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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可以大声呼吁他人控制情绪，冷静地评估科学假设，但说实话，女性也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对性别差异背后所谓的生物学原因表示怀疑。历史上的科学家、哲学家大多数是男人，他们向来毫不掩饰地阐述女性“低劣”的所谓生物学基础。 [35] 我很遗憾地说，罪魁祸首就是史上最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第二本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出版于1871年）中，达尔文为男人更强大的“智力”摆出了证据：
两性在智力上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无论是需要强大逻辑思维、推理能力或想象力的工作，还是仅仅运用感官和双手的工作——男性都能比女性取得更高的成就。如果你列出两份名单，在诗歌、绘画、雕塑、音乐（包括作曲和演奏）、历史、科学、哲学等领域最杰出的男性和女性，每个领域列出6位，那么这两份名单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男性在如此众多的学科上都明显超越女性，那么男性的平均智力肯定就高于女性。 [36]
达尔文观察到的现象确实不假，在那个时代的杰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名单上，男性的比例很高，但似乎连他都无法摆脱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范式。从今天更加开明的角度回看当时，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个备择假设：女性只是被主要由当时社会施加的限制束缚，并不是她们天生就智力比较低。在维多利亚时代，尽管英国女王自己是女人，但普通女性基本上是不能受教育的。直到《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出版的几年前，伦敦大学才破天荒录取了女学生（首批仅录取9人），而且就算录取了，最后发给她们的也不是正式的学位，而是“结业证书”。如今，就在达尔文自己所在的生命科学领域，女博士的人数已经以微弱的优势超过了男博士。 [37] 可见，就算学术成就伟大如达尔文，也会犯重大的错误。
你可能意识到了，劳伦斯·萨默斯的观点其实和达尔文的观点异曲同工，只不过萨默斯说的是男性的“智力”的变异程度大于女性，而不是平均值大于女性。萨默斯的立场比达尔文坚定，但科学家也和其他人一样，容易受成见和文化偏见的影响，因此对待观点时必须谨慎。人们驳斥了萨默斯的观点，因为他的结论激起了强烈的负面情绪，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种可能，即萨默斯本人，或者他引证的那些科学家，可能过于热衷于寻找支持男性中心主义现状的解释了。偏见是双向的。
每个人的思维与工作方式都免不了受偏见的侵蚀。从古至今，文化范式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性别差异的科学解释，从而支持那些将性别差异“粉饰”成“天注定”的假说。举例来说，直到20世纪初，女性一直出于“科学的”原因被排除在职业体育之外。1898年，德国《体育教育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身体的剧烈运动能使子宫移位、松弛，甚至脱垂、出血，从而导致不孕，让女性无法孕育强壮的孩子，无法达成其人生真正的使命。” [38] 这种歪曲科学以达到邪恶目的的行为，可谓由来已久。再举美国“优生运动”一例：1931年，美国29个州颁布法律，允许人们对“基因不合适”的人进行强制绝育。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宣称，优生法案至关重要，能免除各州政府在强制别人绝育的时候在道德上的后顾之忧。在该法案被废除之前，美国有将近7万人被推上了手术台。 [39]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差异的科学解释大加批评，很可能出于一种担忧，害怕生物学被用于把女性捆绑在家务上，为父权制添一把火。这种担忧可能有其合理之处，但它并不应该影响我们去探究这些科学假设的真实性。然而，具体到睾酮是否会造就性别差异这一实例时，这种影响却让研究者无端遭受了许多批评。
如果问题行为是由于社会化而产生的，那么它们必然也可以被社会化摧毁。但是反过来想，如果问题行为根植于睾酮，因此是“天生的”，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阉割地球上一半的人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