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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见微知著的方法了解自己。
——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医学界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获知这种疾病。人类在寻求“治愈”的过程中也奋斗了3000多年。
——《财富》杂志，1937年3月
现在该轮到癌症这种疾病破门而入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Illness as Metaphor ）
由于各种隐喻中涉及癌症的描述并不多见，因此我们倾向于将癌症当作一种“现代”疾病。而这种源自细胞恶性增生的疾病最终会坠入失控的深渊。按照现代生物学理论，我们可以把细胞想象成某种分子机器。一旦癌细胞接受启动指令就会持续生长，并且将转化为坚不可摧的自动机。
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癌症已经成为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公敌，当然这也让我们想起曾经于19世纪肆虐全球的结核病。桑塔格为此特别指出，这两种疾病都可以用“龌龊”来形容，这个词具有“不祥、可恶以及讨厌”的意思。癌症与结核病不仅会使患者的生命消耗殆尽，同时它们带来的“濒死”感觉要比“死亡”结局更令人恐惧。
虽然癌症与结核病具有上述相似之处，但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结核病却被赋予了某种神秘色彩。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甚至对结核病的症状（反复发热、迁延不愈、呼吸困难以及精神异常）产生了某种病态的崇拜。当时曾经有许多文人罹患此病。约翰·济慈临终前就住在罗马城的某处陋室内，从这里他可以俯瞰远处西班牙广场的阶梯。
沉迷于浪漫主义的拜伦幻想着死于结核病会打动其情人。1852年，美国作家梭罗写道：“死亡与疾病竟然如此美丽，它们就像……结核病患者脸颊上浮现的潮红。”
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在小说《魔山》（
The Magic Mountain
）中这样描述道，这种“潮红”源自结核病患者体内创造力的激情释放，而此类饱含净化、启迪以及宣泄作用的力量恰好凝聚成那个时代的精华。
相比结核病，癌症这种疾病更具现代意义。癌细胞就像某个阴险狡诈的利己主义者。外科医生兼作家舍温·努兰（Sherwin Nuland）认为：“我们根本无法用正常思维来理解癌症的恶性行为。”
“转移”（metastasis）这个词通常被用来描述癌症从原发部位迁移到其他部位，其中meta（变化）与stasis（静止）这对神奇的组合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动而若静”。当然转移不仅刻画出癌症变幻莫测的属性，它也反映了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如果说结核病通过病理性侵蚀（结核杆菌逐渐使肺组织形成空洞）夺去患者的生命，那么癌症的死因可以归咎为细胞过度增生令机体窒息，而这种病理性累积只是此类消耗性疾病的不同表现形式罢了。癌症是一种具有霸权主义属性的疾病，它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正常组织，形成各种病灶，并且能够把某个器官作为“跳板”伺机向远处转移。除此之外，癌症始终在绞尽脑汁改头换面，它不仅在向机体大举进攻时无恶不作，还在对抗治疗时施展阴谋诡计蒙混过关，似乎癌症正在给人类传授生存技巧。癌症可以被视为与人类平行的物种，或许这种疾病比人类更适合生存。
由于癌症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演绎，因此它也化身为某种穷凶极恶的现代幽灵。其实癌细胞就是由正常细胞变异而来的。之所以癌症可以成为横行霸道的侵略者与殖民者，部分原因在于它利用了人类物种或生物体正常进化过程中的某些特性。
癌细胞不仅分裂方式与正常细胞相同，而且也会遵循生物学的基本规律：由一个母细胞分裂成两个子细胞。虽然细胞分裂在正常组织中会受到严格调控（细胞生长或停滞分别由不同的信号控制），但是恶性细胞在肿瘤组织中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受控制。众所周知，“克隆”这个术语被生物学家用来描述那些具有共同遗传祖先的细胞，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癌症就是一种克隆性疾病。几乎所有已知的恶性肿瘤均来源于自身的某个祖先细胞，它一旦获得了无限分裂与永久生存的能力，就可以永无止境地产生子代细胞（就像菲尔绍在细胞学说中提到的那样，“一切细胞来源于细胞”）。
然而癌症不仅属于克隆性疾病，它更是某种克隆性进化疾病。如果癌细胞在生长过程中没有发生进化，那么它们就不会被赋予强大的侵袭、生存和转移能力。每代癌细胞都会产生少量与母细胞遗传物质不同的变异细胞。当化疗药物或免疫系统向癌细胞发起进攻时，突变克隆将在防守反击中继续扩增，最终实现癌细胞的适者生存。这种循环往复的突变、选择与增殖会产生越来越多适应生存与生长的癌细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突变还会加速诱导产生其他突变，遗传不稳定性也将不遗余力地为产生变异克隆推波助澜。综上所述，癌症进化的基本逻辑与其他任何疾病完全不同。如果将人类物种作为达尔文选择的终极产物，那么这种潜伏在人体内部的疾病也将与我们结伴同行。
尽管此类文学修辞可以令人浮想联翩，但是我们在面对癌症时还是要谨言慎行。落笔之时，我曾经打算将癌症的“历史”作为主线。然而随着思路展开，我却感到自己仿佛已经将癌症作为人类的化身。因此我也开始将还原此类疾病的真实面目作为重点。本书并非只是一部记载疾病的历史，它更像是反映我个人心路历程的传记文学。
※※※
其实我在重新开始构思的时候也遇到了所有传记作家都会遇到的问题：癌症到底源自“何方”？癌症的历史有多长？是谁率先将癌症作为疾病记录在案的？
埃德温·史密斯（Edwin Smith）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既是学者也是商人，不仅擅长制作古董赝品，还是位自学成才的埃及考古学家。1862年，他从埃及卢克索（Luxor）的一位古董商手里购买了（也有人说是偷了）一卷15英尺长的埃及纸莎草纸（papyrus，也称“纸草书”）。
这卷破碎泛黄的纸莎草纸上写满了潦草的古埃及文字。该卷本目前被认为完成于公元前17世纪，其内容源自某部公元前2500年的手稿。这位抄写者（当然也可能是手忙脚乱的“剽窃者”）不仅字迹潦草，并且漏洞百出，经常在纸莎草纸的边缘用红墨水进行订正。
1930年，史密斯纸莎草纸被翻译成英文。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其记载了伊姆霍特普的教诲。这位伟大的古埃及医学奠基人生活在公元前2625年左右。考古学家发现，伊姆霍特普不仅是古埃及旧王朝时代少数几位平民出身的重臣之一，还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埃及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此外，身为左塞（Djozer）法老的宰相，伊姆霍特普的成就还涉及神经外科、建筑学、占星术以及天文学。即便是在希腊人征服埃及之后，他们也将伊姆霍特普这位旷世奇才当作神祇来供奉，并且将其神化为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
然而史密斯纸莎草纸的与众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其内容摆脱了神鬼传奇的桎梏。在那个由巫术、咒语以及魔法统治的时代，伊姆霍特普在描述骨折与脊椎脱位时用词客观公正，仿佛他正在撰写一部现代外科学教科书。史密斯纸莎草纸由48个病例组成，其内容涵盖了手部骨折、皮肤脓肿以及颅骨碎裂等。彼时伊姆霍特普已经将这些曾经的灵异现象上升至疾病范畴，并且从解剖、诊断、预后与总结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正是由于这位古埃及名医为后人照亮了前进方向，癌症才首次作为某种独立的疾病展现在世人面前。伊姆霍特普对第45个病例
提出了以下建议：“如果你发现（某位）患者胸部隆起性肿物的界限已经超出了其乳房本身的范围；如果你的手掌在触及患侧乳房时感到其温度低于周围组织，同时在检查肿物的过程中没有感到任何皮肤温度升高的迹象；如果这个肿物质地光滑，不含任何液体，也没有分泌物，触诊时非常明显，那么你应该这样对他解释：‘上述隆起性肿物就是问题所在……该肿物可以使乳房增大、水肿、变硬；仿佛摸到了一团亚麻布料，或是又冷又硬的生血果（hemat fruit）。’”
尽管伊姆霍特普并没有将这种隆起性肿物（质地又冷又硬、致密如生血果、皮下潜伏蔓延）定性为乳腺癌，但是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如此贴切的描述了。史密斯纸莎草纸中每个病例都会附有简明扼要的治疗方案，即使是姑息治疗也不例外，例如通过外耳道向神经外科患者灌注牛奶，以膏药或者油膏外敷伤口或者烧灼创面。然而伊姆霍特普在面对上述病例时却陷入了莫名的沉默。他在“治疗”部分中只写了简短的一句话：“无可救药。”
当人们被迫接受了这种尴尬的现实之后，癌症这种疾病似乎就此从古代医学史中销声匿迹。与此同时，传染病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横行无忌，并且在传说与史料中留下了神秘的足迹。公元前1715年，一场凶猛的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在席卷了港口城市阿瓦里斯（Avaris）后导致人口大量死亡。
公元前12世纪，埃及多地出现的天花疫情让拉美西斯五世（Ramses V）的脸也留下了麻子
。此外，肆虐于印度河流域的结核病与洪水一样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点。
但是如果癌症就隐身于这些大规模流行病的暴发间期，那么它必定是躲在某个角落里韬光养晦，因为我们在医学或其他文献中都无法找到其确切踪迹。
※※※
当我们再次获知癌症的消息时，距离伊姆霍特普生活的年代已经有2000多年了，而这种疾病的踪迹依然隐匿于耻辱的沉默中。公元前440年左右，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记载了阿托莎的故事。
据他描述，这位波斯王后突然患上了某种罕见疾病。阿托莎不仅是居鲁士的女儿，也是大流士的妻子。大流士继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残暴统治风格，将帝国疆土扩张到从地中海吕底亚到波斯湾巴比伦的广大地区。阿托莎王后在位期间，她发现自己乳房上有一处肿块破溃出血，其病因可能是恶性度很高的炎性乳腺癌（在炎性乳腺癌中，恶性细胞侵犯乳房淋巴腺会导致皮肤出现红肿）。
其实只要阿托莎一声号令，那么从巴比伦到希腊的名医就会蜂拥入宫侍候于病榻左右。然而与之相反的是，她却甘愿将自己置于顾影自怜的境地。阿托莎把身体裹在被单里，似乎想摆脱尘世的烦恼。尽管大流士的御医们试图说服她接受治疗，但是他们几经努力后都无功而返。最后，阿托莎同意由一位名叫德摩西迪斯（Democedes）的希腊奴隶为她切除肿瘤。
手术后不久，阿托莎就从希罗多德的记述中神秘地消失了。对他来说，阿托莎的故事只不过是这部史学巨著中的一个小插曲。尽管我们不知道肿瘤是否复发，或者阿托莎的死亡原因与时间，但是这次手术至少暂时取得了成功。波斯王后在历经这场劫难后对德摩西迪斯感激不尽，同时摆脱病痛也使她重燃领土扩张的野心。当时大流士一直在计划征服波斯帝国东部边境的邻国斯基泰（Scythia）。由于德摩西迪斯渴望回到故乡希腊，因此他鼓动阿托莎说服大流士向西进攻希腊。从此以后，波斯帝国的战略方向就从东进调整为西拓，而随后发生的希波战争也成为西方早期文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是阿托莎身上的肿瘤引燃了战火。即便癌症这种疾病在岁月长河里深藏不露，可它还是在古代历史中留下了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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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罗多德与伊姆霍特普只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其作品与历史上的其他同类故事一样，也难免会有瑕疵与矛盾之处。他们在文字中描述的“癌症”可能是真实的肿瘤，但也可能只是对于脓肿、溃疡、疣或痣等疾病的笼统概括。凡是那些在历史上被确诊为癌症的病例，多少都可以从保存至今的恶性组织中发现证据。如果想要亲身去体验这种古老疾病的神秘，并且近距离地了解癌症的前世今生，那么就让我们来到遥远的秘鲁南部平原，在漫天风沙的陪伴下探访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墓。
这片平原就位于狭长的阿塔卡马（Atacama）沙漠的北缘。由于安第斯山脉（从秘鲁南部延伸到智利）的屏障作用使这里处于背风面，因此绵延近600英里的阿塔卡马沙漠气候异常干燥。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的作用下，阿塔卡马沙漠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就没下过雨。虽然很难想象人类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但是他们在历史上确实有据可查。平原上散布着数以百计的墓穴（在黏土层开挖的狭小浅坑），其表面被排列整齐的岩石覆盖。几个世纪以来，野狗、风暴与盗墓贼不仅让这些浅埋的墓穴重现天日，同时也为我们寻找癌症的足迹提供了证据。
墓穴中埋藏有科里巴亚（Chiribaya）部落成员的木乃伊。尽管科里巴亚人并未给死者做过任何防腐处理，但是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却很适合令其遗骸木乃伊化。黏土会从尸体下面将水分与液体吸干，热风则从上面将组织吹干。科里巴亚人通常会将尸体以坐姿摆放，这样逝者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永生。
1990年，一座包含有大约140具木乃伊的大型墓穴引起了阿瑟·奥夫德海德（Arthur Aufderheide）的注意。奥夫德海德不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还是明尼苏达大学德卢斯（Duluth）分校的古病理学（以古代标本为研究对象）教授。由于其尸检对象是在考古现场发现的木乃伊，因此他与研究近期死亡患者的法伯截然不同。奥夫德海德将这些装有人体标本的小型无菌奶罐储存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实验室（拱顶结构的地下室）。其藏品中包含有大约5000块人体组织、大量活检标本以及数百具支离破碎的骨骼。
奥夫德海德在科里巴亚墓穴所在地搭建起临时解剖台，然后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为140具木乃伊进行尸检，最终在其中一具遗骸上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
这具木乃伊（3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出土于一座浅埋的黏土墓穴，她被发现的时候还保持着盘腿打坐的姿态。当奥夫德海德为她做检查的时候，其手指在木乃伊的左上肢触到了一个坚硬的“球形肿物”。这具保存完好的木乃伊皮肤纤薄脆弱，因此这个内部充满骨针的肿块显得格外醒目。毫无疑问，我们根据上述表现就可以将其确诊为骨肉瘤（恶性骨肿瘤），而它已经在这具木乃伊体内历经了千年的沧桑。奥夫德海德推测，该肿瘤在这位女性生前就已经穿破皮肤。由于即便是体积较小的骨肿瘤也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痛苦，因此他认为该女子曾经遭受的折磨令其痛不欲生。
奥夫德海德并非是唯一在木乃伊标本中发现癌症踪迹的古病理学家。（由于骨肿瘤会形成坚硬的钙化组织，因此最有可能历经千年而状态如初。）他曾说：“木乃伊中发现的许多其他类型的肿瘤均源自这些保存完好的恶性组织。目前最古老（公元400年前后）的病例（腹部肿瘤）见于一具出土于埃及达赫莱的木乃伊。”然而古病理学家在其他病例中并未发现具体的肿瘤标本，他们只是在木乃伊体内找到了肿瘤曾经生长过的痕迹。例如，某些木乃伊的颅骨或肱骨上密布的微孔可能来自皮肤癌或乳腺癌转移。1914年，考古学家们在亚历山大地下陵墓中发现的一具埃及木乃伊（2000年前）体内存在肿瘤侵犯骨盆的迹象。
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不仅曾发掘出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人类骨骼化石，而且还在附近的某处遗址发现了一块200万年前的下颌骨，上面带有非洲东南部地方性淋巴瘤的痕迹（但是该肿瘤的来源从未得到病理学证实）。
如果上述发现能够作为恶性肿瘤存在的证据，那么癌症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现代”疾病，它应该是我们在人类标本中见过的最古老的疾病之一，当然癌症也可能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伴随人类最为长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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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癌症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并非历史悠久，而是它在岁月磨砺中完全难觅踪迹。当我就此话题请教奥夫德海德教授时，他笑着对我说道：“癌症的早期历史几乎无人知晓。”
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于偏头疼已经有所了解，古埃及的著作中也有描述癫痫的词语。此外，《圣经·利未记》中提到的tsara'at是一种类似于麻风的疾病。
阿育吠陀是印度的传统医学，其中不仅有描述水肿的术语，还有一位专司天花的女神。人们已经掌握了结核病这种白色瘟疫的特点，并且根据其临床症状创造了相应的名词，而这就像是因纽特人对结冰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称谓一样。但即便是常见的乳腺癌、肺癌以及前列腺癌等也在历史文献中明显缺位。除了个别特例之外，我们在波澜壮阔的医学史中甚至找不到关于癌症的专著或是专司癌症的神灵。
其实这种缺位可能有以下原因。癌症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其发病率有时会随年龄增长呈指数上升。
例如，30岁女性罹患乳腺癌的概率是1/400，而这个数字在70岁的女性中会上升至1/9。在远古社会中，由于人们长期遭受结核、水肿、霍乱、天花、麻风、鼠疫或肺炎等疾病的威胁，因此他们还没来得及罹患癌症就已经死于非命。即便当时有人注意到了癌症的存在，但它还是被其他众多疾病淹没。其实癌症的出现是一种双重否定的产物：只有当所有其他人类杀手被消灭之后，癌症才能堂而皇之地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的医生经常将癌症发生与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繁杂无序的现代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诱导机体出现病理性增长。虽然这种联系貌似合理，但是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文明不会导致癌症发生，它只是在延长人类寿命的同时揭露了癌症的本质。
尽管长寿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成为导致癌症流行的最重要因素，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它可能并非唯一的缘由。自20世纪以来，人类在癌症早期诊断以及死因精确分类上取得了长足进展。而在19世纪50年代，白血病患儿的死因通常被归结为脓肿或感染（或者按照贝内特的“血液化脓”理论来解释）。如今，手术、活检与尸检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诊断癌症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引入乳房摄影术貌似会导致乳腺癌发病率激增，其实这只是X射线帮助人们实现肿瘤早期诊断的结果。
当然现代生活结构发生巨变也会影响到癌症谱的组成，其中一些癌症的发病率将上升，而另外一些癌症的发病率会下降。例如直到19世纪末期，胃癌的发病率在某些人群中居高不下，可能是某些致癌物（酸洗剂和防腐剂）与细菌感染（地方病和传染病）相互促进的结果。不过胃癌发病率似乎随着现代制冷技术的应用（也可能是公共卫生条件改善减少了地方病感染的发生率）出现了下降。相比之下，由于20世纪早期吸烟人数增多，男性肺癌发病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急剧上升。女性群体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吸烟，目前其肺癌发病率尚未达到高峰。
研究发现，这些人口学与流行病学变化对于疾病谱产生了巨大影响。1900年，罗斯韦尔·帕克曾经指出，结核病是当前美国社会最常见的死因。紧随其后的是肺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著名医学家威廉·奥斯勒称其为“死刑队长”
），然后是腹泻与胃肠炎，而癌症只能排在第七位
。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癌症已经在死因排行榜上攀升至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病。
与此同时，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约26岁。
其中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当然这也是大部分癌症开始发病的年龄。
尽管我们目前发现的古代癌症病例十分罕见，但是上述女性木乃伊身上的骨肿瘤令人印象深刻。想必她在生前也希望了解产生剧烈疼痛以及形成上肢肿物的原因。只要我们看到此类肿瘤就难免浮想联翩，而人类即将与这个尚在襁褓中的恶魔狭路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