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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无法在安逸和宁静中养成。 [1] 只有经历试炼和苦难，心灵才能坚不可摧，视野才能更加开阔，雄心壮志才能得以激发，成功才能得以实现。
——海伦·凯勒
萨拉·玛丽亚·哈斯本 [2] 在最初拥有超能力时，还不认识自己的同类。后来，她偶然发现了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群体，这些人驱散了她的孤独感。2018年，她开始周游世界，与他们会面。仅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每天做着不同的工作，但他们为一个共同的使命走到一起，这个使命与他们的天赋一样不同寻常。
当加入这个新群体时，萨拉·玛丽亚接受了一个挑战。她得用当地语言介绍自己，说自己是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企业家。在布拉迪斯拉发，她用斯洛伐克语问好：Ahoj，volám sa Sara Maria ！（嗨，我的名字是萨拉·玛丽亚！）在福冈，她用日语打招呼：Konnichiwa ！Watashi no namae wa Sara Maria desu！（你好！我的名字是萨拉·玛丽亚！）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她在北京的聋哑人社区做志愿者，还会用中国手语向人们问好。
这听起来像雕虫小技，但萨拉·玛丽亚对语言的掌握远不止基本的自我介绍。在一次旅行中，她与一位名叫本尼·刘易斯的爱尔兰工程师一见如故。 [3] 在一个小时里，他们用中文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和美国手语进行交流。
萨拉·玛丽亚和本尼都是多语言者，都能用多种语言交谈和思考。萨拉·玛丽亚能流利地用5种语言交谈，还能用另外4种语言进行日常对话。本尼可以流利地说6种语言，另外4种语言也达到了中等水平。在年度多语言者聚会上，如果想用两人都掌握的5种语言之外的语言交谈，他们也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学习。萨拉·玛丽亚经常遇到用韩语和印尼语与她聊天的人，也会遇到能帮助她重新学习初级粤语、马来语或泰语的人，但她找尼加拉瓜手语使用者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用不了多久，本尼也会找到一个能用德语、爱尔兰语、世界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甚至克林贡语和他聊天的朋友。
这些多语言者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只是因为他们掌握的语言很多，还因为他们学习的速度很快。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萨拉·玛丽亚从零开始学会了6种新语言。与此同时，本尼在捷克共和国只住了几个月，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捷克语；在匈牙利生活了3个月，便可以用匈牙利语对话；仅用3个月就学会了埃及阿拉伯语（当时生活在巴西）；在中国生活了仅5个月，就能用普通话进行中级水平的交流，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讨论。
我一直以为多语言者是天生奇才。他们天生就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当他们有机会接触一门新的外语时，这种能力就会表现出来。我的一位大学室友就属于这种人，他会说6种语言，还常常用他的语言天赋发明新谚语。我最喜欢的说法是，每当有人把包袱扔给你时，你可以说“别把包袱扔给我”。我惊叹于他掌握新语言的速度之快，还有他在不同语言间切换的流畅程度。
当我遇到萨拉·玛丽亚和本尼时，我原以为他们和我的同学一样，但我完全想错了。
在成长过程中，本尼一直认为自己缺乏语言天赋，甚至连学习第二种语言的能力都没有。在学校里，他学习了11年爱尔兰语和5年德语，但仍旧没法用这两种语言对话。大学毕业后，他搬到了西班牙，在那里待了6个月，仍不会说西班牙语。21岁时，英语仍是他唯一能够流利使用的语言。他准备放弃学习外语：“我一直告诉自己，我没有语言天赋。”
萨拉·玛丽亚学习语言也很艰难。尽管学习了6年西班牙语，但她只会英语。她确信自己错过了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虽然她的父亲来自萨尔瓦多，但由于父亲的英语说得很好，她很早就没有过多接触西班牙语了：
这就是我们在家里使用的语言。当我在高中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时，它的难度着实令我震惊……西班牙语被视为英语使用者最容易学会的语言之一……但我的确学得很吃力。就连我的高中老师都为我学不会西班牙语而困惑不已……人们总是过来跟我说西班牙语，我却没法做出回应，这让我很难过……为什么我学不好这门语言，而我周围那么多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学会其他语言？
多年来，她一直向父亲请教功课。父亲温和地告诉她，她怕是永远都学不会西班牙语了，但反正她在美国，也不需要说西班牙语，倒不如把时间花在她擅长的事情上。
许多人都希望能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却认为语言学习过于困难。有些人像本尼一样，认为自己缺乏语言天赋；另一些人则如萨拉·玛丽亚这般，认为自己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好时机——如果在蹒跚学步时就开始学习外语，他们可能早就学会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在18岁左右语言学习速度的下降并不是我们的生物学特征，而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4]
多语言者证明，人们在成年后仍有可能很好地掌握新的语言。在网上了解到萨拉·玛丽亚和本尼后，我就知道我必须对他们的学习方法刨根问底，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学习者。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最终能够学会第一门外语，并不是因为克服了认知障碍，而是因为克服了动机障碍：他们适应了自己的不适。
在诸多不同类型的学习中，体验不适可以释放隐藏的潜能。鼓起勇气面对不适是一种品格技能——一种极为重要的决心。这要求我们具备三种勇气：放弃你屡试不爽的方法，还没有准备好就上场，比别人犯更多的错误。加速成长的最佳方式是拥抱、寻找和放大不适感。
学校里有一种流行的做法，让许多学习者不愿寻求不适。这种做法的初衷是解决美国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几十年来，许多学校就像工厂里的流水线一样运转。学生年轻的头脑被当成大批量生产的可替换零部件。尽管各有所长，但他们只能通过相同的标准化课程和讲座吸收统一的知识。
20世纪70年代，一股新思潮颠覆了教育界。其核心前提是：不适合学生学习方式的教学方法造成了学生的学习困难。学习方式就是他们最擅长的获取和掌握信息的认知模式。要掌握新概念，语言学习者需要阅读和书写；视觉学习者需要看到图像、图形和表格；听觉学习者需要听到音量足够大的声音；动觉学习者需要通过肢体动作来体验。
学习方式理论广受欢迎。孩子们的个性得到了认可，这让家长们兴奋不已。教师们也很乐于自由地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编写个性化教材。
如今，学习方式已经成为教师培训和学生体验的基础元素。在世界各地，89%的教师认同要将自己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方式相匹配。 [5] 许多学生告诉我，他们更喜欢播客而不是书籍，因为他们是听觉学习者。你决定用眼睛阅读这本书，是不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是语言学习者或视觉学习者？
然而，学习方式也有一个小问题，它们只是个神话。
一组专家全面回顾了近几十年来有关学习方式的研究，他们相当震惊地发现，这一理论缺乏证据支撑。 [6] 在对特定课程进行一个学期的对照实验 [7] 和纵向研究 [8] 后，他们发现，即便教师或学习习惯符合学生或成人的能力或偏好，学习者的测试成绩也并没有提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将学习方式评估纳入一般教育实践的合理性，”研究人员总结道，“学习方式教学法在教育界大受欢迎，却没人能拿出可信的证据证明其实用性……两者之间的反差着实令人震惊和不安。”
我们不想回到僵化的工厂式学习模式，但也不应被死板的学习方式束缚。当然，你仍然可以偏爱某种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方式，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你的偏好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只是一味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你就会失去改进自己弱点的机会。 [9]
你喜欢的学习方式会让你感到舒适，但它并不一定是你的最佳学习方式。有时，让你感到最不适的学习方式反而能够使你学得更好，因为你必须加倍努力地学习。这就是勇气的第一种形式：勇于拥抱不适感，把原来的学习方式抛在脑后。
我见过最好的例证之一发生在喜剧界。20世纪60年代，在刚开始表演脱口秀时，史蒂夫·马丁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10] 在一次表演中，一个起哄的观众竟站起来向他泼了一杯红酒。“我并不是天赋异禀的人。”史蒂夫反思道。他早期的批评者也这么认为，一条评论称史蒂夫是“洛杉矶历史上最严重的订票错误”。
想一想，杰出的表演者要掌握自己的技艺，自然会通过聆听、观察和练习来学习。史蒂夫就是这样做的：他会聆听别人的素材，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再结合一些自己的故事，而后综合起来练习表演。但是，尽管花了无数个小时做准备，他的表演还是乏善可陈。
有一天晚上，他上台表演了5分钟，却没有一个人笑……过了5分钟……又过了5分钟。他在舞台上汗流浃背地表演，台下却整整20分钟都没有笑声。聆听、观察和练习，都不足以推动他成长。
史蒂夫从不用写作的方法做喜剧，他认为那不是他的方式。他讨厌写作，他认为这有违他的天性：“写作很难，太难了。”
你或许对写作也有同感，事实上，即使是我认识的一些最出色的作家也会想尽办法拖延写作。 [11] 每当你把自己逼出舒适区时，一个常见的问题，也即拖延就出现了。正如博主蒂姆·厄本描述的那样，你的大脑会被一只即时满足的猴子 [12] 劫持，它肯定会选择简单有趣的事情，而不是去完成艰苦的工作。你所花的时间换来的只是深深的亏欠和惰怠，你的自尊心会被羞耻感烧成灰烬。
许多人把拖延与懒惰联系在一起。但心理学家发现，拖延不是时间管理问题，而是情绪管理问题。 [13] 当你拖延时，你不是在逃避努力，而是在逃避被这种活动激起的不愉悦的情绪。不过，你迟早会意识到，你也在逃避你想要到达的远方。
史蒂夫·马丁一度拖延着，不肯动笔撰写自己的笑话。既然借用别人的素材在舞台上即兴表演很有趣，他为什么还要做自己讨厌的事情呢？他那只即时满足的猴子主导着他的行为。但他回忆说，在脱口秀舞台上苦苦挣扎了几年后，他得到一个“可怕的启示：如果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喜剧人，我就必须自己创作一切”。
史蒂夫鼓起勇气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要学习写包袱。他听说一个综艺节目正在招募年轻编剧，他便提交了一些素材，却没有入选。“我不知道怎么写。” [14] 史蒂夫告诉我。总编剧看过史蒂夫弹班卓琴，觉得他很另类，因此决定再给他一个机会，并用自己的工资给他发薪酬。当史蒂夫被要求写一段开场白时，他愣住了。他的写作障碍过于严重，他甚至连一个字都打不出来，只好打电话向室友借了一个包袱。这个包袱很不错，他被录用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史蒂夫白天为电视台撰稿，夜间上台表演。写作很辛苦，但他越来越得心应手。与此同时，他在舞台上屡败屡战。他的经纪人告诉他，要“坚持写作”。
史蒂夫的经纪人不知道的是，正是通过写作，史蒂夫逐渐成长为一名表演者。在台上，即兴表演让他很容易跑题，在纸上，写作迫使他删繁就简。记录素材的痛苦过程教会了他把幽默分解为基本元素。“因为这一切都与最核心的东西有关，”他说，“一个段子的结构不能太复杂。”直到接受了写作的不适感，他才磨炼出自己的能力，写出如此杀招儿：
我去年交了一个剧本，电视台一个字都没改。他们没改的那个字在第87页。 [15]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史蒂夫已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脱口秀喜剧演员之一。他的全美巡回演出场场爆满，喜剧专辑创下白金销量，还在《周六夜现场》节目上表演脱口秀。长此以往，他逐渐喜欢上写作，这也为他的演艺事业打开了一扇门——如果不是因为新发掘的写作技能，他也不可能创作并主演他的爆红电影《大笨蛋》。
我见过很多人因为写作不合乎自己的天性而退缩。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写作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学习的工具。写作会暴露你在知识和逻辑上的不足，它促使你清晰地表达假设并思索如何做出反驳，书写不清晰是思维不清晰的表现。或者，正如史蒂夫调侃自己的那样：“有些人深谙文字的门道，而有些人，呃……摸不着门儿。”
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每个讨厌写作的人都应该写作，而是想说明，如果回避学习中不容易掌握的技巧所带来的不适感，我们就会限制自己的成长。用伟大的心理学家泰德·拉索的话说：“如果觉得舒服，你肯定没做对。” [16] 正是这一发现让我们的多语言天才开始了语言学习。
奉学习方式为圭臬的人会让我们相信，语言学习适合一个人，听觉学习适合另一个人。但学习并不总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而往往是找到适合任务的方法。
一个实验的结果颇有意思：给学生们20多分钟的时间阅读一篇科学文章，随机分配一半学生读文章，另一半学生听文章。听文章的人比读文章的人更喜欢这堂课 [17] ，但两天后进行测验时，他们学到的知识明显少于后者。听者的得分率为59%，而读者的得分率为81%。
虽然听音频通常更有意思，但阅读能够提高理解力和记忆力。倾听可以提升直觉思维，而阅读能激活更多的分析处理能力。 [18] 英语和中文均如此——当同样的烦琐问题、谜语和问题用书面而非口头形式表达时，人们会表现出更好的逻辑推理能力。在阅读文章时，你会很自然地在段落开始时放慢速度以处理核心思想，并划分段落和标题来整理信息。 [19] 除非你因阅读或学习障碍难以理解文字，否则，在训练批判性思维方面，阅读是无可替代的。 [20]
学习一门外语需要不同的方法。在学校里，萨拉·玛丽亚通过阅读教科书和制作无尽的索引卡来学习词汇和语法。她的课程不需要太多的口语，直到记住大量的词语，她才觉得自己可以开口说话了。她害怕别人嘲笑她很笨，所以她选择避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坚持说英语。
萨拉·玛丽亚最终在大学主修语言学专业。她意识到，她的学习方法类似于读很多关于钢琴或花样滑冰的书，然后期望像钢琴家克拉拉·舒曼那样弹奏协奏曲，或者像花样滑冰冠军克丽斯蒂·山口那样做三周半跳。但是，无论如何集中精力，你都无法用眼睛看到卡斯蒂利亚口音，无法在脑海中想象出它的示意图，也无法通过阐释性舞蹈将其内化于心。如果想听懂它，你就必须用耳朵去听；如果想开口说，你就必须在练习的时候大声说出来。
可以确定的是，研究者在对数十项实验进行元分析后发现，教会学生和成人输出而非仅仅理解新语言，长此以往，他们会更善于理解和说这种新语言。 [21] 他们在“翻转课堂” [22] 中也表现得更出色，这种课堂要求他们在课前预习词汇，然后在课堂上练习交流。广为人知的谚语“用进废退”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如果不运用，你可能从一开始就不会拥有。
当不适感出现时，仅仅接受它是不够的。令人惊讶的是，主动寻找不适感会带来更好的效果。萨拉·玛丽亚就是这样做的，她到马德里找了一份教英语的工作，并特意选择与一个只说西班牙语的家庭住在一起。到暑假结束时，她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了。她意识到，如果能不断适应不适感，她就能学会任何语言。
当我与萨拉·玛丽亚谈论她的突破时，我突然灵光一闪，悟出一个道理。舒适学习是一个悖论，只有练习得足够熟练，你才能游刃有余地掌握一门技能。但在掌握之前，任何练习都会让你感到不适，所以你往往会逃避它。为学习提速需要第二种勇气：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要勇于运用知识。
在一项巧妙的实验中，心理学家凯特琳·伍利和阿耶莱特·菲什巴赫研究了数百名参加即兴喜剧课程的人，并随机分配他们专注于不同的目标。结果，坚持最长时间、冒最多创造性风险的并不是那些被鼓励专注于学习的人，而是那些被建议有意追求不适感的人。实验说明指出：“你的目标是感到尴尬和不舒服……这是有效练习的标志。”一旦将不适感视为成长的标志，人们就会有超越自己舒适区的动力。 [23]
这对政治竞争也很有效。我们通常会敦促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寻求新的信息，以此激励他们突破回声室等信息茧房。研究发现，如果鼓励党派成员寻求不适感，他们就更有可能下载来自不同党派的文章。 [24] 当发现不适感是进步的信号时，你就不会想着逃避它。为了继续成长，你会继续跌跌撞撞地走向它。
婚礼前7个月，萨拉·玛丽亚决定给丈夫和他的家人一个惊喜，用他们的母语粤语为婚礼致祝酒词。这个想法很出格，但她为此兴奋不已。她用英语起草，然后请一位老师将其翻译成粤语并为她录音。然后，她把祝酒词的录音加入播放列表，像歌曲一样反复地听，直到烂熟于心。她会在去杂货店的路上背诵，瞒着丈夫，不让他知道。
她知道她的公婆会在敬酒后考验她，于是她开始做她所谓的“脑力激荡”。她听粤语播客，看粤语电影，每天在粤语私教课上练习说话。她拥抱用错误词语介绍自己的痛苦，以及用错误声调朗诵独白的尴尬。她经常做语塞和结巴的噩梦，但她提醒自己，尴尬和犯错是学习的标志。她出色地完成了婚礼祝酒词，正确地念出了9个不同的声调。后来，萨拉已经可以和丈夫只会讲粤语的祖母开玩笑。她的公公婆婆告诉她，她肯花时间学习他们的语言，是对他们文化的尊重，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
你不必等到掌握了全部知识才开始交流。你的知识库会随着你的交流而不断扩大。当我问萨拉·玛丽亚如何开始时，她说她不再等到有了基本的熟练程度才开始说话。她从学习的第一天起就开口说话，才不管什么不适感。她告诉我：“我总是试图说服人们开口说话。其实只需记住几句话——一段简短的自我介绍，解释为什么你要学习这门语言。”
这个建议改变了本尼·刘易斯的一生。在西班牙期间，他买了西班牙语版的《指环王》，并借助字典翻译他喜欢的故事。他花了一周时间才译完第一页，却还有700页等着他去完成。在学了6个月西班牙语却一无所获后，本尼意识到，他什么都试过了，唯独没有真正说过西班牙语。这需要第三种勇气——不只是拥抱和寻求不适，还要通过勇于犯更多的错误来放大这种不适。
有一次，我和一位表哥一起去哥斯达黎加旅行。我们徒步很久后走进一家餐馆，他说那里的鲜榨橙汁看起来很好喝。当他用西班牙语点菜时，服务员笑得前仰后合：他要的不是“jugo denaranja”（橙汁），而是“fruto de periódico”（报果）。他说自己想要一杯“报纸水果”。
第一次尝试使用一种新语言时，你可能会感到紧张焦虑，担心万一弄错了一个外语单词会出丑露怯，甚至还可能冒犯他人。我的妻子阿莉森在高中学过日语，期末考试的一环是去餐馆用日语点菜。她非常担心会因出错而考不好，于是就装起病来。这就是勇气应该发挥的作用：要练习说一门语言，你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去犯很多错误，而且错误越多越好。
萨拉·玛丽亚认为，这就是孩子们学外语的速度往往比成年人快的原因之一。 [25] 是的，他们学语言的速度得益于更强的大脑可塑性（发育中的大脑比发育成熟的大脑运转得更快）和更少的先验知识干扰（他们不会固守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但是，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不怕尴尬和犯错带来的不适感。孩子们不会忍着不与人交流——他们刚认识几个新词就开始咿咿呀呀说个不停。他们不怕别人觉得自己笨，也不怕被人说三道四。他们喜欢“报纸水果”。
腼腆的人一想到犯错误就会特别烦恼。害羞是对社交场合中负面评价的恐惧，本尼·刘易斯对此深有感触。作为一个社恐的青少年，在派对上，他会躲到角落里玩手机游戏；在语言课上，他从不举手发言；当搬到西班牙后，他更多地与讲英语的人接触，以求逃避这种恐惧。
治疗师在治疗恐惧症时，会使用两种不同的暴露疗法：系统脱敏疗法和冲击疗法。系统脱敏疗法从微量的恐惧物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大剂量。 [26] 如果害怕蜘蛛，你可以先画一张蜘蛛的图片，继而在房间一个封闭的笼子里放一只蜘蛛用以观看。在与浴缸里的成年长腿蜘蛛近距离接触前，你要学会在对你威胁较小的情况下控制自己的恐惧感。冲击疗法恰恰相反：治疗师可能会在你手臂上放一只爬行动物。 [27] 当然，你可能会大惊失色，但在经受了这次考验后，你内心的恐惧会烟消云散。
暴露疗法通过放大不适感来减轻不适感。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见于飞行员的飞行培训。在飞行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比飞机失速更可怕了。飞机失速是指飞机急速坠向地面——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飞机飞行速度过慢或坡度过陡造成的。15%的致命商业航空事故和近1/4的私人飞机坠机死亡事故都是失速造成的。许多飞行员都做过飞机从空中坠落的噩梦。
飞行员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在飞行模拟器上进行系统脱敏训练。模拟器可以让你熟悉失速时的机械原理和感官感受，包括你的手该怎么做，当你开始坠落时地平线是什么样子的。但当你进入真正的驾驶舱时，你的飞行教练会给你下达一个可怕的指令：放慢速度，拉回控制杆，抬起机头，让飞机失速。
这是只有在冲击疗法中才有的体验。你的杏仁核并不在乎你已经在飞行模拟器上运行了多少次，或是你在几百米的高空中尚有足够的时间修正航向。你被困在一个巨大且沉重的金属笼子里，不受控制地快速翻滚，俯冲向地面。再没有比故意让飞机像石头般坠落那样更纯粹的恐惧了。
在美国，如果想获得飞行员执照，你就必须证明你能使飞机摆脱失速并安全着陆。有效的训练计划会有意识地引入意想不到的新危险。有证据表明，这种出其不意的训练至关重要：如果失速训练变成一种可预见的常规训练，那么飞行员就无法为现实中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28] 如果没有接受全面训练，你就不可能做好万全的准备。飞行员通过强化不适感学会应对不适，并在驾驭不适感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技能。
放大不适感是本尼·刘易斯学习新语言的关键。为了克服羞怯，本尼从系统脱敏开始：他把自己放在轻微不舒服的环境中。他在街上戴着一顶小矮人帽子，在音乐会上拿着一个带迪斯科滤镜的激光笔，以此吸引陌生人接近他。他习惯于在喧闹的场所为别人递上耳塞，在酒吧里与人碰杯，以此主动与人互动。在西班牙又待了6个月后，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并准备前往意大利学习下一门语言。他成为语言专家只是时间问题，他的目标是在几个月内熟练掌握新的语言，与陌生人交流，并教会别人这样做。于是，他开始了冲击疗法。
本尼称之为“社交跳伞”。当他到达一个新国家时，他会主动接近任何靠近他超过5秒钟的人。他不以闲聊开场，而是迈出更大的一步，以获得更有意义的回应。 [29] 当遇到一个来自西班牙巴伦西亚的人时，他突然唱起当地的歌曲；在巴西的一家旅馆登记入住时，他向接待员讲述了自己在罗马做接待员时工作时间过长、薪水过低的经历。“我看到语言学习者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学习语言就是为了获取知识，”本尼说，“事实并非如此！学习一门新语言是为了培养一种交流技能。”
学习通常被理解为认识、纠正和预防错误的过程。但本尼认为，你如果想精通一门语言，与其以减少错误为目标，不如努力多犯错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诸多实验表明，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如果在得到正确答案之前先让他们随机猜错，那么他们在往后的考试中出错的可能性会降低。 [30] 如果被鼓励犯错，我们最终犯下的错误会减少。早期的错误有助于我们记住正确的答案，并激励我们继续学习。
当本尼准备学习一门新语言时，他会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每天至少犯200个错误。他用犯错的次数来衡量自己的进步。“犯的错越多，进步就越快，错误带给你的困扰就越少。”他指出，“犯错让人感到不适，而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犯更多的错误。”
回首往昔，本尼让自己陷入了一些尴尬的境地。他曾在介绍自己时用错性别，曾说自己被一辆公共汽车吸引了，还曾不小心夸奖别人的臀部很好看。但他并不自责，因为他的目标就是犯错。即使他犯了错，人们也会赞扬他的努力。这激励他继续尝试。
心理学家称这种循环为“习得性勤奋”。当你因为努力而受到表扬时，努力的感觉就开始呈现次级奖励的属性。 [31] 你不再需要逼迫自己继续尝试，而是觉得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你去做更多尝试。
从学语言的第一天起就开口说话的观念改变了我对学习的看法。你可以从第一天起就开始编程，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教学，从第一天起就开始做教练。在熟练掌握你的技能之前，你不需要享受舒适感，因为在练习技能的过程中，你的舒适感会随之增加。
几年前，萨拉·玛丽亚发现有人用她家的网飞账户看韩剧。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父亲。在韩国探望了萨拉后，她的父亲对韩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开始偷偷学习韩语。萨拉77岁的父亲正在快速学习词汇和语法，而她可以当他的老师。“他其实已经掌握了很多韩语知识——他写了很多东西，也读了很多书。”她说，“但他在说话时非常紧张。现在他终于可以用韩语和我说几句了。”
如今，萨拉·玛丽亚是一家语言和翻译服务公司的创始人兼总经理。她相信，只要你愿意接受一些不适感，学习就永远不会太晚。这种勇气是可以传染的。
如果等到觉得准备好了再去接受挑战，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起步。也许不会有那么一天，一觉醒来，我们突然觉得自己准备好了。要知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是做好准备的起点。
[1] Hellen Keller, Helen Keller’s Journal (New York: Doubleday, 1938).
[2] personal interview, February 14, 2022;“Interview with Sara Maria Hasbun,”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yperpolyglots,2022, polyglotassociation.org /members/sara-maria-hasbun; John Fotheringham,“Polyglot & Miss Linguistic Founder Sara Maria Hasbun on How to Learn a Language Like a Linguist,” Language Mastery ,May 3, 2019; Sara Maria Hasbun,“I’ve Learned 9 Languages, All After the Age of 21,”MissLinguistic, August 21, 2018, misslinguistic.com/i learned-nine-languages;“Interview with Sara Maria Hasbun,”Glossika,YouTube, November 21, 2019, youtu.be/isErps6IuoA.
[3]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pril 2, 2023; Martin Williams,“Natural-Born Linguists: What Drives Multi-Language Speakers?,” The Guardian, September 5, 2013; Andreas Laimboeck,“How Far Did Benny Lewis Get to Learn Fluent Mandarin in Three Months?,”LTL Language School, February 28, 2023; Benny Lewis, Fluent in 3 Months: How Anyone at Any Age Can Learn to Speak Any Language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One, 2014) and fluentin3months.com.
[4] Kenji Hakuta, Ellen Bialystok, and Edward Wiley,“Critical Evidence:A Test of the Critical-Period Hypothesis for Second-Language Acqui si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no. 1 (2003): 31–38; Frans van der Slik, Job Schepens, Theo Bongaerts, and Roeland van Hout,“Critical Period Claim Revisited: Reanalysis of Hartshorne, Tenenbaum, and Pinker (2018) Suggests Steady Decline and Learner-Type Differences,” Language Learning 72, no. 1 (2022): 87–112.
[5] Philip M. Newton and Atharva Salvi,“How Common Is Belief in the Learning Styles Neuromyth, and Does It Matter? A Pragmatic Systematic Review,” Frontiers in Education 5 (2020): 602451.
[6] Harold Pashler, Mark McDaniel, Doug Rohrer, and Robert Bjork,“Learning Styles: Concepts and Evid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9, no. 3 (2008): 105–19.
[7] Laura J. Massa and Richard E. Mayer,“Testing the ATI Hypothesis:Should Multimedia Instruction Accommodate Verbalizer-Visualizer Cognitive Style?,”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 no. 4 (2006):321–35.
[8] Polly R. Husmann and Valerie Dean O’Loughlin,“Another Nail in the Coffin for Learning Styles? Disparities among Undergraduate Anatomy Students’ Study Strategies, Class Performance, and Reported VARK Learning Styles,” Anatomical Sciences Education 12, no. 1 (2019): 6–19.
[9] Donggun An and Martha Carr,“Learning Styles Theory Fails to Explain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Alternative Approach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16, no. 1 (2017):410–16.
[10] Steve Martin, Born Standing Up: A Comic’s Life (New York: Scribner,2007), Cruel Sho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9), and Pure Drivel (New York: Hyperion, 1998); Harry Shearer and Steve Martin,“Not Wild but Witty Repartee with Martin, Shearer,” Los Angeles Times , December 9, 1998; Catherine Clinch,“No Art Comes from the Conscious Mind,” Creative Screenwriting , March 8, 2016; Steven Gimbel, Isn’t That Clever: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Humor and Comedy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7).
[11] 如果写作不是你喜欢的学习方式，那么把你的想法诉诸笔端的最大不适可能就是写作障碍。正如史蒂夫·马丁开玩笑说的那样：“写作障碍是抱怨者为了有借口喝酒而编造出来的花哨说法。”我们不谈论“舞蹈家的障碍”或“木匠的障碍”是有原因的。写作障碍实际上是一种思维障碍：你遇到了瓶颈，因为你还没想好该说什么。一些小说家通过摘录他们喜爱的小说中的句子来进入状态。我往往会通过回复邮件来激发灵感：这就像热身运动，为我提供动力。如果写作成为一种习惯，最终文字就会像说话一样流畅地在纸上流淌。心理学家发现，当人们被随机安排每天写作时，他们的写作效率是原来的4倍——即使每天书写15分钟也足以取得进步。（Robert Boice, Professors as Writers: A Self-Help Guide to Productive Writing (Oklahoma: New Forums, 1990).）现在，我们有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帮忙。在初步实验中，随机指派专业人士使用ChatGPT和必应等工具，通过将精力从粗略起草转移到构思和编辑上，他们的写作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提高——对写作能力较差的人来说尤其如此。（Shakked Noy and Whitney Zhang,“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SRN, March 1, 2023.） 郑重声明 ， 我没有用人工智能写过这 本书的任何一个字 ， 虽然人工智能可能会告诉你这么做 。
[12] Tim Urban,“Why Procrastinators Procrastinate,”Wait But Why,October 30, 2013.
[13] Fuschia M. Sirois, Procrastination: What It Is, Why It’s a Problem, and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 (Washington, DC: APA LifeTools, 2022);Adam Grant,“The Real Reason You Procrastinate,” WorkLife , March 10, 2020.
[14] Adam Grant,“Steve Martin on Finding Your Authentic Voice,” Re:Thinking, May 4, 2023.
[15] Steve Martin, host, The 75th Annual Academy Awards , March 23, 2003.
[16] Ted Lasso ,“Pilot,”August 14, 2020.
[17] David B. Daniel and William Douglas Woody,“They Hear, but Do Not Listen: Retention for Podcasted Material in a Classroom Context,” Teaching of Psychology 37, no. 3 (2010): 199–203.
[18] Janet Geipel and Boaz Keysar,“Listening Speaks to Our Intuition while Reading Promotes Analytic Though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 chology: General (2023).
[19] Daniel T. Willingham,“Is Listening to a Book the Same Thing as Reading It?,” The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8, 2018.
[20] 如果想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和情商，那么你可能更应该关注声音而不是视觉信号。研究表明，如果能听到朋友或陌生人的声音，就算闭上眼睛也不会影响你对他们情绪解读的准确性。（Michael W. Kraus,“Voice-Only Communication Enhances Empathic Accura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72, no. 7 (2017): 644–54.）我们经常误读面部表情，误解肢体语言。语音和语调是更准确、更纯粹的情感信号。（Aldert Vrij, Pär Anders Granhag, and Stephen Porter,“Pitfalls and Opportunities in Nonverbal and Verbal Lie Dete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1, no. 3 (2010): 89–121.）你很难解读文本中的情绪，是因为你听不到他们的语气，而不是因为你看不到他们的表情。测谎也是如此，如果你想知道犯罪嫌疑人说的是否属实，语言信号比非语言信号更可靠。当他们微笑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值得信任——他们可能是在享受欺骗的愉悦和凭借谎言脱罪的快感。真正需要注意的警示标志包括声音颤抖、音调升高以及内容的前后矛盾。
[21] Natsuko Shintani,“The Effectiveness of Processing Instruction and Production-Based Instruction on L2 Grammar Acquisition: A Meta Analysis,” Applied Linguistics 36, no. 3 (2015): 306–25; Natsuko Shintani, Shaofeng Li, and Rod Ellis,“Comprehension-Based versus Production-Based Grammar Instruction: A Meta-Analysi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Language Learning 63, no. 2 (2013): 296–329.
[22] Joseph P. Vitta and Ali H. Al-Hoorie,“The Flipped Classroom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 Meta-Analysis,”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20): 1–25.
[23] Kaitlin Woolley and Ayelet Fishbach,“Motivating Personal Growth by Seeking Discomfort,” Psychological Science 33, no. 4 (2022): 510–23.
[24] 适应不适感对团体来说也至关重要。管理学学者凯茜·菲利普斯主持的一系列实验表明，与种族相近的群体相比，种族多元化群体中的人能为问题提出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尽管做得更好，但他们认为自己做得更差，因为多样性让他们感到不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不适感正是他们成功的动力之一：它促使他们更系统地思考、更充分地准备、更清晰地自辩、更认真地倾听。正如凯茜和她的同事总结的那样，拥抱不适感可以帮助人们“将情感上的痛苦转化为认知上的收获”。（Katherine W. Phillips, Katie A. Liljenquist, and Margaret A. Neale,“Is the Pain Worth the Gain? The Advantages and Liabilities of Agreeing with Socially Distinct Newcom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5, no. 3 (2009): 336–50; see also Samuel R. Sommers,“On Racial Diversity and Group Decision Making: Identifying Multiple Effects of Racial Composition on Jury Delib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no. 4 (2006): 597–612; Denise Lewin Loyd, Cynthia S. Wang, Katherine W. Phillips, and Robert B.Lount Jr.,“Social Category Diversity Promotes Premeeting Elaboration: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Focus,” Organization Science 24, no. 3 (2013):757–72; Katherine W. Phillips and Robert B. Lount,“The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Diversity and Homogeneity in Groups,”in Research on Managing Groups and Teams , vol. 10, ed. Elizabeth A. Mannix and Margaret A. Neale (Bingley, UK: Emerald, 2007).）
[25] Patricia J. Brooks and Vera Kempe,“More Is More in Language Learning: Reconsidering the Less-Is-More Hypothesis,” Language Learning 69, no. S1 (2019): 13–41; Lindsay Patterson,“Do Children Soak Up Language Like Sponge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20.
[26] Kate B. Wolitzky-Taylor, Jonathan D. Horowitz, Mark B. Powers, and Michael J. Telch,“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in the Treatment of Specific Phobias: A Meta-Analysi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8, no. 6 (2008):1021–37.
[27] Lori A. Zoellner, Jonathan S. Abramowitz, Sally A. Moore, and David M.Slagle,“Flooding,”in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Applying Empirically Supported Techniques in Your Practice , ed. William T. O’Donohue and Jane E. Fisher (New York: Wiley, 2008).
[28] Annemarie Landman, Eric L. Groen, M. M. (René) van Paassen,Adelbert W. Bronkhorst, and Max Mulder,“The Influence of Surprise on Upset Recovery Performance in Airline Pilo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erospace Psychology 27, no. 1–2 (2017): 2–14; Stephen M.Casner, Richard W. Geven, and Kent T. Williams,“The Effectiveness of Airline Pilot Training for Abnormal Events,” Human Factors 55, no. 3(2013): 477–85.
[29] 虽然我们常常为了避免尴尬而坚持简单寒暄，但深入交谈却出乎意料地令人愉快。（Michael Kardas, Amit Kumar, and Nicholas Epley,“Overly Shallow?Miscalibrated Expectations Create a Barrier to Deeper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2, no. 3 (2022): 367–98.）在7项研究中，人们在与陌生人进行深入交谈时感到比想象中更快乐、更能建立密切的联系，也没有那么不自在。多年来，我的西班牙语水平一直进步甚微，当从波士顿乘车前往墨西哥时，当把“Qué haces?”（你在做什么？）转换为“Qué te encanta hacer?”（你喜欢做什么？）时，我有了更多愉快的对话，也得到了更好的练习。我不再问他们做什么，而是问他们喜欢做什么。
[30] Janet Metcalfe,“Learning from Error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8(2017): 465–89.
[31] Robert Eisenberger,“Learned Industriousness,” Psychological Review 99,no. 2 (1992): 24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