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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日期：1993年11月1日
我们在之前的新闻稿中写道，纽约将在1993年9月4日到10月14日之间被摧毁。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说错，甚至可以说是准确无误！
新闻发布日期：1994年4月4日
我们过去公布的所有日期，都是《圣经》中上帝所给出的正确时间。不存在任何错误……以西结给出的围城时间总共是430天……我们照此计算，恰好是1994年5月2日。现在，所有人都得到了预警。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命……
引导人们获得安全、保障和拯救，我们是全世界唯一做到这些的人！
我们百分之百地成功了！ 1
末日预言非常有趣，有时候又会带点儿滑稽感，但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当预言落空，世界依旧像之前一样运转时，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那些信徒的末日推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直接抱怨说：“我搞砸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愚蠢到会相信那些无稽之谈！”相反，大多数时候，末日论者会更加坚信自己的预测能力。有些人相信《圣经》中的《启示录》一卷中的末日预言，或者认定16世纪自称预言家的诺查丹玛斯在其著作中，已经预言了从黑死病到“9·11”恐怖袭击的每一场灾难。这样的人会坚持自身信念，至于那些含混不清的预言，为什么只有在事件发生后才能得到完整的解读，这种小问题根本不会对他们构成困扰。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名叫利昂·费斯汀格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与他的两位同事，偷偷混入了一个相信世界将会在1954年12月21日终结的末日论组织。 2 他们想知道，当所谓的预言失败时（这当然也是研究者们所乐见的！），这群人会有何表现。该组织的领导者被研究人员称为玛丽安·基奇，她向信徒们承诺，12月20日午夜会有一艘飞船前来，将他们全部接走，并送到安全之所。她的许多追随者为了迎接末日的到来，不惜辞去工作，变卖房产，散尽家财。都到外太空了，谁还需要钱呢？还有一些人则在家中恐惧或无奈地等待着。（基奇的丈夫不相信这些，当晚他早早就上床睡觉了。当妻子和她的那些追随者在客厅里整夜祈祷时，他就在隔壁呼呼大睡。）此时，费斯汀格做出了自己的预测：一旦预言落空，那些对预言缺乏坚定信念的信徒——他们各自在家等待世界末日降临，希望自己在午夜能够安然无恙——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对基奇夫人的信任。不过同时他也认为，那些捐出家产并与其他信徒一起等待飞船前来拯救的人，会更加信任基奇的神秘力量。事实上，他们眼下还在想尽一切办法让其他人加入自己的行列。
到了午夜时分，基奇家的院子里并没有出现飞船的踪迹，大家都感到有些紧张。等到了凌晨2点，他们开始担心起来。凌晨4点45分，基奇夫人看到了新的天象：在这个小团体强大信念的加持之下，这个世界获得了宽恕。“上帝的言语之力强大无比，”她告诉追随者，“你们因他的话而得到救赎——从死神口中被拯救出来，地球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伟大的力量。自地球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现在这般景象，善行和光明的力量充溢着整个房间。”
组织成员的情绪由绝望转为振奋。很多在12月21日之前并不觉得有必要劝诱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组员，开始打电话给媒体报告上述奇迹。很快，他们又走上街头，拉住路人宣传，试图劝服对方改变信仰。基奇夫人的预言没有应验，但利昂·费斯汀格的预测同样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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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自我辩护的原动力，即让我们感觉有必要对行为和决策——尤其是错误的行为和决策——进行辩解的力量，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费斯汀格称之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失调是一种紧张状态，它出现在人们同时保留两种在心理上相互抵触的认知（思想、态度、信仰或观念）时，比如一边认为“抽烟是件蠢事，它会要了我的命”，一边却坚持“我每天要抽两包烟”。认知失调会导致心理不适，从轻微恐慌到严重痛苦，具体感受因人而异，但在找到减少认知失调的方法之前，这种不适感无法消退。在抽烟的例子中，吸烟者减少认知失调的最直接办法便是戒烟。但如果他努力戒烟，结果却宣告失败，那么他同样要通过说服自己来减少认知失调，能给出的理由不外乎抽烟其实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它有助于使自己放松或避免发胖，所以这个风险值得冒（毕竟肥胖也是一种健康风险），诸如此类。大多数吸烟者都会借助许多类似的巧妙方法，来试图减少失调感，尽管这些方式或多或少都有些自欺欺人之感。 3
认知失调令人感到焦虑，因为同时保留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无异于在和荒谬性共舞，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观察到的，人类这种生物终其一生都在试图说服自己：自身的存在并不荒谬。费斯汀格理论的核心在于，人们如何让矛盾的想法合理化，由此过上（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协调一致且富有意义的生活。该理论为3 000多个相关实验提供了启发，这些实验共同改变了心理学家对于人类思维运作方式的理解。认知失调理论甚至走出了学术圈，进入了大众文化视野。现如今，类似的说法随处可见。本书作者从政治专栏、健康新闻报道、杂志文章、威利·米勒创作的《不合逻辑的推论》（Non Sequitur）系列漫画（《认知失调桥上的决战》）、保险杠贴纸、肥皂剧《危险边缘》（Jeopardy!）以及《纽约客》的幽默专栏（《认知失调让我感觉很舒服》）中，都发现了它的踪影。尽管这一表达已被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能完全理解其含义，或领悟其巨大的激励力量。
1956年，本书作者之一埃利奥特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同年，费斯汀格也成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年轻教授。二人很快便开始合作，设计各种实验来测试和扩展认知失调理论。 4 他们的思想对心理学领域以及在普罗大众中传播的许多概念构成了挑战，譬如，行为主义者认为，人们做某件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可以从中获得回报；经济学家则主张，人类在通常情况下会进行理性决策；而精神分析学家相信，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有助于消除攻击性冲动。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认知失调理论是如何向行为主义发起挑战的。当时，大多数心理学家都相信，人类的行为受到奖惩规则的支配。如果你在迷宫的尽头给予老鼠食物奖励，那么与不提供奖励相比，老鼠掌握迷宫路线的速度更快，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同理，如果狗向你伸出爪子，你就奖励它一块饼干，那么它学习技能的速度肯定比你只是坐在它身旁希望它自学成才更快。与之相对的是，假如狗在地毯上撒尿被抓住了，你马上就对其实施惩戒，那它很快就会停止这种行为。行为学家还进一步指出，任何东西只要与奖励挂钩，都会变得更有吸引力，例如狗会因为你奖励给它饼干而喜欢你。而任何与痛苦相关联的事物，都会变得令人生厌和不受欢迎。
当然，行为法则也同样适用于人类。没有人愿意无偿地从事一份无聊的工作。如果你给蹒跚学步的孩子一块饼干来阻止他发脾气，你就等于教会了他在想吃饼干时就可以发脾气的道理。但是，不管怎样，人类的大脑肯定比老鼠或狗的大脑更复杂。小狗可能会因为在地毯上撒尿被抓住而表现出悔意，但它不会试图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寻找理由。而人会思考，认知失调理论表明，正因为我们会思考，我们的行为才会超越奖惩机制的影响，而且往往与之形成对立。
为了验证上述观察结果，埃利奥特预测，如果人们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不适、辛劳或尴尬才得到了某样东西，那么相比轻易得到的东西，前者会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在行为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荒谬的预测。为什么人们会喜欢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呢？但对于埃利奥特来说，答案显而易见：自我辩护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我是一个明白事理、能力出众的人”，“我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才达成了某种目的（比如，加入了某个团体），但最终只收获了无聊，且结果毫无价值可言”，这两种认知之间存在着认知失调。因此，这个人就会朝着积极的方向来扭转自己对于该团体的认知，尝试寻找其积极的方面，而忽略其缺点。
要检验这一假设，最简单的方法似乎是根据入会的严格程度，来对一些大学兄弟会进行评分，然后采访其会员，询问他们对会中兄弟们的认可程度。如果入会要求严苛的兄弟会的成员，比入会要求宽松的兄弟会的成员，更认可自己的兄弟们，是否就能证明严苛的入会仪式一定会带来对于团队的认可？但事实可能是倒过来的。如果某个兄弟会的成员认为自己属于非常受欢迎的精英群体，他们可能就会设立严格的入会仪式，以防止不三不四的人混入其中。只有那些一开始就被该团体所深深吸引的人，才会愿意经历这样严格的入会仪式，加入其中。而那些对于特定兄弟会并不太感兴趣，只是想随意加入某个团体的人，通常会选择入会仪式相对宽松的兄弟会。
这就是对照实验必不可少的原因所在，它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将受试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的条件下。无论对于加入某个团体的兴趣程度如何，每个参与者都会被随机分配到入会要求严格的团体或入会要求宽松的团体中。如果历经艰辛才得以加入某个团体的人，后来发现该团体比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加入的团体更具吸引力，那么我们就知道，激发喜爱的是努力，而非最初兴趣程度的差异。
于是，埃利奥特和同事贾德森·米尔斯便设计并完成了这样一个实验。 5 他们邀请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加入某个探讨性心理的小组，但要获得入组资格，这些学生首先必须满足一定的准入要求。其中一些学生被随机分配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准入流程中：他们必须当着实验者的面，大声朗诵《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其他情色小说中淫秽露骨的段落（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大学生来说，这种事情还是让人颇为难堪的）。其他人则被随机分配到相对不那么尴尬的准入流程中，譬如大声朗读字典中与性相关的词汇。
入组流程结束以后，每个学生都会听到同样的一段录音，并被告知这段录音的具体内容为刚加入小组的其他成员所开展的讨论。实际上，这段录音是提前准备好的，其中所探讨的内容既无聊透顶又毫无价值。讨论者支支吾吾地谈论着鸟类的第二性征，譬如求偶时羽毛的变化，中间还夹杂着长时间的停顿。录音里参与讨论的人都是吞吞吐吐的，而且经常相互打断彼此的发言，话也说不完整。
最后，研究者要求受试学生对录音中的这段讨论进行综合评价。那些经历过温和入组流程的学生认为讨论毫无吸引力，非常无聊。录音里有个家伙还结结巴巴、嘟嘟囔囔地承认，自己没有阅读关于某种珍稀鸟类求偶方式的必读书目。他的这种行为惹恼了那些经历温和入组流程的听众：这真是个不负责任的白痴！他连基本的阅读都没有完成！他让大家失望了！这样的人，谁会愿意和他分在一个小组呢？相比之下，那些经历过严苛入组流程的人却认为，这段讨论颇为有趣和精彩，小组成员观点犀利，引人入胜。另外，他们也原谅了那位不负责任的白痴，甚至还觉得对方的坦率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谁不想和这样一位诚实的人待在一个小组里呢？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真的很难相信他们听到的是同一段录音。然而，这便是认知失调的威力所在。
其他科学家也曾多次重复类似的实验，并使用了包括电击和过度体能消耗在内的各种准入条件。 6 其结果无一例外都是一样的：严苛的准入条件增强了成员对群体的好感度。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多元文化国家毛里求斯进行的一项观察性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关于辩护行为的惊人案例。 7 该国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名为大宝森节的印度教节日庆典，其中会包含两种仪式：一种是涉及唱歌和集体祈祷的轻松仪式，另一种则是被称为“卡瓦第”（kavadi）的严苛仪式。这里说严苛其实有些保守，因为参与者需要接受针扎签穿，背上沉重的枷锁，还要拖动用钩子挂在皮肤上的小车，整个仪式会持续4个多小时。其间，他们会赤脚登山，抵达穆卢甘寺庙。仪式结束以后，研究人员让参加轻松仪式和严苛仪式的教徒分别向寺庙匿名捐款。结果发现，相比轻松仪式的参与者，严苛仪式参与者的捐款金额要高出许多。参与者的痛苦程度越高，向寺庙捐的钱就越多。
不过，这些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人们喜欢痛苦体验，也不意味着人们会仅仅因为某些事物与痛苦相关就喜欢上它们。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某人为了达成某一目标或获得某个对象，而自愿承受困难或痛苦经历，那么这一目标或对象就会变得更富有吸引力。换句话说，如果你在去参加某个研讨小组的半途中，被一个从公寓楼窗户里丢出来的花盆砸中了脑袋，那么对于所谓的研讨小组，你绝对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但如果你是自愿被花盆砸中脑袋而成为小组成员的，那么你肯定会更喜欢这个群体。
我会审视任何其他证据，以佐证我已经得出的观点。
——莫尔森勋爵，20世纪英国政治家
我们这些现代人类，肯定会合乎逻辑地处理信息，但认知失调理论却打破了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一方面，如果新信息与我们的信念相吻合，我们就认为它是有理有据且有用的——“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吧！”另一方面，如果新信息与我们的信念不一致，我们就会认为它充满偏见或愚蠢至极——“真是个愚不可及的理由！”对于调和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人们被迫去审视反面证据时，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对其进行批判、歪曲或否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甚至强化自身已有的信念。这种心理扭曲被称为“证真偏差”（confirmation bias）。 8
一旦意识到这种偏见，你便会发现它无处不在，包括你自己身上。设想一下，你是一位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家，你最引以为傲的财富便是自己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它价值数百万美元，拥有300年的历史。它美得不可方物！音色成熟而温润！共鸣奇佳！用起来十分顺手！但现在有位白痴研究者试图让你相信，现代小提琴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你心爱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其售价也不过十几万美元。这种荒谬之言简直让你笑出声来。“不相信吗？”这位研究人员说道，“我们可是在酒店房间里对21位专业小提琴演奏家进行过盲测，演奏时他们戴上眼罩，并不知道自己演奏的是现代小提琴还是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结果，其中有13人将现代小提琴选为自己的最爱。在受测的6把小提琴中，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是所有人都最不待见的。”“这不可能！”你愤愤然道，“测试条件都不对——谁能在酒店房间里评判小提琴的音色？”于是，这位研究者及其同事又对实验进行了微调。这一次，他们使用了6把具有300年历史的意大利小提琴和6把现代小提琴。他们让10位专业演奏家在排练室中，对这些小提琴进行了75分钟的盲测，然后又在音乐厅里做了75分钟的盲测。就手感、音色和声音投射这些方面而言，演奏家们对现代小提琴给出了更高的评价，不过他们对于自己所拉的是旧琴还是新琴的猜测，也纯粹是在瞎蒙。 9
随后的一项研究发现，听众也更喜欢现代小提琴的声音，而非据说音质更好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 10 听众只有在事先知道声音出自哪把小提琴时，才会认为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声音比现代小提琴更好听。“如果你知道声音出自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你就会觉得自己听出了差异，”那位首席研究员说道，“这种先入为主的效果是无法消除的。”
这些研究能够说服大多数专业小提琴家，使他们相信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在某些方面可能逊色于现代小提琴吗？恐怕比较困难，因为专业小提琴家可能会细致地检查研究过程，从中找出漏洞。密尔沃基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就拥有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其价值高达500万美元。对于上述研究结果，这位音乐家表示：“这不仅是乐器的问题，也和演奏者有关。如果你能轻松自如地演奏某件乐器，那么你对它的印象分自然就高了起来。乐器越现代，演奏起来也就越顺手。但我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演奏家，会愿意拿斯特拉迪瓦里或瓜奈利小提琴换一把现代琴。”即便这样做会获得490万美元的利润，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
证真偏差在政治观察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通常只会看到己方的积极品质和对方的消极属性。1960年，美国首次在电视上直播了理查德·尼克松对阵约翰·肯尼迪的总统辩论。在观看了这场辩论以后，美国传奇性的幽默作家兼社会评论家莱尼·布鲁斯对上述机制做了如下生动的描述：
如果我和一群肯尼迪的粉丝一起观看辩论，他们给出的评论肯定是：“他把尼克松打得落花流水。”要是我转移到另一间公寓，和尼克松的粉丝们待在一起，那么这些人肯定会说：“他痛打了肯尼迪，你看得过瘾吧？”然后我意识到，每个群体都对自己的候选人情有独钟，哪怕他面对镜头明目张胆地说道：“我就是个小偷、骗子，你们听好了，你们选人来当总统，而我就是那个最差人选！”这时他的那些追随者也会说：“这才是诚实者该有的表现。只有大人物才敢承认这一点。他才是我们需要的总统人选。” 11
2003年，在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以后，先前赞成开战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皆陷入了认知失调：当总统告诉我们，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我们相信了他，但我们（和他）都错了。如何消解这种认知失调？大多数共和党人通过拒绝接受相关证据来实现消解，在接受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s）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时，这些人宣称，他们相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被找到了。此项调查的负责人表示：“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他们对于战争一厢情愿的支持，可能会导致其主动屏蔽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息。鉴于新闻报道的密集程度以及公众对此话题的关注度，如此有选择性地接纳信息恰好表明，这些美国人或许正在回避某种认知失调体验。”这简直就是明摆着的事情！ 12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偶尔还会收到读者的质询，对方试图说服我们相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被找到了。对此，我们只能回答说，包括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康多莉扎·赖斯和科林·鲍威尔在内的小布什政府的高官们都已经承认了，除了一些藏匿已久且基本失效的化学武器，不存在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此开战是完全不值当的。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抉择时刻》中，小布什本人这样写道：“当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没有人比我更震惊和愤怒。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有一种作呕的感觉。直至今天依然如此。”这种“作呕的感觉”便是认知失调。
支持布什总统的民主党人也在做着消解认知失调的努力，但方式不尽相同：他们是通过主动遗忘自己当初对战争持支持态度，来达成所愿的。入侵伊拉克前，约有46%的民主党人支持入侵；到了2006年，只有21%的人记得自己当时的态度。另外，就在开战以前，有多达72%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之后不久，只有26%的人还记得上述表态。为了维持认知的协调，他们实际上就等于在说：“我自始至终都知道，小布什就是在欺骗我们。” 13
神经科学家已经证实，这些思维偏差内嵌于大脑的信息处理模式之中——所有人的大脑皆是如此，无论其政治派别如何。在一项相关研究中，德鲁·韦斯滕及其同事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监测了人们在尝试处理某些信息时的表现。研究人员发现，当参与者在面对乔治·布什或约翰·克里的失调信息时，大脑的推理区域几乎呈关闭状态，而当恢复至调和状态以后，大脑的情感回路则被激活。 14 这些机制为我们的观察结果提供了神经学依据，即我们的想法一旦成形，要想再改变它就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事实上，即便是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就摆在眼前，人们也会更加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挑选了赞成或反对死刑的两拨人，要求他们阅读两篇证据充分的学术性文章，其内容涉及死刑是否能够阻止暴力犯罪这一令人情绪激荡的议题。其中一篇文章的结论是，死刑能够阻止暴力犯罪，另一篇文章的结论则完全相反。如果读者是在理性地处理文章信息，那么他们便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比他们之前所想的要复杂得多，由此在看待作为一种威慑手段的死刑时，彼此的想法可能会更加接近。但认知失调理论预测，读者会想尽办法歪曲这两篇文章。他们会找各种理由来迎合那篇与自身观点一致的文章，并称赞它为高水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对不合心意的文章吹毛求疵，再将其中的小问题夸大为自己不必受文章影响的重要理由。实际情况果真如此。两拨实验对象不仅都在试图诋毁对方的观点，而且对于自身的观点，也都更加坚持了。 15
这个经常能复现的研究结果，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家和健康专家很难去说服那些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坚持某种信念（例如“气候变化是个骗局”）的人改变想法，即便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的确需要改变。如果收到与自身观点相悖或不受自己待见的信息，接收者通常并不会简单地予以抵制，他们反倒可能会更加坚信自己原来的（错误）观点——这就是所谓的逆火效应。一旦我们对某种信念投入了情感，证明了其正确性，那么再想改变想法就非常困难了。将新的证据纳入现有框架，并从心理层面为其适配性辩护，可比更改框架容易得多。 16
受证真偏差影响的人甚至会认为，没有证据，即缺乏证据，恰恰就是证实自身观点的最好证据。当联邦调查员和其他调查人员未能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成员会在仪式上屠杀婴儿的撒旦式邪教已经渗透至美国的证据时，相信邪教存在的信徒们完全不为所动。他们认定，找不到证据恰好就证明了那些邪教头子有多么狡猾和邪恶：他们吃掉了那些婴儿，甚至连骨头都不剩下。
落入这种推理思维陷阱的，不只是处于社会边缘的邪教分子以及流行心理学的拥趸们。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驱赶成千上万的日裔美国人离开家园，然后将其关进集中营。他做出这一可怕决定，所依据的只是“日裔美国人正在计划破坏战果”的谣言。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人们都没有找到足以支持这一流言的证据。就连时任美国陆军西海岸司令的约翰·德威特将军都承认，军方并未发现任何相关证据，表明有日裔美国公民正在从事破坏或叛国行动。尽管如此，他依然表态说：“没有出现破坏行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确认象征，它暗示此类行为即将出现。” 17
在处理信息时，人处于非理性状态——认知失调理论所能解释的，远不止这一理性概念。它还说明了，人们在做出重要决定后，为什么会依然保持偏见。 18 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其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哈佛幸福课》中，曾问过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电影《卡萨布兰卡》中，如果伊尔莎不是在爱国之心的驱使之下，与自己反纳粹的丈夫重聚，而是选择与老情人里克留在摩洛哥，那么故事将会如何发展？她会感到后悔吗？正如里克在那段令人心碎的深情告白中所说的：“或许不是今天，或许不是明天，不过很快，你会后悔终生的。”离开里克会令她终生抱憾吗？吉尔伯特收集了大量数据，证明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从长远来看，任何一种抉择都会让她感到幸福。里克的告白让人感动，但结论却是错误的，认知失调理论告诉了我们原因：伊尔莎会找到理由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同时也会找出理由，庆幸自己没有做出另一种选择。
一旦做出决定，我们就有各种可供支配的工具来支持它。当我们勤俭持家、生性低调的朋友尼克因一时冲动，换掉那辆陪伴自己8年的本田思域，买了一辆满配的新奔驰以后，他的一些举止相较平时，就开始古怪了起来。他会开始对朋友的车评头论足，发表一些奇怪的言论，比如“你是不是该把那辆破车换掉了？你不觉得自己应该享受一下高级驾驶工具的乐趣吗？”他还会说：“你知道，开小车真的很不安全。如果出了事故，你可能会丢掉性命。难道自己的性命不值得多花几千美元吗？我开的是一辆可靠的奔驰车，所以我的家人也会很安全，你不知道这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安全感。”
或许尼克只是单纯地被安全问题所困扰，他也只是冷静而理性地觉得，要是自己所有的朋友都能开上奔驰这样的好车，那该有多么美妙。但我们不这样觉得。他的行为太过反常了，我们怀疑他这样做是为了消减失调感，因为他在冲动之下，将毕生积蓄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自己曾经认为“不过是一辆车”的商品之上。况且，他买车的时候，孩子正准备上大学，这笔支出让他手头更加吃紧。于是，尼克开始寻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的决定辩护：“奔驰车就是好；我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享受享受了；而且，它的安全性很高。”如果能说服那些吝啬鬼朋友也买一辆，他就更觉得心安理得了。正如基奇夫人的那些皈依者一样，他也开始四处劝说他人。
尼克减少认知失调的需求因其所做决定的无可挽回性而大大增加。他如果想取消这个决定，就得做好损失一大笔钱的心理准备。针对赛马场上赌徒心理活动的一项巧妙研究，为无可挽回性的威力提供了一些科学证据。赛马场是研究无可挽回性的理想场所，因为一旦下了注，你就不能再告诉下注窗口后面的那位“好好先生”，自己改变主意了。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只是简单地拦住那些正在排队下两美元赌注的人，以及另外一些刚刚离开下注窗口的人，询问他们对自己所买的马能赢抱有多大信心。结果发现，相比排队等候者，下过注的人会更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19 然而，除了是否已经下了注，这两类人面对的其他情况都是一样的。如果确实无法更改自己的选择，人们就会更加确信，自己刚刚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解认知失调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的一大直接好处便是：不把尼克的话当回事。为做出某项决策而在时间、金钱、精力或便利性等方面所付出的代价越高，其结果就越难以改变，由此所导致的失调感就越强烈，同时也就越需要通过强调和渲染所做选择的积极面，来消减这种失调感。因此，如果你打算购买大件商品或需要做出重要决定，譬如不确定买什么车或电脑，不确定是否要做整形手术，不确定是否要参加昂贵的自助计划，千万不要去问那些刚刚做过这件事的人。对方可能会极力说服你，这样做是正确的。同样，当那些花了十几年时间和上万美元接受某种治疗的人，被问及这种治疗是否有帮助时，大多数人都会说：“那位医生太棒了！如果没有他，我永远不可能找到真爱（换一份新工作或成功减掉体重）。”在投入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金钱之后，他们不可能会说：“是啊，我在那位医生那里已经看了十几年，唉，真是白费劲了。”行为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人们有多么不愿意接受这些沉没成本，即为某种体验或某段关系而投入的时间或金钱。相比及时止损，大多数人更像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们花钱填坑只是希望挽回损失，证明自己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因此，如果你想获取购买哪种商品的真正有用的建议，不妨问问那些仍在收集相关信息且尚未拿定主意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某个方案对自己是否有帮助，也不要依赖所谓的书面证明，多多从对照实验中获取有用的数据。
当我们做出有意识的选择，并且知道我们可以预料其后果时，随之而来的自我辩护本身已足够复杂。然而，还有些时候，我们出于无意识的原因做了一些事情，同时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坚持某种信念或习俗一头雾水，却又因为自尊心作祟而不愿承认这一点，此时也会出现自我辩护的情况。在引言中，我们曾描述过苏丹丁卡部落和努尔部落的习俗，他们会用鱼钩拔掉孩子的多颗恒牙，其过程异常痛苦。人类学家认为，这一传统起源于破伤风病流行时期，拔掉门牙可以让原本因破伤风而牙关紧闭的患者补充一些营养。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在危险过去以后，村民们还要保留这一习俗呢？
一些在外人看来毫无道理的做法，从认知失调理论的角度来看，却显得非常合理。疫情期间，村民们会拔掉所有孩子的门牙，这样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感染了破伤风，大人就可以帮助患者进食。但是，这会让孩子们异常痛苦，而且不管怎么预防，都只有一部分孩子会感染。为了向自己也向孩子们证明拔牙行为的合理性，村民们往往需要通过在事后找补，来为自己的决定背书。所以，他们可能会说服自己相信，缺牙具有审美价值——例如，下巴凹陷的样子看上去真的很迷人——他们甚至会将拔牙作为成年礼来看待。事实上，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缺牙的样子很美，”有村民说，“牙齿齐整的人真丑，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喜欢吃人的食人族。满口的牙齿让人看起来像头驴。”缺牙还存在其他审美上的优势，例如，为了安抚因拔牙而恐惧的孩子，大人们会说：“拔牙之后说话发出的嘶嘶声很招人喜欢，这种仪式是长大成人的标志。” 20 虽然这一做法最初的医学根据早已不复存在，但心理层面的自我辩护却挥之不去。
人们更愿意相信，身为聪明且理性的个体，他们肯定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所以当你向他们指出其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时，对方不见得就会很高兴。在完成了入组实验后，埃利奥特便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在每一位参与者完成实验以后，”他回忆说，“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向对方解释研究过程，同时细致地审视认知失调理论。虽然每个经历过严苛入组程序的参与者都表示，这种假设很有趣，而且他们也的确看到了，大多数人会如我预测的那般受到影响，但是他们都竭力向我保证，对群组的偏好与入组程序的严苛程度毫无关系。他们每个人都宣称，自己之所以喜欢某个群组，是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感受。但事实上，与经历温和入组条件的实验者相比，他们几乎所有人对于自己群组的喜爱程度都更高。”
没有人能摆脱减少失调感需求的影响，即便是那些对认知失调理论了如指掌的人也不例外。埃利奥特就讲过这样的故事：“当我还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时，我和妻子厌倦了租住公寓。于是到了某年的12月份，我们开始着手购买首套住房。在可承受的价格范围内，我们只找到了两套合意的房子。其中一套比较老旧，但招人喜欢，距离学校不远，步行即可到达。我很喜欢这套房子，主要是因为我如果买下它，就能把学生带到家里开研讨会，再喝点儿啤酒，摆出点儿时髦教授的架势来。但这套房子地处工业区，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孩子玩耍。另外一个选择是住宅区的新房屋，但完全没有特色。这套房子位于郊区，距离学校30分钟车程，不过一英里
外就有一处湖泊。在反复考虑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决定选择郊区的那套房子。”
“搬进新家后不久，有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出售二手独木舟的广告，当时没多想就把它买了下来，想给妻子和孩子们一个惊喜。我还记得那是1月里的某一天，天寒地冻，我把独木舟绑在车顶上拖回了家。妻子看了一眼便哈哈大笑了起来。‘有什么好笑的？’我还疑惑地问道。她回答说：‘去问问利昂·费斯汀格吧！’答案不是明摆着嘛！买了套郊区的房子这件事让我大感失调，所以我急需做点儿什么来证明这套房子买对了。但不知为何，我竟然‘煞费苦心’地忘记了现在是隆冬时节，在明尼阿波利斯，冰冻的湖面要几个月以后才能解冻，到时独木舟才能派上用场。不过话说回来，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我还是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了那艘独木舟。整个冬天，即使一直被闲置在车库中，它的存在也让我对我们的选房决策感觉更加良好。”
你是否感觉压力缠身？有份网络资料可以教你如何制作个人专属的“撒气娃娃”，它“可以用来扔、戳、踩甚至掐，直到所有的挫败感都离你而去”。资料还附赠小诗一首：
每当诸事不顺时，
你就想以头撞墙，大喊大叫，
这里有一个你离不开的“撒气娃娃”。
紧紧抓住它的腿，找个地方使劲摔吧。
把它捶个稀巴烂，边捶边吼：“该死，该死，该死！”
“撒气娃娃”传统体现了我们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即表达愤怒或采取攻击行为可以消除愤怒。精神分析学对于情绪宣泄的信奉，更是促成了这一信念的产生。扔玩偶，捶沙袋，对着配偶大喊大叫，发泄之后你会感觉好受一些。但实际上，数十年的实验研究发现，结论可能恰恰相反：当充满攻击性地宣泄情绪时，人们往往感觉更糟糕，同时，血压飙升，又会使自己更加愤怒。 21
通过直接对他人实施攻击行为来发泄情绪，尤其容易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认知失调理论恰好预测了这一点。当你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时，譬如给对方带来麻烦，辱骂对方，或者将对方揍得鼻青脸肿，一种新的强大因素便开始发挥作用：你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我们以某个小男孩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经常和一群七年级的同学一起嘲弄和欺凌另一个弱小的孩子，而对方并没有招惹他们。男孩喜欢成为这个团伙的一分子，但他在内心并不认可欺凌行为。后来，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有些失调。“像我这样一个正直的孩子，”他想，“怎么会对一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呢？”为了消减认知失调，他会试图说服自己相信，受害者既不善良，亦非无辜：“他就是书呆子和爱哭鬼。况且，如果抓住机会，他也会这样对我的。”一旦男孩开始走上指责受害者的道路，他就更有可能在下一次霸凌时，更加凶狠地殴打受害者。为自己的初次伤害行为辩护，这相当于为后续更多的攻击行为埋下了伏笔。这就是宣泄假说站不住脚的原因。
首个证明这一点的实验结果，着实令研究者大为吃惊。当时，还在哈佛攻读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迈克尔·卡恩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他确信该实验能够证明宣泄的益处。卡恩假扮成一名医疗技术人员，以医学实验为借口，对作为实验对象的大学生逐一进行测谎和血压测量。在测量过程中，卡恩假装恼怒，对学生说了一些侮辱性的言语（与对方的母亲有关）。学生们很生气，血压出现飙升。在实验组中，学生们可以将卡恩的侮辱性言论告知其主管，以此来宣泄自己的愤怒，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让卡恩陷入大麻烦。在对照组中，学生们没有机会来表达愤怒之情。
作为弗洛伊德学说的一名忠实信徒，卡恩被实验结果震惊了：就让人感觉更为良好的效果而言，“宣泄理论”彻底“翻车”了。相比没有机会表达愤怒的实验者，那些被允许表达愤怒的人对卡恩产生了更为强烈的敌意。此外，尽管实验过程中所有学生的血压都上升了，但表达了愤怒的受试者血压升高的幅度更大；而那些未被允许表达愤怒的受试者血压很快恢复正常。 22 为了解释这种意想不到的模式，卡恩注意到了当时刚刚引发关注的认知失调理论，并意识到它可以完美地解释自己的实验结果。由于学生认为自己的投诉让卡恩陷入了巨大的麻烦，所以他们不得不为自身行为进行辩护，说服自己相信此人罪有应得，此举进而又增加了他们对于卡恩的愤怒之情——与之一同增加的，还有他们的血压。
事实上，孩子们很早就学会了为自己的过激行为辩护。比如小男孩动手打了弟弟，后者开始哇哇大哭，打人的孩子马上告状说：“是他先挑起来的！他活该被揍！”大多数家长都觉得，这些孩子气的自我辩护无关紧要，事实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欺凌弱小的青少年团伙、虐待工人的雇主、相互辱骂的恋人、持续殴打已投降嫌犯的警察、囚禁和折磨少数族裔的暴君，以及对平民实施暴行的士兵，其行为背后皆由同样的机制贯穿。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都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过激行为招致自我辩护，自我辩护又促成了更为过激的行为。俄国大文豪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经深刻地诠释了这一过程的运作方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以第三人称视角描述了兄弟几人的无赖父亲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一段回忆：“过去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记恨某人？’他厚颜无耻地回答说：‘这么跟你说吧，他没有做过任何伤害我的事情。但我对他耍了个卑劣手段，从那以后，我就恨上他了。’”
幸运的是，认知失调理论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的慷慨行为如何能够激发出善举和同情心的正向螺旋，即所谓的“良性循环”。当人们做了一件好事，尤其是心血来潮或不经意间做了一件好事时，他们会从更为暖心的视角来看待自身慷慨行为的受益者。自己不遗余力地帮了这个人的忙，这种认知与他们有可能对此人产生的负面情绪之间是不协调的。实际上，在帮完这个忙以后，他们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对一个浑蛋好呢？或许，他实际上并不像我想的那般不堪。他人还不错，值得被好好对待。”
有不少实验都证实了上述猜测。例如，在其中一项实验中，一些大学生参与了一场竞赛，赢得了一大笔奖金。随后，实验者找到其中1/3的学生，向他们解释说，自己正在用积蓄做实验，现在积蓄不够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要被迫提前结束实验。最后，这位实验者问道：“我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把赢走的钱退给我？”（这些学生都表示同意。）第二组学生也被要求退钱，但这次提出请求的是院系秘书，这位秘书还解释说，心理学系的研究经费快用光了。（这组学生也都表示同意。）剩下的参与者根本没有被要求退还奖金。最后，所有人都应邀填写了一份问卷，其中某些内容涉及对于这位实验者的评价。结果显示，那些被诱导退钱的参与者对实验者的好感度最高。他们说服自己相信，对方是一个特别善良、值得施以援手的好人。其他参与者也觉得实验者人不错，但远不及第一组学生所认为的那种程度。 23
良性循环的机制自小就开始显露出来。在一项针对4岁儿童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给每位儿童一张贴纸，然后向他们介绍一只“今天很伤心”的小狗玩偶。其中一些儿童被告知，他们必须将贴纸送给小狗，而其他儿童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将贴纸送出去。随后，这些儿童每人又获得三张贴纸，同时研究人员又向他们介绍另一个“伤心”的玩偶角色——艾丽，并告知他们可以与其分享贴纸，甚至将所有贴纸都送给对方。实验结果显示，与被强制要求分享的儿童相比，那些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与“伤心”小狗分享的儿童，后来与“伤心”艾丽分享了更多的贴纸。换句话说，一旦孩子们自视慷慨，他们就会继续表现得慷慨。 24
虽然关于良性循环的科学研究相对较新，但早在18世纪，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研究人性、科学和政治的严肃学者，就已经发现了其大致的理念。在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构任职期间，富兰克林困扰于某位同僚的针对和敌意。于是，他决定争取对方的认可和信任。他并没有“低声下气地对其表示恭维”，也就是说，去刻意讨好对方，而是诱导对方帮了自己一个忙：从图书馆里帮忙借一本珍本书。富兰克林这样写道：
他很快将书寄给了我。大约一周以后，我就将书还了回去，并附上一张便笺，便笺中强烈地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等到下次在众议院里碰面时，他主动和我打起了招呼（以前他从未这样做过），而且显得非常有礼貌。此后，无论在何种场合下，他都一如既往地对我表示支持，我们也因此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这又一次证明了那句古老格言的正确性，“为你做过好事的人，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于随时为你提供帮助”。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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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认知失调都是一种令人烦恼的感觉，而当人们自我概念中的某个重要元素受到威胁，通常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与他们对自身的看法相抵触时，认知失调显得尤为痛苦。 26 如果你崇拜的名人被指控有违背道德之举，你就会感到一阵失落，你越是喜欢和崇拜此人，你的失落感就越强烈。（在本书的后面部分，我们会探讨迈克尔·杰克逊的众多粉丝，在听闻偶像娈童案“铁证如山”之后所经历的巨大失调感。）但这种认知失调与你亲自做了不道德之事后的感受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如果你自认为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结果却做了伤害他人的事，那么相比听说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明星违法犯罪，认知失调所导致的冲击感会更加强烈。毕竟，你可以随时放弃对于名人的支持，或者另觅偶像。但如果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你就会感受到更强烈的认知失调，因为到末了，你还得继续忍受这样的自己。
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优秀”——我们可以称之为乌比冈湖效应，它完美地展示了对于自尊的需求如何胜过务实的谦虚。在绝大多数人眼中，自己在各方面都强过一般人——自己更聪明，更善良，更有道德，更风趣，更有能力，更谦虚，甚至连车都开得更好。 27 因此，我们减少认知失调的努力就是为了维护这些积极的自我形象。 28 当基奇夫人的末日预言失败时，可以想见她的忠实追随者感受到了多么痛苦的认知失调——“我是一个聪明人”与“我刚刚做了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因为相信了一个疯女人，我失去了房子和财产，还辞去了工作”，这二者之间产生了冲突。为了消减这种失调感，她的追随者们要么改变对于自身智商的自信，要么为自己先前“愚蠢至极”的行为辩护。但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辩护选择以全方位的领先优势胜出。基奇夫人的忠实信徒们坚信自己并没有做什么蠢事，以此来挽救自尊。其实，他们加入这个团队的做法真的不算愚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信仰能够拯救世界，使其免于毁灭。但如果真是这样，其他聪明人肯定也会加入进来。那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人潮涌动、众望所归的景象呢？
面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热衷于末日预言的愚蠢之人荒诞可笑，但正如政治学家菲利普·泰洛克在《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一书中所指出的：即便是从事经济和政治预测的专业人士，其预言的准确性通常也不见得比我们这些未经训练的普通人——或者说基奇夫人——更高。 29
而当预言被证实不准确时，这些专家又是怎么做的呢？2010年，一个由23位知名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学者和新闻记者组成的联盟签署了一封联名信，反对美联储购买长期债券以压低长期利率的做法。专家们断言，这种做法不仅有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风险，而且无法创造就业岗位，美联储应该“重新考虑并终止”这种做法。然而，4年以后，通货膨胀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竟然低于美联储2%的既定目标），失业率飞速降低，就业情况不断改善，股市大涨。而后，有记者联系上那些联名信签署者，并问道：你们改变主意了吗？在这23位联名上书者中，有14人未做出回应。其余9人表示，自己的观点没有改变，他们自始至终都在担心通货膨胀。就像那些失败的末日预言家一样，对于自己一直以来彻头彻尾的错误，这些人不仅不承认，而且还采取了聪明的自我辩护策略。有人表示，美国其实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只是还没有在消费者价格中体现出来。也有人援引数据，声称美国正处于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之中，不过后来他主动承认，该统计数据不实。还有人一口咬定，“官方数据有误”，真实的通货膨胀率比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要高得多。其中有不少人给出的说辞，与末日论的辩解方式简直如出一辙，他们认定自己的预测是正确的，只不过日期不符：“高通货膨胀总有一天会到来，我们只是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时候。” 30
专家们的论调听起来颇为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当他们通过援引自己在某一领域浸淫多年的经验来支持自身主张时。然而，大量的研究表明，与基于精算数据的预测相比，建立在专家多年训练和个人经验积累之上的预言准确与否，其实和撞大运没什么区别。但是，专家一旦出错，其专业身份的根基就受到了动摇。由此，认知失调理论也做出预测，专家越自信，名气越大，就越不可能主动承认错误。这与泰洛克的发现不谋而合。他认为，为了减少由失败预测所导致的认知失调，专家们主要是通过这样的解释方式来实现，即“要是怎么样”，他们的预测就没错——要是那场不可思议的灾难没有发生，要是灾难发生的时间稍稍改变一些，要是……诸如此类。
减少认知失调的行为就如同炉灶上的炉头，让我们的自尊一直处于高位的沸腾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对自我辩护视而不见，对小小的自我欺骗视若无睹。正是因为这些小谎言的存在，我们才不愿意正视乃至承认自己犯了错，或者做了愚蠢的决定。认知失调理论也适用于自卑者，适用于那些认为自己是笨蛋、骗子或无能者的人。当自己的行为印证了负面的自我形象时，他们并不会感到惊讶。当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预测，或者发现经历严苛的测试才得以进入的团体实际上颇为无趣时，他们只会感叹说：“是啊，我又搞砸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一个自认为不诚实的二手车销售员，在隐瞒自己尝试脱手的汽车的糟糕维修记录时，并不会有失调感；一个自认为不够可爱的女性，在被男性拒绝时，也不会有失调感；一个骗子在骗走祖母的毕生积蓄时，更不会感受到认知失调。
我们对于自我的信念，支撑着我们度过人生的每一天，我们总是先通过这些核心信念的过滤，再来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信念被打破时，即使是美好的经历，也会让我们感到不适。了解自我辩护的力量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那些自卑者，或者始终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能力不足的人，在做好某件事情时，并不一定会欣喜若狂。相反，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如果一个女人认为自己不够漂亮，当遇到一个开始认真追求自己的优秀男性时，她可能会产生片刻的欣喜，但很快这种欣喜就被突然涌现的失调感所冲淡：“他究竟看上我哪点了？”解决这种失调感的办法不太可能是“真不错，我肯定比自己想象中的更有魅力”，而更可能是“一旦他发现了我的本来面目，肯定就会抛弃我”。也就是说，为了达成调和的状态，她必须付出高昂的心理代价。
的确，有不少相关实验都表明，大多数自卑者或低估自身能力的人，会对引发自己认知失调的成功感到不适，并将其视为意外或反常。 31 这就是他们在朋友和家人的劝慰之下，依然显得如此顽固的原因。“看看，你刚刚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这难道不意味着你很优秀吗？”“是啊，这很不错，但只是侥幸罢了。接下来我就什么东西都写不出来了，你们等着瞧吧。”因此，自我辩护不仅会保护那些自尊心强的人，使其免于陷入认知失调，同时也会保护那些自卑者（如果自卑已成了一种默认的自我认知）。
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有两个年轻人，在人生态度、个人能力和心理健康方面完全相同。他们都相当诚实，在很多问题上都保持着同样的中庸态度，比如对于作弊，他们都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但也算不上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罪行。眼下，他们正在参加一场考试，这场考试能够决定他们能否进入研究生院。考到一半，他们都在一道关键的论述题上卡了壳。眼看就要考砸了……就在此时，两个人都得到了一个轻松作弊的机会，那就是偷瞄其他同学的答案。两个年轻人在诱惑面前苦苦挣扎。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一个人选择了屈服，另一个人选择坚守。这种抉择可谓仅仅因为一念之差，就很容易走向截然相反的道路。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看重的东西，但同时也都付出了代价：一个为了成绩而放弃了诚信，另一个为了诚信而放弃了成绩。
现在的问题在于：一周以后，他们会对作弊作何感想？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为自己所采取的行为辩护。屈服于诱惑的学生会认为，作弊并不是什么大罪。他会对自己说：“嘿，每个人都会作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了今后的人生，我必须得这样做。”但是，抵御住诱惑的人则会认为，作弊远比他原先想象的更不道德。他会这样告诉自己：“作弊者实际上很可耻，他们就应该被永远开除出校。我们必须做到杀一儆百。”
随着两位学生自我辩护的心理活动越发激烈，有两件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其一，现在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已经非常大了；其二，他们已经将自己的信念内化，并坚信自己自始至终都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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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好像两人一开始都站在金字塔的顶端，相距不过一毫米，但在对各自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之后，他们都滑落到了金字塔的底部，位于塔底的两个对角之上。没有作弊的一方认定对方道德沦丧，而作弊的一方则认为对方是无可救药的迂腐教徒。上述过程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那些曾经面对强烈诱惑，几乎屈服于诱惑，但在最后关头又把持住的人，有多么厌恶乃至鄙视那些经历了同样过程却没有成功抵御诱惑的人。或许正是那些最终决定要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第一个扔出了石头。
纽约市的斯泰弗森特高中是一所学生学业优秀但要承受巨大压力的学校，该校曾发生过71名学生相互交换考试答案的作弊丑闻。然而，当丑闻被揭露后，在面对《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学生们却给出了一连串的自我辩护理由，好让自己继续维持聪明又正直的学生人设。其中有位学生这样说道：“整件事就像是，‘我坚持了诚信，然后这次考试考砸了’。没有人会选择这样做。没有人不想考高分。你可以刻苦地学上两个小时，然后拿个80分，也可以冒点儿风险，得到90分。”他的这番话，等于是将作弊重新定义为“甘冒风险”。还有些人认为，作弊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在多数学生眼中，这种做法相当于在“帮助有需要的同学”。例如，有位女生一直被同学当成写论文的依靠，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她表示：“我尊重他们，我认为他们并不缺乏诚信……但是有时候为了达成目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一些小事上稍稍破戒。”稍稍破戒？打道德伦理的擦边球，是一种非常盛行的自我辩护形式。汉娜·贝莎拉曾创办了一家网站，专门提供盗版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即时免费下载服务，这显然违犯了版权法。被捕以后，汉娜因共谋和著作权侵权罪被判处16个月监禁。但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了吗？其实并没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我从来没觉得做这件事会变成犯罪。我似乎也没有担心过这方面，即便这样做有错。” 33
抉择金字塔的比喻适用于大多数涉及道德或人生选择的重要决策。你可以把考试作弊换成：决定开启一段幽会（或者不开启）；服用类固醇来提升竞技能力（或者拒绝这样做）；维持一段不幸的婚姻（或者结束它）；通过撒谎来保住你的雇主和工作（或者拒绝这样做）；生孩子（或者不生）；追求事业（或者在家带孩子）；你所崇拜的名人遭到指控，但你认为这一耸人听闻的控告并不真实（或承认其真实性）。当身处金字塔顶端的人处于不确定状态时，当两种选择皆有利有弊时，他（她）就会特别迫切地想证明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当这个人处于金字塔底端时，矛盾心理又会转变为确定无疑，他（她）和选择另一条不同路线的人逐渐天各一方。
这一过程模糊了人们习惯于在“我们这些好人”和“那些坏人”之间画的界线。当站在金字塔顶端时，我们面临的往往不是什么非黑即白、非彼即此的决定，而是一种后果并不明晰的灰色选择。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通常在道德上是模棱两可的，正确的决定并不总是一清二楚的。我们会在前期做出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决定，然后再为其辩护，从而让选择更加清晰。这等于开启了一个从行动到辩护再到进一步行动的层层递进的过程，它使得我们的决定得以进一步强化，最终可能会导致我们背离初衷或原则。
上面的描述套用在尼克松的特别助理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身上非常适合。马格鲁德是水门事件中策划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实施窃听的关键人物，他不仅隐瞒了白宫的参与，并在宣誓后仍通过撒谎来保护自己和其他责任人。在受雇之初，尼克松的顾问鲍勃·霍尔德曼并没有向马格鲁德提及，做伪证、欺骗和实施违法活动将成为其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如果事先知晓这些，马格鲁德肯定会拒绝入职。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了水门事件中的核心人物的呢？虽然从事后看来，要说出“他早该知道”或者“他们第一次吩咐他去做违法的事情时，他就应该划清界限”这样的话来，或许并不是什么难事。
在自传中，马格鲁德描述了他与鲍勃·霍尔德曼在圣克莱门特的初次会面。霍尔德曼对他大加奉承，令他陶醉其中。“你现在的工作不只是为公司赚钱这么简单，”霍尔德曼告诉他说，“你要帮助解决国家和世界的大问题。杰布，首批人类宇航员登上月球的那天晚上，我就和总统坐在一起……我就是创造历史的一分子。”当持续一整天的会议结束以后，霍尔德曼和马格鲁德离开会场，准备前往总统府。因为自己的高尔夫球车没有停在固定位置等候，霍尔德曼便勃然大怒，他对助手进行了“粗暴的训斥”，还威胁对方说如果无法胜任工作不如直接滚蛋。马格鲁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何况那天晚上夜色很美，走上几步便可抵达目的地。起初，马格鲁德也认为这种咆哮既粗鲁又过分，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为霍尔德曼的行为进行辩护：在圣克莱门特只待了几个小时，我就被那里极端完美的生活所震撼……你在被这样宠溺了一段时间后，再碰到像高尔夫球车没有安排妥当之类的小事，就会感觉受到了严重怠慢。 34
就这样，还没等到吃晚饭，甚至在还没得到这份工作以前，马格鲁德就已经上道了。虽然这只是小小的第一步，但他已经踏上了通向水门事件的道路。进入白宫以后，马格鲁德便开始对各种微不足道的道德妥协习以为常，以至于认定所有的政客为自己的政党服务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后来，当马格鲁德和其他人正在为尼克松的连任而努力时，戈登·利迪加入了进来，他被当时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任命为马格鲁德的法律总顾问。利迪是个未知因素，喜欢自诩为“詹姆斯·邦德”。为了确保尼克松获得连任，他提出的第一个计划便是斥资100万美元，组建“敢死队”镇压示威者，绑架可能会扰乱共和党大会的激进分子，蓄意破坏民主党大会，雇用“高级”妓女来引诱并敲诈民主党高层，以及潜入民主党办公室，安装电子监控设备和窃听器。
对于这一计划中较为激进的部分，米切尔并不赞成。此外，他还表示，该计划的成本过于高昂。于是，利迪又提出了一个精简版的新计划，即只潜入位于水门综合大楼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办公室内安装窃听器。这一次米切尔批准了，其他人也表示同意。他们究竟是如何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辩护的呢？“如果利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闯入拉里·奥布莱恩的办公室进行窃听’，那我们可能会断然拒绝这一想法，”马格鲁德在书中写道，“但他向我们展示的是精心策划的方案，里面包含了应召女郎、绑架、抢劫、破坏和窃听等众多内容，于是我们的态度有所松动，总觉得该给利迪留下点儿什么——既然觉得还需要他，那就别让他一事无成地离开。”最终，马格鲁德补充道，在白宫偏执氛围的助推之下，利迪的计划获得批准：“这些现在看似乎很疯狂的决定，在当时却似乎颇为理性……一旦越过某个节点，再想半途而废或者采取更绅士点儿的手段，就不太可能了。” 35
马格鲁德初入白宫时，还是个正直的小伙子。但是就这样，他一步步顺应了不诚实的行为，并对自己所做的每件事进行辩护。他陷入困境的过程，与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著名实验中的那3 000名参与者如出一辙。 36 在米尔格拉姆最初版本的实验中，有2/3的参与者对其他人实施了他们认为会危及生命的电击，只是因为实验者一直在重复说，“这个实验要求你继续下去”。学术界几乎总是将该实验描述为一项权威服从性研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除此之外，它具有更多的深刻内涵，譬如它也揭示了自我辩护的长期后果。 37
设想一下，一个穿着白大褂看起来相貌堂堂的男士走到你跟前，直接掏出20美元给你，要求你参加一项科学实验。他解释说：“我想让你对某个人施以500伏的电击，这种电击极其痛苦，其目的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惩罚在学习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你很可能会直接拒绝：为了这点儿钱去伤害其他人并不值当，哪怕是以科学的名义。区区20美元，就能让某些人动心，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告诉这位科学家：这点儿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现在，假设这位科学家会循序渐进地引诱你。比如，他会给你20美元，让你对隔壁房间里的某个家伙施以微弱的电击，大概10伏左右，目的是看看这种电击能否提高此人的学习能力。实验者甚至先在你身上进行了实验，确实没什么感觉。于是，你便答应了。实验过程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这项研究也似乎颇为有趣。（况且，你一直很想知道，打孩子屁股能否让他们改掉坏习惯。）你按照实验者的要求做了，现在对方又告诉你，如果学习者回答错误，你就必须拨动另一个开关，它会发出20伏的电击。同样，这样的电击强度不高且对人体无害。因为你刚刚给了学习者10伏的电击，所以没有理由拒绝20伏的请求。一旦你对他施加了20伏的电击，你就会对自己说：“30伏比20伏也高不了多少，我就给他来30伏的。”等这位学习者又答错题，科学家便再次请求：“请施以下一级电击——电压为40伏。”
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多大电压才算足够？你会将电压一路提升至450伏，甚至会去拨动那个标有“极端危险”的开关吗？当人们事先被问及他们想象中最高会施加的电压是多少时，几乎没有人会说450伏。然而，当身处实验中时，有2/3的人都会将电压一路提升至他们认为具有危险性的最高强度。他们每迈出一步都会给出相应的辩护理由：“这种轻微的电击不会造成伤害；20伏不比10伏难受多少；如果20伏都试过了，为什么不试试30伏？”就这样，每一次的辩护，都伴随着更进一步的自我认可。当开始施加自认为相当强烈的电击时，大多数人都发现，自己很难为中止实验的决定找到辩护理由。而那些在研究初期就对程序本身的有效性提出疑问并加以抵制的参与者，则不太可能掉入实验者所设置的陷阱，他们更有可能选择直接退出。
米尔格拉姆实验向我们展示了，普通人如何通过做出一连串的行为并进行自我辩护的连锁反应，最终做出不道德和危害他人的事情来。当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不解或惊愕地看着他们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目睹的往往已是过程的终点——这是一场从抉择金字塔顶端滑落到底端的漫长之旅。在接受判决的过程中，马格鲁德曾对法官约翰·西里卡说：“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法官大人也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在野心和理想之间，我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准则。”一个诚实的人，如何会失去道德准则呢？答案很简单，你只需要引导他步步沦陷，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自我辩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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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认知失调的作用机理，并不能让我们中的任何人，自动免受自我辩护的诱惑，就连埃利奥特本人，都会在明尼苏达的1月隆冬，买下一艘当时完全用不上的独木舟。我们不能像他那样，在入组实验完成以后对参与者说：“你们知道自己是如何减少失调感了吗？过程是不是很有趣？”然后又期盼对方回应说：“哦，谢谢你让我知道自己喜欢这个群组的真正原因。搞清楚这一点，让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在现实中，为了维系“我们是聪明人”的信念，任何人偶尔都会做傻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天生如此。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就要在事后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如同西西弗斯一样，永远无法抵达自我接纳的山巅。更为深入地了解人类思维如何运转以及为何这样运转，是打破自我辩护积习的第一步。反过来，这同时也要求我们更加注意自身行为以及我们做出选择的原因。要做到这一点，时间、自省和意愿缺一不可。
2003年，保守派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曾这样写道，选民们经常要面对的一大“政治心理挑战”在于“如何应对认知失调”。 38 他首先回忆了一则关于自己面临这种挑战的小故事。那是在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萨菲尔曾批评希拉里·克林顿试图隐瞒其医疗保健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为此，他还撰写了一篇专栏，谴责她的保密行为，称这是对民主的毒害。一直到这里，尚未存在失调之处，那些糟糕的民主党人总会做出一些糟糕的事情来。然而，6年以后，当萨菲尔钦慕的共和党保守派同僚、时任副总统的迪克·切尼，坚持对其能源政策工作组的组员身份进行保密时，他发现自己受到了认知失调的“严重折磨”。这时，萨菲尔做了什么呢？由于深谙认知失调及其作用机制，他深吸一口气并挽起裤脚，做了一件艰难而又明智的事情：撰写专栏公开批评切尼的行为。讽刺的是，由于对切尼的批评，萨菲尔甚至收到了几封来自自由派的感谢信——他坦言，这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失调感：天哪，自己竟然做了能被那些人认可的事情！
萨菲尔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认知失调，并通过公正的做法予以纠正，这是非常难得的。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愿意承认自己犯错，是少有人能够做到的。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人们都会以对个人和团队有利的方式来减少失调感。虽然具体方式各有不同，但自我辩护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个人需要，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信仰和身份，保持良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