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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英文版第一版于2007年付梓，彼时的美国已陷入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两极分化之中。起初，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同样支持乔治·布什的入侵决定，他们坚信萨达姆·侯赛因正在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很快真相就大白于天下，萨达姆并没有这样做，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亦未见踪影。围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争议已尘埃落定，但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却难以弥合，从亚马逊上的本书评论者身上，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点。
当时，很多保守派人士认为我们不公正地抨击了布什，对此他们深感恼火，有些人甚至到现在还未能释怀。以亚马逊上的评论为例，有位读者给出了“非常不错，但还差点儿意思”的评论标题，并为本书打了三颗星。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不遗余力地尝试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给读者，以及忽略民主党人所犯下的错误和做出的糟糕决定，本书就称得上是一本真正不错的著作了。他建议，未来再版时应当删除所有涉及“布什撒谎”的案例，这样就不会显得太过扎眼。
还有一条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评论，标题是“真正的好书”，并对本书给出了五星评价。这位评论者这样写道，这本书不只讨论了政治，还涉及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她认为本书的内容极其公正，特别是一视同仁地探讨了两党成员的失误、自我辩护和错觉——例如，将陷入越战泥沼无法脱身的林登·约翰逊与决意在伊拉克“死磕到底”的布什相提并论。
我们对于第二条书评的欣赏程度，显然要远远胜过第一条，至于个中理由，诸位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自然就会明白。在我们看来，那真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聪慧读者，而且显然见多识广！相比之下，第一位读者则处于完全懵懂的状态。说我们有偏见，这太荒谬了！为了做到公平公正，我们可谓竭尽所能！说什么满篇都是“布什撒谎”的案例，却没有一句对民主党人的坏话，难道这位读者眼神有问题，全然无视我们对于林登·约翰逊的批判，并称呼他为“自我辩护的大师”？还有我们对于共和党人的赞许，难道他也没看到吗？在萨达姆·侯赛因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乔治·布什并不是蓄意对美国公众撒谎，他只是做了所有领导者以及我们普通人都会做的事情：对自己撒谎，以此来论证自己所做决定的合理性。这才是本书中我们的主要观点，对此，上面的第一位读者怕不是有什么误解？此外，我们也想为自己辩解一下：我们开始创作本书时，布什尚在总统之位，那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亦正在分裂美国，但其余波直至今日仍未消散，中东地区依然处于持续战乱中。作为开篇故事，还有什么其他案例能比这个故事更有力、更重要呢？
针对第一位评论者的评述，我们给出了畅快淋漓的自我辩护，然而在陶醉之余，我们不免要面对这样一种可怕的疑虑：“先别急着开心——我们真是对的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在为自己辩护？天哪，万一他说得有道理呢？”生而为人，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掉入我们在本书中所描述的思维陷阱。没有人可以不带偏见地活着，我们也有自己的偏见。但我们创作本书的初衷，便是为了理解偏见，并揭示它们在人类——包括我们自己——生活的各个角落中的运作规律。
在本书首次出版后的几年里，读者、评论家、街坊邻里和亲朋好友都曾给我们发来评论、研究以及个人经历。来自牙科学、工程学、教育学和营养学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在敦促我们增补章节，介绍他们与拒绝关注数据的顽固同事打交道的经历。还有一些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友人，自发组成了“错不在我”小分队，由此我们知道了在他们的国家里，有不少人都在运用这一经典表达。
同时，我们意识到，修订版的内容体量可以很轻松地远超原版，但所承载的信息增量却有可能与之不相匹配。在2015年出版的第二版英文版中，我们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更新，并提供了某些组织试图纠正错误和终结陋习的实例（譬如，涉及刑事起诉、审讯方法、医院政策和科学中利益冲突的一些案例）。不幸的是，这些系统性的纠偏还远远不够，在某些领域，那些人们认同却并不正确的信念，例如反对为孩子接种疫苗，甚至变得更加根深蒂固。我们对第八章的内容做了较大改动，解决了我们在第一版中有意回避的一个难题：有些人无法为自身的失误、有害行为或错误决定找到正当理由，并因此遭受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内疚、悔恨和长期失眠，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置？我们在书中所提供的研究和见解，可能有助于人们在无意识的自我辩护和无情的自我鞭挞之间，找到一条值得努力探索的中间道路。
就在本书英文版第二版面市后不久，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政治、民族、种族和人口方面的紧张关系，近几十年来本就一直在潜滋暗长，自此更是快速恶化。当然，左派和右派、进步派和传统派、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政治两极分化，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现今在世界各地仍然随处可见，对立的双方都在通过自己偏爱的视角看待世界。不过，特朗普现象在美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此人是有意违反政府的各种规则、规范、协议和程序——对于这些行为，他的支持者拍手称快，反对者厉声谴责，很多他以前的竞争对手甚至逐渐加入其中。当你读到本书时，无论特朗普在任与否，美国人都必须长期面对他在总统任期内所遗留下来的道德、情感和政治残余。
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曾将比尔·克林顿描述为“我的对手，而非我的敌人”，他这番极富教养的言辞仿佛出自很久以前，但实际上，它诞生于并不久远的1996年。现在看来，相较将对手（甚至普通异议者）视为不忠叛徒和死敌的唐纳德·特朗普，鲍勃·多尔的表述显得多么古雅。因此，在新增的结束章节中，我们仔细审视了特朗普、他的政府及其支持者形成上述观点的过程，以及这种观点对于民主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一旦理解了从对手到敌人这一缓慢但有害的思维转变，我们就能慢慢找回初心，这便是我们创作此章节时的希冀所在。
卡罗尔·塔夫里斯和埃利奥特·阿伦森
写于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