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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研究工作以后，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与社会相关的有趣话题，一个既未被研究透，又富含“经验价值”的话题。
我刚开始研究女性激素周期的时候，科学界的普遍共识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差异巨大，而激素周期与人类性行为模式的关系不大。当时人人都认为，人类已经摆脱了激素的控制，而我们那些非人类的亲戚仍在受激素摆布。这种想法部分基于人们真心认为人类拥有一些罕见的特质，其中包括这一点：人类会在几乎任何时间进行性行为——在排卵前后的生育力高峰期，在激素周期中的其他时间，甚至在不可能受孕的时候，比如，在女性孕期、产后不久和哺乳期，以及在绝经后的生殖后期。人类的这种“长期性行为”与其他哺乳动物的性行为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曾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不受激素的影响。我们不是机器人，不会听任雌激素的指挥，产生某种行为冲动——如性行为（或与对手竞争）。但身为进化理论家，职业训练让我想到，激素确实可能也影响了女性，左右了她们在性和社交方面的决定。激素控制着生殖，是自然选择中的强大引擎。因此，虽然说出来令人震惊，但激素不可能不以某种方式影响女性的行为。
我所在实验室的第一轮研究发现，处于生育力高峰期的女性似乎看重男性伴侣的性魅力。她们也会认为自己较平时更有吸引力，想要去俱乐部、参加派对，因为在这些场所可能会遇到男性。甚至，在这个阶段来实验室时，她们会穿得更漂亮，有时着装更为暴露。似乎排卵会引发“物色对象”行为。
一开始，我只把这项研究当作一个小项目，但研究结果实在太诱人了，让我难以割舍——我必须进一步研究下去。如果不断寻找，我还会发现女性的欲望中隐藏着哪些秘密呢？在几十位学生和多位亲爱的同事的帮助下，我把研究坚持了下去。
我写这本书，是想分享一些有趣的研究结果。原来，我们女性在激素方面充满智慧。我们的激素会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从择偶欲望（第二章和第四章）到竞争冲动（第五章），在孕期和初为人母时身体和行为的变化（第七章），以及我们的“新篇章”——有着超越生殖、解锁新体验的潜力的绝经（第七章）。
我写这本书也是为了抛砖引玉，让更多人写出对女性大脑和身体的认识。尽管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但几十年来，研究工作还是受到一种观念的阻碍，这种观念认为男性可以在生物医学方面被当作“默认性别”。（要是男性可以，女性怎么就不行？）这种观念还认为，女性因为激素周期的问题而非常“麻烦”。何必找麻烦呢？
我认为我们对女性的激素和行为了解得太少，而我们必须对此多加了解才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做出最明智的决定。通过服药抑制激素周期，甚至完全消除月经周期，会有什么后果呢？当进入人生第3个、第4个甚至第5个10年时，怀孕实际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否找到一款灵丹妙药——像伟哥帮助男性解决他们的床笫问题那样——来满足女性的欲望？我在本书中探讨了这类问题，但我们仍然没有得出全部答案，无法助益所有的女性和男性。
我也想为女性和激素问题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数十年来，在学术圈外，女性一直因为“受激素左右”而遭到嘲弄，甚至因此而无法当总统。（我下半辈子都不会忘记，2016年11月8日那天，我带着女儿一起去投票，满心以为她会见证历史，看到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诞生——结果却事与愿违。）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大男子主义的想法老掉牙了，但我总能见到它们兴风作浪，我会在第一章详谈这个问题。
我们对男性和女性的激素周期的看法存在双重标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篇文章《如果男性会来月经》中强调了这一点。 [1] 她表示，如果男性有月经，来月经就会变成男性引以为傲的事情。她还说，“联邦政府会为卫生用品拨款，让卫生巾免费”。而且，好笑的是，“当然，有些男性仍然会花钱享受某些有派头的商业品牌，像是保罗·纽曼 [2] 牌卫生棉条、拳王阿里倚绳战术 [3] 牌卫生巾、约翰·韦恩 [4] 牌卫生巾、乔·纳玛什 [5] 牌护垫，以重新感受‘过去无忧无虑的单身汉时光’”。（若想了解更多要求减少“粉红税”的运动，可以看第三章中“免费的卫生棉！”一节。）
有人认为用生物学去解释女性的行为会阻碍女性获得成功。这种观点是说，两性差异哪怕有一丁点儿生物学基础，也注定会让女性成为典型的女性，将她们局限在母亲的角色中，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女性，会狠狠地撞在职场的玻璃天花板上。这类研究隐含的意思是，关于女性激素和行为的信息多说无益，最好不要去破坏那些典型女性形象。
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封锁信息，或者不去研究急需解答的与激素相关的重要问题，才叫对女性无益。在我看来，我们对女性和激素的理解属于授人以渔。它不是在每个月的那几天变得“受激素左右”而失去理性那么简单。它是在说，激素引导着我们经历了女性人生中的独特体验——从欲望和快感的觉醒，到择偶、生孩子（如果我们愿意）、育儿、向生殖后期过渡。这些体验对我们理解生而为人的意义至关重要。这些体验将我们与我们的哺乳动物亲戚，甚至与曾经横行地球的巨型蜥蜴，联结在了一起。确定的是，女性自有女性独特的行事方式，我会在第四章解释原因。
刚开始从事科学工作时，我认为自己绝不会让工作涉及政治。我决心当一名客观的科学家，就事论事。但无论我去哪里，政治，或者至少是争议，似乎总是会尾随我。用进化论思想解释人类心理曾经（且仍然）是存在争议的。对行为做任何生物学解释都会引起社会科学界的不安，这种情况……曾多次啮噬我的心灵。但我的研究结果似乎有力地证明了进化在人类社会心理上留下的足迹。因此，这些发现的新闻价值不仅在于它们新颖又诱人，也在于它们对理解塑造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力量有着深层的影响。这项研究给我的科学家身份增添了一些名气。
我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我在仔细研究后才发表结果，耐心等待最佳数据，拒绝走捷径。有些阻力来自某些评论文章，文章批评我们在实验室中使用的科学方法，影射研究结果是基于玩弄数据，制造了可疑的假象。（实际上，我们检查了相关证据，发现证据与批评者的说法截然相反。我现在还在等他们发邮件对我说：“不好意思，是我们错了！”）我曾在会议中遭到喝止，还收到过令人瞠目结舌的邮件。我并不迷信所有的科学事实——对于来自我实验室的数据以及他人的研究，我都抱持健康的怀疑态度。但我觉得，有些争论也太过头了，值得被莎士比亚写成戏剧（前提是莎士比亚愿意以美国的一两所大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故事背景）。
我与争议的摩擦始于职业生涯之初。本科期间，我清楚自己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用更“硬核”的生物学知识对人类行为做科学分析，这在当时还不是主流做法。我在上哲学课时有过一次醍醐灌顶般的经历，那次经历预示着我今后会走上科学的道路。
教授解释了二元论（对“思想”和“身体”的不同解释，有某种小精灵在驱动着思想的机器）和唯物主义（大脑制造了行为，就是这样！）的区别。他让我们举手表态。谁支持二元论？教室里的手都举了起来——除了我的。谁支持唯物主义？我兴冲冲地举起手，环视其他同学，觉得他们荒唐至极。从那时起，我立志发现并消灭胡说八道。
刚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遇到了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他有很多闪亮的成就，其中之一是区分了对生命物质形态多样性的进化论解释和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当时我刚刚开始学习进化心理学（我会在第二章讨论），发现这门学科的逻辑非常吸引我。没错，关于人类的身体和器官系统早有进化论解释——从这门课中我还学到，关于人类的精神“器官”（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也有进化论解释！
古尔德给生物系学生上课时，我偷偷溜去参加他们的问答环节。我举手问古尔德，为什么他认为进化心理学充满不确定性。这显然不是他以为大家会问的问题。他一反常态，回答时有点儿拖沓，说理论很难验证之类的。虽然当着几百名生物系研究生的面发言令我极度紧张——更别说面对形象威严的古尔德了——但我还是对他紧追不舍。我问：那好，为什么在全球37种文化中，我们仍会看到男女择偶标准的差异存在固定的模式呢？（我会在第四章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呃，那，可能有点儿道理。消灭胡说八道，我得一分！我越发感兴趣了。
我说这些事，并非因为我反对政治行动，当然，我也不反对人们争取平等机会。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是一名女性主义者。我认为女性没有得到与男性一样的机会，尤其是在商界、政府和科学领域。（我也认为，女性拥有一些男性没有的重要机会，但这种机会的数量较少。）我发现，甚至一些开明的女性主义者（男性和女性都有）也存在刻板印象，导致我们对男性和女性做出不公正的评判。我想为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发声，这就是新达尔文主义的女性主义。
这种女性主义尊重并充分探索了生理知识。女性有权利理解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历史——包括进化史。我们需要女性生理——和激素——本质方面的优质信息。是的，有些人想得过于简单，或者怀有性别歧视，称女性的生理“是老天决定的”。但要说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生理固然重要，但社会环境（以及做反省和做决策的部门）一样重要。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与那些持简单论调的人抗争。我们要纠正他们。我们要说：是的，女性和男性的行为都有生理基础。弄清楚总好过不求甚解，你说呢？
我还认为，我们对女性激素分泌的起源和机制了解得越多，就能越好地调节激素（也可以选择任其自然）。这是本书想要传达的关键信息（第七章和第八章会特别提到这一点）。
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我的学生，尤其是大一时来听我的所谓“性系列”课程的学生。这是一门关于性和性别的跨学科课程，是我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优秀讲师共同开设的。这门课吸引了很多女学生，很多非典型性别的学生也因为我们称作“自我探索”的研究而前来听课。我想让他们知道，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做科研，就算他们跟素材图片里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通常是男性）的外表或举止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学期结束时，我们同所有教授以及研究生导师一起举办了一场圆桌会。大家畅所欲言，探讨了相关研究，而我们先问了学生们的想法。我们提的问题像是这样的：“我们是否应该强行保持性别平衡，好让学物理的男女学生数量相等？”（学生们的回答几乎总是否定的。他们想要有选择，而不想被强迫。）
最近几年，我总会在这样的讨论中讲一个故事。刚读研时，我发现，我的女性化特质与传统科学家形象有冲突，有损我在科学方面的可信度。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弱化我的女性化外表：不化妆，穿牛仔裤、卫衣和运动鞋，洗完澡后就让头发披下来。我想得到重视和认可。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自己像是披着一层劣质的伪装，显得非常假。就像我对学生们说的，后来，“有一天我说道：‘去他的！’我要做真实的自己，还原本来的样子，如果因为我是个搞科研的女人，我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那我也做得到”。我不愿意拘囿于受人误导的典型女性形象中。
我希望本书可以让大家看到，女性不应该被一种受激素左右的错误印象约束。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应该收回“受激素左右”这一概念——毕竟，我们确实如此——并且要颂扬它，因为我们的激素可以带给我们快乐，指导我们生活，让我们更有智慧。
[1] Gloria Steinem,“If Men Could Menstruate,”in Outrageous Acts and Everyday Rebellions (New York: NAL, 1986), posted by Sally Kohn, http://ww3.haverford.edu/psychology/ddavis/p109g/steinem.menstruate.html.
[2] 保罗·纽曼，美国男演员、导演，代表作《骗中骗》《金钱本色》。——译者注
[3] 倚绳战术是拳王阿里的绝招之一。他靠在拳击场地的围绳上任由对手攻击，但不会跌倒或掉下去。利用这样的方法，阿里消耗了对手的体力，并让对手放松警惕，从而在之后的回合中打败对手。——译者注
[4] 约翰·韦恩，美国男演员，以饰演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闻名。——译者注
[5] 乔·纳玛什，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