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研究激素周期时,我对社会科学的信念是,我们人类有着漂亮的大脑袋和对生拇指,与其他动物朋友全然不同。当然,我们承认了人类在进化上与其他动物的一些重要联系,但说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性行为时,那可是要划清界限的。我们有想法的时候才会发生性行为——不是听从大自然的召唤而为之的。其他哺乳动物都以繁殖的名义受制于激素的支配。松鼠跑来跑去,像疯了一样,然后跳到对方的背后。我们人呢,是要先交换电话号码的。
你可以说,我的研究是在人类身上寻找兽性,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做这事。在某些学术圈或科学分支内部,将人与动物建立联系并不总是讨人喜欢的,因为大家认为,我们人类拥有先进的文化,智力复杂,具有情感和自由意志。数百年来,无数科学家不辞辛劳地确认着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实质区别。整个研究界和社会自身的建立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概念:人性令人类独特、异于动物、更优秀。我们做事情是有自己的理由的,而不是因为我们受到性激素引发的某种化学反应的驱使。我们的行动出于优雅的人性,而非龌龊的动物本能。
但我的实验室得出的发现表明,可育期的女性会寻找最有魅力的男性,这与雌雄灵长目动物、仓鼠和其他很多物种的情况一样。(我会在第五章深入探讨这项研究。)我研究了动物的激素和社会关系,注意到各个物种中存在着一种无法忽视的行为模式:简单说,当雌性动物——猴子、老鼠、猫、狗等——在激素周期中最有可能怀孕时,它们会始终表现出要吸引雄性的样子,而这些雄性保证会为它们带来非常健壮的后代——“健壮”指的是后代能在原始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或繁殖。显然每个物种的表现不一样,但我不认为人类完全没有这种可预测的生理现象。
女性一个月只有几天能够受孕,因此人类的生育力脆弱,生育力高峰期短暂。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关键时期做出最好的性选择呢?从2006年起,我开始发表研究,证明实际上女性在“生育力高峰期”的确会改变行为。研究结果包括:女性去俱乐部和派对的动机增强,她们开始注意到“配偶”之外的男性,她们的声音变得更尖和更女性化,她们会穿更漂亮的服装,她们的体味也会更吸引男性。 [11] 我当时是反对“人类的性行为‘脱离’了激素的控制”这一假设的。我提出,女性在生育力高峰期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相似——女性的性欲会改变,有外显的迹象展示女性的生育力。因此,女性的生育力并没有被完全隐藏,而是被表现了出来,只是与灵长目动物亲戚相比,我们的表现方式更为有限。
我很快意识到,有些人并不喜欢被提醒人类曾拥有尾巴的事实。有人认为我的研究很极端。对某些人来说,我好像否定了前人对科学的探索,并且在说:你看,我们终究只是一群动物。
不仅极端,而且倒退。有人认为我的研究结果是女性的退步。研究的部分内容登上了《早安美国》的头条新闻,标题是《月经周期会让你更性感吗?》,并由于大受欢迎而遭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攻击。但他们多半忽视了研究更为明确的意思:为了生殖、育儿甚至自身的存活,女性的性行为聪明地发生了进化。但我一指出男女行为之间的差异,就立刻被划到了性别歧视者的阵营。与我的艺术家朋友(或者成果在CNN引爆讨论的那位研究者)不同,我受到指责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提出的理论会将女性边缘化,因为我说女性“受激素左右”。
大约40年前,埃德加·伯曼博士出版了一本书,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无趣的脑子大多长在了女人的头颅里”。也是在那个时候,女性正在竭力确立女性主义的主流运动,消除性别差异,即使没有完全否认,也是在淡化男女之间的差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系列受女性主义启发的科学论文质疑了经前期综合征的存在。(如果你真想逼疯一个女人,就对她说,她的生理和情绪上的不适都不过是她自己的想象。)数十年来,因为平权的关系,强调男女之间的行为差异被当成了不当的做法。开玩笑说男性从不问路是一回事,但我说的是另一回事,我讨论的是性激素对女性大脑的影响。
我的研究冒犯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否认我在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之间建立的联系,另一个阵营否认我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划分的界限。我的研究和方法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人诋毁我,说我的实验室篡改数据。真是离谱。
我很希望这样的争议自行消失,但并没有,我估计它也不会消失。善于提取流行文化的新闻制作人、编辑等喜欢给科学套上性感的包装,吸引大众的关注,只要他们在类似的头条新闻中介绍我和该领域其他人的成果,就必然会招致争议。比如,承蒙厚爱,《纽约邮报》刊登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人类性吸引的激情进化生物学原理》。
不过,可能无法上头条新闻的是我在这里要说的真实信息。通过增加对女性身体和心理机制的认识,女性的权益会得到巩固而非减损,并且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了解。这是我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激素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包括性关系和恋爱关系,以及我们与朋友和亲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着女性和男性的整体人类经验。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激素对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但要想了解更多,我们需要让更多女性进入实验室,而不仅仅是女性科研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