说。“这不过是为教育研讨会捐的一点儿钱。”接受捐款的医生如是说。然而，医生与医药代表接触的次数，之所以与医生后来开出的药品费用之间呈正相关性，“鲜花的力量”便是原因之一。“那位代表对新药的介绍非常有说服力。我不妨试试，说不定病人吃了效果很好。”一旦你接受了礼物，无论多小，这种互惠的过程就开启了。你会产生回馈的冲动，哪怕一开始只是表露出关注、倾听的意愿或者对于送礼者的同情。最终，你会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处方、裁定和投票来回馈对方。你的行为改变了，但由于盲点和自我辩护的存在，你对自身学识和职业操守的看法却没有改变。有一次，我们的某位朋友从医生那里拿到了某种药物的处方，上面列出了一长串注意事项。她在一个独立网站上搜索这种药物时，发现所有相关研究都是由开发这种药物的制药公司完成的。当她向医生指出这一点时，对方竟然反问道：“这有什么差别吗？”
卡尔·埃利奥特是一位生物伦理学家兼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医学博士，他曾就利用小恩小惠来诱骗收礼者的行为写过大量文章。他的兄弟哈尔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将自己如何最终加入某家大型制药公司宣讲团的经历告诉了卡尔：一开始，对方只是邀请他为某个社区群体做一次关于抑郁症的演讲。他心想，这属于公共服务，有何不可呢？紧接着，对方又邀请他去一家医院就相同的主题发表演讲。再后来，对方开始对他的演讲内容提出建议：不要讲抑郁症，要讲抗抑郁药。最后，对方告诉他说，可以安排他进行全国巡回演讲，“那才是真正赚钱的地方”。就这样，制药公司成功地诱使他去为它所生产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做宣传。再回头看时，哈尔告诉他的兄弟：
这就好比你是参加聚会的某位女士，老板对你说：“嘿，帮我个忙，对那边的那个家伙友好点儿。”你看到那人长得还不错，而且你也是单身，所以你会想：“为什么不呢？我可以表现得友善点儿。”不久以后，你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架无标志飞机的货舱里，正在飞往曼谷妓院的途中。此时，你开始大叫起来：“我并没有同意这样做！”但同时你又不得不扪心自问：“整件事怎么就演变成卖淫了，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难道是那场聚会？” 31
现如今，就连专业的伦理学家都被拉入了这一行列，就像看门狗原本是被训练来抓狐狸的，结果却被狐狸驯服了。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正在向生物伦理学家提供咨询费、合同和酬金，本来这些人的职责就是撰写相关文章，去揭露医生和药企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危险。卡尔·埃利奥特描述了同行们关于收钱行为的辩护言论。“企业咨询费的捍卫者常常对这样的说法感到恼火，即接受企业的钱会有损于他们的公正性，或者导致其道德批评的客观性降低。”他这样写道，“‘客观性不过是一种神话’，（生物伦理学家）德伦佐曾告诉我，她从女性主义哲学中汲取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相信在现实中，没有人在从事某项活动时，会对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不感兴趣。’”这也是一种减少认知失调的巧妙说法——“无论如何，要做到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干脆就收了那笔咨询费吧”。
沃顿商学院伦理项目的负责人托马斯·唐纳德森，将伦理顾问比作公司聘请来审计财务的独立会计师事务所，以此来证明上述做法的合理性。那为什么不对这些顾问的道德操守进行审计呢？对于这种自我辩护，卡尔·埃利奥特也不接受。“伦理分析与财务审计完全不同。”他说。会计师的违规行为能够被发现与核实，但如何检验伦理顾问的违规呢？“伦理顾问改变想法究竟是出于正当理由，还是为了金钱，你如何进行区分？受聘于公司的顾问究竟是出于诚信正直还是因为支持公司的规划而获得聘用，你能说得清吗？” 32 与此同时，埃利奥特亦挖苦道，或许我们应当感激美国医学会伦理与司法委员会发起的一项倡议，该倡议的目的在于教育医生在接受制药公司馈赠时，注意所涉及的职业道德问题。讽刺的是，此项倡议所获得的59万美元资助，分别来自礼来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辉瑞公司、美国制药集团、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拜尔公司、宝洁公司和惠氏艾尔斯特制药公司。
阿尔·坎帕尼斯是个非常友好甚至可以说讨人喜欢的人，但同时也是个有缺陷的人，他在81年的人生历程中曾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将永远定性他这个人。
——迈克·利特温，体育专栏作家
1987年4月6日，《夜线》节目组准备用整期节目来纪念杰基·罗宾逊加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40周年。其间，节目主持人泰德·科佩尔采访了洛杉矶道奇队的总经理阿尔·坎帕尼斯，后者早在1943年就加入了道奇队，在1946年罗宾逊自蒙特利尔皇家队转会至道奇队以后，两人就一直是队友。也正是在那一年，坎帕尼斯不仅为罗宾逊出头，拳打了一名侮辱罗宾逊的偏执球员，更是在随后宣布支持职业棒球大联盟接纳黑人球员。在与科佩尔的交谈过程中，坎帕尼斯并无太多戒心，基本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当科佩尔问罗宾逊的这位老友，为什么棒球界没有黑人教练、黑人总经理或黑人老板时，坎帕尼斯一开始闪烁其词——你必须从小联盟开始慢慢打拼；在你一路往上爬的时候，回报不可能太高——但科佩尔还是步步紧逼。
科佩尔：是的，但你心里清楚得很……你知道那是胡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有很多黑人球员，有很多伟大的黑人棒球手，他们都非常希望能担任主教练。我干脆就不拐弯抹角了，直接问吧。你只需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会那样想，还是说现在，棒球界依然有那么多的歧视？
坎帕尼斯：不，我不认为这是歧视。我确实觉得他们可能不具备——比方说担任场地教练或者总经理的——某些必要能力。
科佩尔：你真这样认为？
坎帕尼斯：好吧，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但大部分人在这方面肯定有欠缺。身为场上指挥的黑人有多少？而担任投手的黑人又有多少？
这次采访引发了轩然大波，两天之后，道奇队便解雇了坎帕尼斯。而在一年以后，当回忆起访谈的经过时，坎帕尼斯表示自己当时头脑“一片空白”，所说的话不能完全代表他自己。
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阿尔·坎帕尼斯？是偏执狂还是政治正确的受害者？大概都不是。坎帕尼斯喜爱并尊重自己所认识的黑人球员，在当年那种反种族歧视既非时髦也尚未有明朗前景的政治环境下，他选择站出来力挺杰基·罗宾逊，但与此同时，他也无法摆脱自身的盲点：他认为黑人有能力成为伟大的球员，却没有足够的智慧当上教练。他告诉科佩尔，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觉得这种态度有什么不对。“我不认为这是歧视。”他说。坎帕尼斯的确没有撒谎，也没有假惺惺地忸怩作态。作为总经理，他本有资格建议球队聘用一位黑人教练，但思维上的盲点导致他甚至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正如我们能从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身上看出虚伪，正如我们会发现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都会被金钱所左右，我们也只能看到他人的偏见，而对于自己身上的偏见视若无睹。由于自我保护性盲点的存在，我们会认定自己不可能有偏见，即不可能对其他群体的所有成员都产生某种非理性或刻薄的看法。因为我们认为自己不是非理性或刻薄的，所以我们产生的关于其他群体的任何负面情绪都是合理的。因此，我们的厌恶感源于理性，有着充分的根据，需要被压制的是其他群体的负面情绪。就像宽容博物馆中那些拍打着“无偏见”之门的哈西德派教徒一样，我们对自身的偏见视而不见。
偏见的产生源于人类善于依照类别来对信息进行感知和处理的思维倾向。类别（categories）是一个比刻板印象（stereotypes）更友善且更中性的词汇，但二者本质上就是一回事。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刻板印象如同节能装置，能让我们基于过去的经验，高效地做出决策；它还能帮助我们快速处理新信息、检索记忆、理解群体之间的真实差异和预测他人的行为或想法，而且这种预测往往相当准确。 33 我们机智地依赖刻板印象及其提供的即时信息，来逃避危险，结交可能的新朋友，换一所学校或一份工作，以及确定穿过拥挤人潮向自己走过来的那个人，是否会成为我们的一生至爱。
以上是刻板印象的优点所在。刻板印象的缺点在于，它会抹平我们所注重类别内部事物之间的差异，而夸大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红州人和蓝州人
通常会将彼此视为相互没有交集的两类人，但实际上，有很多堪萨斯人希望当地的学校能讲授进化论，也有很多加州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枪支管制。虽然我们所有人都能辨识出自己所属性别、党派、种族或国家内部的差异，但我们却倾向于笼统地概括群体之外的其他人，将他们统统归为异类。这种习惯自我们很小的时候便露出苗头。社会心理学家玛丽莲·布鲁尔，多年以来一直在研究刻板印象的本质，有一次，她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后抱怨说“男孩都是爱哭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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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说法，孩子给出的证据是，她看到两个男孩在第一天上学时都哭了。身为心理学家的布鲁尔便有意反问道，难道没有小女孩哭吗？“当然有，”女儿回答道，“但只有一些女孩会哭。我就没哭。”
布鲁尔的女儿已经开始把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我们”是大脑组织系统中最基本的社交类别，这一概念为大脑所固有。哪怕是作为复数代词的“我们”（us）和“他们”（them），也带有强大的情感信号。在一项假装对参与者进行语言能力测试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将一些无意义音节，如xeh、yof、laj和wuh，随机地与某个内群体词汇（us、we或ours）以及某个外群体词汇（them、they或theirs）进行配对，同时作为对照，也将其与其他代词（例如he、hers或yours）进行搭配。然后，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对这些音节所产生的愉悦或不愉悦感进行打分。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有人会对yof这样无意义的词组产生情感体验，或者认为wuh比laj看起来更顺眼？然而，当这些无意义音节与内群体词汇关联在一起时，参与者的确更喜欢它们。 35 没有人猜出其中的原因，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词汇被搭配在一起的真正用意。
不过，一旦人们构建了一个名为“我们”的类别，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将不属于这个类别的其他人视为“非我们”。“我们”的具体内涵可以在一瞬间发生变化：我们是朴实的中西部人，而你们是浮夸的沿海人；我们是环保的普锐斯车主，而你们是高油耗的SUV（运动型多功能车）车主；我们是波士顿红袜队的球迷，而你们是洛杉矶天使队的球迷（这里只是随便举了个例子，本书的两位作者恰好分别是两队的球迷）。正如亨利·泰弗尔及其同事在以英国男学生为实验对象的一个经典实验中所展示的那样，在实验条件下，“我们”这样的类群可以在一分钟内被创造出来。 36 泰弗尔向这些男学生展示了一些上面带有不同数量圆点的幻灯片，并让他们猜测圆点的数量有多少。展示完毕后，泰弗尔假装武断地告知一些受试对象，说他们属于“高估者”，然后再将“低估者”的帽子扣在另外一些人头上，最后要求所有这些男生都去完成某项任务。在这个阶段，他们有机会给其他被认定为“高估者”或“低估者”的男生打分。虽然所有男生都在属于自己的小房间里独自完成了任务，但几乎每个人都给他们认为和自己一样属于“高估者”或“低估者”的其他男生，打了更高的分数。当男生完成任务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时，其他孩子会问他：“你属于哪一组？”他的回答会得到同组者的欢呼，而让另外一组人发出嘘声。
很显然，相比开什么车或预估幻灯片上的圆点数量，还有些与“我们”相关的特定类别对于我们的身份更为重要，譬如性别、性取向、宗教、政治派别、种族以及人一生下来就具备的国籍。如果我们对那些赋予我们生命意义、身份和目标的群体缺少依附感，我们就会产生某种无法忍受的痛苦，仿佛自己是一颗无依无靠的弹珠，在茫茫宇宙中胡乱飘荡，没有归宿。因此，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这些依附关系。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民族中心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民族或宗教优于其他所有文化、民族或宗教——实质上有助于生存，因为它强化了个体与主要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了个体为群体工作、战斗甚至献身的意愿。当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对其他文化和宗教，甚至是其他性取向者，都相当宽容。但是，当感到愤怒、焦虑或受到威胁时，我们自身的盲点就会自动激活。“我们”拥有智慧和深情这些人类品质，而“他们”要么愚昧无知，要么是些“爱哭鬼”，完全不懂爱、羞耻、悲伤或悔恨的真正含义。 37
“他们”不如“我们”聪明或通情达理，正是这种想法让我们感觉自己与那些与我们相像的人更亲近。但同样重要的地方在于，这种想法使得我们能够为自己对待“他们”的方式进行辩护。大多数人都假定刻板印象会导致歧视，例如，阿尔·坎帕尼斯相信黑人缺乏成为教练的“必备能力”，因而拒绝将黑人球员引入管理层。但认知失调理论表明，态度和行动之间的路径具有双向性。在通常情况下是歧视引发了让人展开自我辩护的刻板印象。阿尔·坎帕尼斯缺乏说服道奇队聘用黑人教练的意愿或勇气，他通过暗示自己黑人无论如何都做不了这份工作，来为自己裹足不前辩护。同理，我们如果奴役了另一个群体的成员，剥夺了他们正常受教育或工作的机会，将其排除在我们的职业领域之外，或者否定他们的人权，随后我们就会诉诸刻板印象，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通过说服自己相信他们不值当、不可教、能力差、天生数学不好、不道德、作恶多端、愚蠢乃至低人一等，我们就不会因为自己对待他们的方式而产生负罪感或不道德感。当然，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有偏见。我们甚至对他们中的某些人心存好感，只要他们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用说，他们肯定不会成为我俱乐部的队友，我大学的校友，我职场的同事，我社区的邻居。简而言之，我们要利用刻板印象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否则这些行为就会让我们感到不痛快，以至于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我们竟然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们竟然生活在这样的国家？
既然分门别类是一种普遍的思维特征，那为什么只有某些人对其他群体抱有强烈的偏见呢？因为阿尔·坎帕尼斯并不是因为对黑人的强烈反感而产生偏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说服，他或许会放弃黑人球员无法成为优秀管理者的想法。刻板印象会在证伪信息的重压之下变形甚至瓦解，偏见则不同，它的特点在于不受理性、经验和反例的影响。在首次出版于1954年的划时代著作《偏见的本质》中，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描述了某位偏见者在面对与其信念相悖的证据时，所表现出来的反应特征。
X先生：犹太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群体。
Y先生：但公益金募捐活动的记录表明，就人数比例而言，犹太人向一般慈善机构捐款的慷慨程度超出了非犹太人。
X先生：那只能说明他们总试图收买人心，插手基督教事务。他们眼里只有钱，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犹太人银行家。
Y先生：可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犹太人从事银行业务的比例微乎其微，远低于非犹太人。
X先生：的确如此，他们不做体面生意，就会通过搞电影或经营夜总会赚钱。 38
奥尔波特完美地诠释了X先生的思维过程。X先生甚至没打算回应Y先生提出的证据，他只是从一个理由转到另一个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喜欢犹太人。人一旦产生了偏见，就像拥有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即便与偏见核心理念相矛盾的证据无可辩驳地摆在眼前，他们也不会轻言放弃。而且，他们会想出另外一个理由来维护自身信念或合理化自己的行动。假设我们这位通情达理的Y先生告诉你，昆虫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而且“蛞蝓和虫子餐厅”里那位手艺一流的新大厨，正在推出美味的毛毛虫肉泥主菜。听了这话，你会急不可耐地去展开这场美食冒险吗？如果对吃昆虫这件事心存偏见，你恐怕就不会去尝试，即便这位大厨登上了《纽约时报》美食版的头条。你会像偏执的X先生一样，另找理由为自己辩解。“唉，昆虫看上去好怪，还黏黏糊糊的。”你会这样告诉Y先生。对方则回答说：“的确如此。那你能说说看，为什么吃龙虾和生牡蛎你就不抗拒呢？”
后天的偏见很难消除。正如伟大的法学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言：“尝试教育某位偏执狂，就如同把光照进眼睛的瞳孔中——它会收缩。”为了避免改变自身的偏见，大多数人都会耗费巨大的心力，将证伪的证据归为“证明结论的例外”，对其视而不见。（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究竟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否定这一结论？）“但我最好的一些朋友也会……”，虽然这句话现在受到嘲讽是理所当然的，但它经常被使用，正是因为当偏见与例外相冲突时，它是解决认知失调的有效方式。多年以前，埃利奥特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时，有位邻居过来搭话：“你是犹太人？但你看起来友善得多，比……”说到这里，她顿住了。“比什么？”埃利奥特反问道。“比我想象的。”她蹩脚地结束了话题。通过承认埃利奥特不符合她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她既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胸开阔、慷慨大方，同时又保持住了她对整个犹太人群体的基本偏见。在对方看来，这甚至是对埃利奥特的恭维：“相比他所属……种族的其他人，他看起来友善得多。”
杰弗里·谢尔曼和他的同事也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展示了严重偏见者为了保持偏见，同时接纳相抵触的信息，所随时准备付出的努力。实际上，与一致信息相比，他们更关注那些不一致的信息，因为就像X先生和明尼苏达州的那位邻居一样，他们需要想办法解释那些不和谐的证据。在其中一项实验中，异性恋学生被要求评价一位名叫罗伯特的男性同性恋者。根据描述，这位罗伯特分别做过8件符合同性恋刻板印象的事情（比如，学过形意舞），以及8件不符合同性恋刻板印象的事情（比如，某个周日他去看了一场橄榄球比赛）。结果表明，反同性恋者不仅扭曲了关于罗伯特的证据信息，而且与不带偏见者相比，他们后来将罗伯特描绘得更加“女性化”，进而使得自身的偏见得以维持。为了解决矛盾事实所造成的认知失调，他们将其解释为特定场合下的矫揉造作。没错，罗伯特是去看了一场橄榄球比赛，但这只是为了陪他来访的表弟弗雷德。 39
在实验室以外的大千世界里，为了减少认知失调而产生的类似的扭曲行为时有发生。我们不妨看看某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得知潜在盟友并非“全白”时所采取的手段。亚伦·帕诺夫斯基和琼·多诺万研究了白人民族主义组织“风暴前线”（Stormfront）论坛上的数百条帖子，想了解该组织如何劝导某些特殊申请者——这些人汇报了“令人苦恼的消息”：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结果表明自己存在非白人或非欧洲血统。风暴前线的创始人对于成员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们只接纳“纯欧洲血统的非犹太人，无一例外”，而且他们还表示，“白度”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如果希望扩充组织势力，他们又该如何处理DNA检测为非白人血统的潜在成员呢？他们有两种方式可以减少认知失调，一种较为严格，另一种更加灵活。严格的做法就是直接剔除这些人。
发帖者：大家好，我今天拿到了DNA检测结果，显示我有61%的欧洲血统。我为自己的白人血统和欧洲血统感到非常自豪。我知道你们许多人都比我“更白”（原文如此），但我不在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愿意尽一切可能，保护我们的白人种族、我们的欧洲根基和我们的白人家庭。
回复者：我给你准备了一杯饮料，61%的成分是水，剩下的是氰化钾。我想你应该不会反对将其一饮而尽吧……氰化物不是水， 你 也不是 白种人 。
但研究人员发现，风暴前线的大多数成员为了增加人数、减少失调感，以及安抚忧心忡忡的潜在支持者，会提出一些不科学的理由来解释这些检测结果为什么不足为凭。比如，“衡量‘白度’的方法有很多种，所以请留下来”；“基因检测的数据并没有被准确解读”；以及一直很流行的犹太人阴谋论：“犹太人控制了那些基因检测公司，我们都知道他们在密谋邪恶的多元文化计划。”（“基因检测公司23 and Me受犹太人控制，搞不好其他所有基因检测公司都被犹太人控制了。”某位成员这样写道，“我觉得23 and Me公司或许正在谋划一次秘密行动，先获取DNA，然后这些犹太人就可以制造生物武器，用它们来对付我们。”）在风暴前线组织中，黑人和犹太人是最受鄙视的两个种族，但即便是在论坛中汇报检测结果显示自己身上存在黑人和犹太人血统的申请者，也得到了安抚性的回复，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尽量减少认知失调。例如，有位女性网友“惊慌失措”地呼吁论坛众人帮助解释，为什么她母亲的DNA检测结果显示存在“11%的波斯-土耳其-高加索基因”，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血统被玷污了。别担心，有人回复她说，虽然今天高加索地区的主要群体为穆斯林，但“起初那里都是白人”，况且“波斯人也属于雅利安人”。 40
风暴前线组织的成员和其他顽固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热衷于公开展示他们的偏见。但大多数对某一特定群体抱有偏见的美国人其实都知道，在许多生活和工作环境中，随便发表某些带有歧视意味的言论，有可能会被轻罚、公开羞辱甚至直接解雇，因此有些事情还是不公开表露为好。然而，正如在信息相互冲突的情况下维持偏见需要付出心智努力，抑制这些负面情绪也需要耗费心神。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克兰道尔和艾米·埃舍尔曼在评估了大量关于偏见的研究文献后发现，每当人们情绪低落，比如困倦、沮丧、愤怒、焦虑、醉酒或压力过大时，他们表达自身对于另一个群体真实偏见的意愿，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梅尔·吉布森曾因酒后驾车和发表反犹言论而被捕，在第二天的道歉声明中，他声称：“我所说的那些可鄙言论，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对于自己所说的一切，我深感羞愧……我为自己在醉酒状态下做出的任何不符合身份的行为道歉。”这番话可以理解为：“这不是我的问题，全都是因为酒精作祟。”狡辩得不错，不过有科学证据清楚地表明，醉酒会让人更容易暴露自身的偏见，而不是将这些态度埋在心里。因此，当人们在道歉时说，“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些话”，“我当时太疲倦/焦虑/愤怒/醉得太厉害了”，或者，就像阿尔·坎帕尼斯所说的“大脑一片空白”，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对于自己所说的那些话，他们其实完全相信。
但大多数人对自己内心的这种想法感到不满，而且由此产生了失调感，即“我不喜欢那些人”的想法，与“这样说在道德或社交层面是错误的”这一强烈信念，发生了冲突。克兰道尔和埃舍尔曼认为，感受到这种失调的人，会急切地寻求任何可以自我辩护的机会，这种自我辩护让他们既能表达真实想法，又可以继续认为自己是道德且善良的。就连唐纳德·特朗普也不例外，他曾对一长串自己不喜欢的群体（尤其是拉美裔、穆斯林和残疾人）大放厥词，四处散布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因此没资格做美国总统的谎言，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态度更是尽人皆知。在此之后，他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点儿什么，于是他通过推特向公众保证：“我是你们所见过的最没有种族歧视的人”以及“我身体里没有一根种族主义的骨头”。对此，克兰道尔和埃舍尔曼解释道：“自我辩护可以消除压抑，提供掩护，保护了某种平等主义意识和不带偏见的自我形象。” 41
在一项相当典型的实验中，一些白人学生被告知，作为生物反馈研究的一部分，他们将会对另一名学生（即学习者）实施电击。相比与白人学习者合作的学生，与黑人学习者合作的学生起初实施电击的强度更低，这或许体现了一种表明自身不存在偏见的愿望。随后，研究人员又设计让这些学生在无意中听见学习者针对自己的非议，此举自然会激怒他们。现在，如果再给他们一次电击的机会，相比与白人学习者合作的学生，与黑人学习者合作的学生会实施强度更高的电击。相同的结果也出现在类似的研究中，比如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如何对待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异性恋者如何对待同性恋者，非犹太学生如何对待犹太学生，以及男性如何对待女性。 42 在正常情况下，参与者都能够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但一旦变得愤怒、沮丧或自尊心受挫，他们就会直接表达偏见，因为现在他们可以为此辩护了：“我不是一个有偏见的坏人，但是，看吧——他侮辱了我！”
就这样，偏见成了民族中心主义的能量源。它似睡非睡地潜伏在那里，直到被民族中心主义唤醒，去完成一些不体面的工作，譬如为我们这些好人偶尔想做的坏事进行辩护。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华人移民受雇在金矿工作，这有可能会抢走白人劳工的饭碗。白人经营的报纸便煽动起针对华人的偏见，将华人描述为“堕落邪恶”“贪婪无比”“残忍且毫无人性”之辈。然而，仅仅10年后，在这些华人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这一危险而艰苦的工作——这是白人劳工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以后，公众对于他们的偏见才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看法变成了“华人普遍稳重、勤劳且守法”。铁路大亨查尔斯·克罗克就曾表示：“他们可媲美最优秀的白人。他们非常值得信赖，非常聪明，会依约履行合同义务。”铁路竣工以后，工作机会再次变得稀缺，再加上南北战争的结束，导致大量退伍军人涌入就业形势本就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于是，反华偏见卷土重来，媒体笔下的华人又变成了“犯罪者”、“共谋犯”和“狡猾愚蠢之徒”。 43
偏见为我们施加于他人的不公待遇提供了辩护，我们之所以想要不公平地对待他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对方。我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在形势严峻的就业市场上与我们竞争工作机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怀疑自己的宗教是不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因为我们希望维护自身的地位、权势和特殊待遇；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对他们发动战争；因为我们不喜欢他们的习俗，尤其是性习俗，他们就像是喜欢滥交的变态；因为他们拒绝融入我们的文化；因为他们想融入我们的文化且表现得太过了；因为我们需要感觉自己比别人强。
在理解了偏见就如同自我辩护的奴仆以后，我们就能更深刻地意识到，为什么有些偏见如此难以消除：它们的存在让人们能够为自己最重要的社会身份——“白人”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和性取向——进行辩护，同时消减“我是一个好人”与“我真的不喜欢那些人”之间的认知失调。幸运的是，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减少偏见的条件，譬如减少经济竞争，签署休战协议，增强各行各业的协作，让彼此之间变得更加熟悉，相处得更加融洽，不再将“他们”视为无差别的整体，而是意识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由多元化个体所构成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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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阿尔伯特·斯佩尔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在正常环境中，背离现实的人很快就会因为周围人的嘲笑和批评而回归正途，这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可信度。但在第三帝国，尤其是对于那些身处上层社会的人来说，这样的纠错机制并不存在。相反，每一次的自欺行为都会被成倍放大，它会让你感觉就像身处装满了哈哈镜的大厅里，为你打造一个反复被确认的梦幻世界的图景，这个梦幻世界与严峻的外部世界不再有任何联系。在这些镜子里，我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看到自己的脸被无数次复制。” 44
对于我们而言，自我纠错的最大希望在于，确保自己没有置身于满是哈哈镜的大厅之中，以免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自身欲望和信念的歪曲反映。在人生之路上，我们需要一些值得信赖的反对者，这些批评人士愿意戳破我们自我辩护的保护罩，并在我们偏离现实太远时，将我们拉回。对于位高权重者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按照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的说法，亚伯拉罕·林肯是世所罕见的总统之一，因为他懂得身边有意见相左者的重要性。林肯所创建的内阁便囊括了四位政敌，其中三人曾在1860年与他竞争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时他们对于输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律师而感到羞耻、震惊和愤怒。这三人分别是后来担任国务卿的威廉·西沃德、担任财政部长的萨蒙·蔡斯和担任总检察长的爱德华·贝茨。尽管在维护联邦制和废除奴隶制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内阁所有人都与林肯目标一致，但在如何实现上述目标的问题上，这支“劲敌幕僚”（古德温给出的称谓）却存在着激烈的分歧。
南北战争初期，林肯在政治上深陷困境。他不仅要安抚希望解放逃亡奴隶的北方废奴主义者，还要平息密苏里和肯塔基等边境州奴隶主们的愤怒情绪。这些边境州随时都有可能加入南方联盟，对于北方联邦来说，这将会是一场灾难。在如何使双方保持利益一致的问题上，林肯的幕僚们有不同的想法。随后的争辩让林肯意识到，他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在每个决定上他们都达成了共识。于是，他开始考虑其他方案，并最终赢得了这些昔日竞争对手的尊重和支持。 45
只要坚信自己完全客观，绝不腐败且完全不受偏见影响，那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时不时地发现自己正走在“通往圣安德鲁斯的道路”上——有些人甚至坐上了“飞往曼谷的飞机”。在上一章中，我们曾描述过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在水门丑闻中深陷政治腐败的案例，他便是被自身的信念蒙蔽了双眼，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采取非法行动，也要打败“他们”——尼克松的政敌。但被捕以后，马格鲁德却敢于直面自我。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个令人震惊和痛苦的时刻，就像不经意在镜子里瞥见自己，发现额头上长了一个巨大的紫色肿块。马格鲁德本可以像我们大多数人所选择的那样，化个浓妆，然后说：“什么紫色肿块？”他忍住了这种冲动。他表示，归根结底，并没有人强迫他或其他人犯法。“我们本可以反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或以辞职抗议，”他写道， 46 “但我们说服了自己，让错事变得正确，然后毫不犹豫地向前推进。”
“我们无法为入室行窃、窃听、做伪证以及其他掩盖事实的行为进行辩护……我和其他人以‘寻常政治’、‘情报收集’或‘国家安全’为由，将非法行为合理化。我们完全错了，只有当我们承认了这一点，并为自己的错误公开地付出了代价以后，我们才能期望广大民众对我们的政府或政治体制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