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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开明的、为人类精神解除枷锁的并且恰恰通过思维中的这种自由而能够造成更为心甘情愿地服从的政府，如今允许发行眼下这几个印张，它们也要同时为作者所利用的自由承担责任，即关于在事物的这种变迁中涉及他本人的事情，首先作出一番简短的历史叙述。
国王弗里德里希 · 威廉二世 是一位勇敢的、正直的、仁慈的和——且不说某些气质特征——绝对优秀的主人，他也认识我本人，时不时地也使他的恩典惠及我。有一位神职人员，后来被擢升为宗教事务部大臣 [1] ，公正地讲人们有理由加给他的也不是别的意图，而是建立在内在信念之上的善良意图。由于他的鼓动，国王在1788年颁发了一道 宗教敕令 ，不久之后颁发了一道非常限制一般而言的写作，因而也捎带着使上一道敕令更为严厉的书报审查敕令。人们不能否认：先行于后来发生的那种爆发的某些兆头，必定使得政府认识到在那个专业作出一种改革的必要性；这是沿着未来公共民众导师的学术讲授的平静道路就可以达到的，因为这些人作为年轻的神职人员，是以这样的口气来给自己的说教讲章定调的：谁爱开玩笑，就不能通过 这样的 导师得到教诲。
就在宗教敕令无论对于本国的还是对于外国的作家都有强烈的影响期间，我的题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论著也发表了 [2] ，而且由于为了不被指控有任何不正当途径，我把我的名字置于我的所有作品之前，所以在1794年我就收到了如下的国王批示；关于这道批示，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我只是让我最信赖的朋友 [3] 知道过它的存在，所以它也是现在刚刚公之于众的。
蒙上帝之恩 ，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 威廉 ……
首先致以我们的友好问候。尊敬的和博学的人，亲爱的忠实朋友！我们的至尊很久以来就已经怀着很大不满注视着：您是怎样滥用您的哲学来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和基本的学说的；您是怎样尤其在您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此外在其他短篇论文中做这件事的。我们曾期待您有更好的著作，因为你必定明白，您的所作所为是怎样不负责任地违背了您作为青年导师的义务，怎样违背了您清楚知道的我们国君的意图。我们要求您尽早作出最认真的辩解，并且期望您，为了避免失去最高的恩宠，今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而毋宁说要根据您的义务，把您的威望和才能用于越来越多地实现我们国君的意向；否则，如果继续执拗，您肯定将准备着接受令人不快的处置。
友好地祝您蒙恩
柏林，1794年10月1日
受国王陛下极仁慈之特命
韦尔讷
外件——致我们尊敬的和博学的教授，也是亲爱的和忠实的康德
普鲁士
哥尼斯贝格
送交日1794年10月12日
对此，我这方面作出了如下极为恭顺的答复。
极为仁慈的……
至尊的国王陛下，您于今年10月1日向我发出并于同月12日送达我的命令使我承担了以下谦卑的义务： 第一 ，“由于我尤其是在我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和其他短篇论文中滥用自己的哲学，歪曲并贬低了《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和基本的学说，由于这样一来就落到我头上的罪过，即逾越一个青年导师的义务和违背我很清楚的国君的最高意图，所以，我必须作出最认真的辩解”。 第二 ，我“以后不得重犯这样的错误”。——就这两项而言，我一定在如下的解释中向国王陛下为我的极为恭顺的服从提供证明。
就 第一项 ，亦即对我提出的指控，我的最认真的辩解如下：
我 作为青年导师 ，也就是说，如我所理解的那样，在学术讲演中从未掺入，也不可能掺入对《圣经》和基督教的评判。这一点，被我当做基础的 鲍姆嘉登 的几本手册就已经可以证明，惟有它们才会与这样一种演讲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些手册中，根本不包含，而且作为纯然哲学也不可能包含《圣经》和基督教的题目；但是，逾越一门有计划的科学的界限或者让这些界限彼此交叉的错误，是极少能够责难于我的，我在任何时候都抨击它并让人警惕它。
我也绝没有 作为民众导师 在作品中，尤其是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违背至高的、我所知道的国君意图，也就是说，绝没有损害公共的 国家宗教 ；这一点，由以下情况就可以看出来：那本书根本不适宜于做这件事，毋宁说提供出来的是一本对于公众来说不可理解的、难以接近的书，它只是专业学者们之间的一种商榷，民众对它毫不在意；但就这种商榷而言，各学科本身依然有自由根据自己的最佳知识和良知公开地作出评判，而且只有被任命的民众导师（在学校里和在布道坛上）才受那些商榷为国家政权批准其公开讲授的结果的约束，确切地说是因为，国家政权也不是 自己 想出来其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是只有沿着这样的道路，亦即沿着由有资格的学科（神学学科和哲学学科）进行审查和纠正的道路才能接受这种信仰，因而国家政权有理由不仅允许这些学科，而且也要求它们通过自己的作品，使政府认识到这些学科认为对一种公共的国家宗教有益的东西。
在上述的这本书里，由于它根本不包含对基督教的任何 评价 ，所以也不能说我犯了 贬低 基督教的罪过，因为真正说来这本书只包含对自然宗教的评价。只有为了证实宗教的某些纯粹的理性学说而引用若干《圣经》段落，才可能为这种误解提供了诱因。但是，在自己的哲学道德中正是如此行事的已故的 米夏埃利斯 [4] ，在这方面却已经表明，他被认为由此既没有把某种《圣经》的东西引入哲学，也没有从《圣经》中引出某种哲学的东西，而是仅仅通过与他人（也许是诗人和演说家）的判断的真正的或者想当然的一致，来说明和证实他自己的理性命题。——但是，即便理性在这里如此说话，就好像它独自就是充分的，因而启示学说是多余的（如果客观地如此理解，这确实必定会被视为对基督教的贬低），那也无非是对它本身的评价的表述；不是按照它的能力，是按照它规定要做的事情，如果仅仅从它就产生出构成一种宗教的本质的那些信仰学说的 普遍性 、 统一性和必然性 ，这种本质就在于道德实践的东西（即我们 应当 做的事情），相反，我们根据历史的证据有理由信仰的东西（因为在这里不适用任何 应当 ），亦即启示，则被视为就自身而言偶然的信仰学说，被视为本质之外的，但并不因此就被视为不必要的和多余的；因为启示可用来弥补纯粹理性信仰自己并不否认的 理论 缺陷，例如在恶的起源、从恶到善的转变、人处在后一种状态之中的确定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而且作为一种理性需要的满足，有助于根据时代条件和人的不同或多或少地对此作出贡献。
此外，我还通过上述那本书中的解释对基督教中的《圣经》信仰学说表现了我的崇高敬意，在书中《圣经》被我赞美为进行公共宗教训导的现有最佳向导，适宜于建立和维护一个永垂千古的、真正改善灵魂的国家宗教，因而就连针对在学校里或者布道坛上或者民众读本中进行这种训导的理论的、包含奥秘的学说的那种苛求（因为在各学科中必须允许这样做），即激起对它们的异议和怀疑，也受到我的谴责，被我宣布为胡闹；但这还不是对基督教的最大敬意的表现。这里所举出的基督教与最纯粹的道德理性信仰的一致，才是基督教的最佳的和最持久的颂词，因为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不是由于历史的博学，如此经常蜕化的基督教才一再得以重建，此外在遇到即便将来也不可避免的类似命运时，惟有这样才能够得以重建。
最后，我在任何时候都并且主要地向其他奉行信仰者提倡认真的诚挚，不要再在这方面作出预先规定，并且当做信条强加给别人，除非他们自己确信，同样，我也在撰写我的作品时，任何时候都想象我本人心中的这位裁判者就站在我的身旁，以便不仅远离任何败坏灵魂的错误，而且甚至远离表述上的任何激起反感的不谨慎；因为我现在也已经71岁，在这个年龄很容易想起：我很可能不久就必须到那知人心的世界裁判者面前去为这一切作解释了，我也就能够坦率地呈交由于我的学说而要求我作出的现在这个辩解了，它是我完全 认真 地撰写的。
至于第二项 ，即我以后不得再犯这样的（被指控的）歪曲和贬低基督教的罪过，哪怕为了回避丝毫的嫌疑，我认为最保险的就是作为 国王陛下您最忠实的臣民 [5] ，借此郑重宣布：我今后将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的公开陈述，无论是有关自然宗教，还是有关启示宗教，无论是在讲演中，还是在著述中。
不胜恭顺之至，顿首……
持续地推进到一种越来越远离理性的信仰，其进一步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神职人员职位候选人的考试被委托给 信仰委员会 ，为其提供根据的是依据虔敬派格式的一个schema Examinationis［考试大纲］，它使有良知的神学候选人成群结队地对神职人员职位退避三舍，并使法学学科人满为患；这是一种哪怕是偶尔附带有好处的迁移。——要对这个委员会的精神给出一个概念，那就是：根据一种必须先行于蒙恩的忏悔的要求，还需要一种更深的悔恨的 哀恸 （maeror animi［心灵的哀恸］），对这种哀恸又问，人是否也能够自己作出这种哀恸。回答是：Quod negandum ac pernegandum［这应予否定和断然否定］，充满悔恨的罪人必须特别地向上天祈求这种悔恨。——于是显而易见，那还必须（为其逾越）祈求悔恨的人，并非真的对其行为感到懊悔；这看起来的自相矛盾，正如关于祈祷说，它如果应当是可听到的，就必须是在信仰中作出的。因为如果祈祷者有信仰，他就不需要为此而祈求：但如果他没有信仰，他的祈求就不可能是可听到的。
这种捣乱从现在起已得到控制。因为最近，不仅对于一般共同体（对它来说宗教是国家最重要的需求）的公民福祉，而且特别是对于科学的利益（借助一个被任命来促进这种利益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来说，发生了一件幸事，即一个睿智的政府选中了一位开明的政治家 [6] ，他不是由于对科学的一个特殊专业（神学）的片面偏爱，而是鉴于整个教师阶层的广泛利益，而具备促进这一使命的才能和意志，并将针对蒙昧主义者的一切新进犯来保障科学领域里的文化进步。
※ ※ ※
这里在《学科之争》这个总标题下出版的，是我怀着不同的意图，也是在不同的时间里撰写的三篇文章，但它们仍然具有被结合在一部著作中所需要的那种系统的统一性，我是后来才觉察到，它们作为 低等 学科与三个 高等 学科的争执，（为了避免分散）可以很得体地放在同一本书中。
[1] 指韦尔讷（Wöllner）。——科学院版编者注
[2] 这个题名是有意这样安排的，为的是人们不把那篇论文解释为：好像它指的是出自纯然理性（没有启示）的宗教似的；那样的话就有太多的僭妄了：因为宗教的学说毕竟有可能出自受到超自然感动的人们；相反，我在这里只想在一种联系中介绍在被相信是启示而来的宗教的文本中，亦即在《圣经》中 凭借纯然理性也 能够被认识到的东西。
[3] 根据阿图尔·瓦尔达的猜测（《老普鲁士月刊》，第ⅩⅩⅩⅧ卷，90页注），指康德后来的传记作者瓦西安斯基，他与哲学家的关系在1790年就已经开始，自1794年始在雅赫曼走后愈加亲密。——科学院版编者注
[4] 米夏埃利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1717—1791），自1745年始任格廷根神学教授，旧约圣经批判的创立者，从1753年至1770年执掌《格廷根学术通讯》。他的《道德》在他去世后（格廷根，1792）由他的同事施托伊德林——康德的《学科之争》所题献的那位——出版。康德所援引的观点在米夏埃利斯那里只是按照意思，而不是按照字句存在，例如5页：“我在这里不能从《圣经》出发进行任何证明；而且，如果我想援引《圣经》的话，则它必须仅仅是illustrationis causa［以详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就像另一本属人的、法学的、道德的或者历史学的书被引用一样。”——科学院版编者注
[5] 即便是这一表述，我也是精心挑选的，为的是我并非 永远 ，而是仅仅在这位陛下有生之年，放弃我在这种宗教事务上作出判断的自由。
[6] 指的是冯·马佐夫（Eberhard Julius Wilhelm Ernst von Massow，卒于1816年），他在1798年确实成为枢密国务和法务大臣，同时执掌宗教和教育部以及各大学的高等监理会。1797年8月，康德曾向当时的政府首脑、几年前曾赏光走访他并向他表示友好意向的冯·马佐夫写了一封还在手稿中保存下来的信（参见《康德全集》，第Ⅻ卷，187～188［189～190］页），他在其中向冯·马佐夫推荐一个昔日的学生担任什切青的一个空缺的教授席位。——科学院版编者注